——兼議我國產業和貿易的升級
摘要：本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在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下，我國“世界工廠”式的出口擴張使得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較差，表現為其會頻繁地主動尋求工作轉換，且人力資本越高的農民工，主動轉換工作的概率越大。基于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CHIP數據展開的實證分析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對此予以了證實。本文進一步論證得到，農民工過于頻繁地轉換工作，最終將導致我國無法形成足夠規模的高技能產業工人隊伍以支撐和推動產業體系由低端邁向中高端，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為打破這一發展模式下產業體系陷入低端鎖定的機制，本文根據研究結論并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和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出口貿易 產業升級 人力資本 工作轉換 低端鎖定
一、本文研究背景及意義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這一方面推動了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構建了種類完備的產業體系，另一方面還解決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加速了二元經濟轉換的過程。然而，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喪失和國際市場需求的日趨飽和，我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正面臨著動力的轉換，亟需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
但就各國發展的實踐歷程來看，成功完成上述蛻變的經濟體寥寥無幾。具體地，盡管通過加工貿易切入全球分工體系，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幾乎所有后發經濟體所依循的一種戰略路徑，但現實卻是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并未能沿著這條道路最終完成工業化。對此現象，迄今已有許多學者予以了關注和解釋，議及原因包括經濟基礎的薄弱、帝國主義的剝削、價值鏈上游企業的商業阻擊等等。這些因素均是外生的，相比之下，對發展模式自身的內部問題顯得關注不足。畢竟，這些外生因素不是個體所能夠改變的，因而將精力集中于發現和解決發展模式自身的問題，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可能更具現實意義。為此，本文從農民工就業穩定性角度剖析我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自身所存在的問題，并探討其對后續的產業和貿易升級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
農民工不穩定就業一方面弱化了企業針對農民工開展崗位職業培訓的動力，另一方面致使農民工難以通過“干中學”來積累足夠的專用型人力資本。由此所導致的高素質產業工人隊伍建設的滯后和“工匠精神”的缺失，會削弱我國產業和貿易升級所必需的人才基礎。因此，本文重點關注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對農民工就業穩定性的影響，并探討其結論對于我國產業和貿易升級的啟示。
二、主要內容
本文從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下企業決策行為與地方政府決策行為兩方面，總結了出口影響農民工就業穩定性的傳導機制。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待檢驗的兩個研究假說。
假說1：加工貿易主導的出口模式下，城市出口會提高農民工主動進行工作轉換的概率。
假說2：加工貿易主導的出口模式下，城市出口會導致人力資本較高的農民工更加頻繁地主動轉換工作單位。
由上述兩個研究假說，可推導出一套關于產業體系陷入低端鎖定的循環機制。本文接著基于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CHIP數據展開的實證分析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對上述兩個研究假說予以了證實。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的主要結論為：
加工貿易主導的城市出口顯著增大了農民工主動轉換工作的概率，并且其作用超過了農民工年齡、性別、婚姻狀態等個體特征。具體地，在我國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下，“世界工廠”式的出口擴張會使得出口企業擠壓農民工工資以轉移市場競爭對利潤侵蝕的壓力，地方政府為了增加出口、吸引資本以促進經濟增長也選擇犧牲農民工的利益，導致農民工缺乏正式和有效的利益訴求渠道。二者相結合，使得農民工人力資本相對于工作崗位偏高，并且大多只能通過轉換工作的方式進行“用腳投票”。并且，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還導致了農民工大多以臨時工的方式被雇傭，工作轉換成本很低。在估計結果中，上述結論即表現為城市加工貿易出口更顯著且更大程度地惡化了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這一結論在高人力資本農民工群體中體現得更為明顯，表現為城市加工貿易出口異常顯著地增大了人力資本較高農民工主動轉換工作的概率和頻率，這也最終使得高人力資本農民工在城市中反而表現出了更強的工作不穩定性。
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議為：
第一，應進一步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建設權利義務對等的市場交易環境。但在推進勞動力市場化改革時，應避免不當的政策干預給農民工就業穩定性帶來適得其反的作用效果。例如，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外貿企業往往通過提升臨時雇傭和勞動派遣等用工方式的比重，來應對雇傭制度剛化給企業帶來的負面沖擊。這一方面在外貿出口企業中人為形成了內部人和外部人間的待遇差別，擴大了勞動力群體的內部差異，尤其是惡化了以農民工為主的簡單勞動力的就業條件，降低了其就業穩定性；另一方面降低了企業對員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預期，堵塞了農民工提升自身工作技能進而提升收入水平的一條重要渠道。
第二，應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導下，大力推進社會性職業培訓，在提升農民工薪酬議價能力的同時，為我國產業邁向中高端、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本支持。覆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全社會的、大規模有計劃的職業培訓，是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的重要先行條件，目前我國應進一步加大推進力度。
四、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首先，已有較多文獻關注了出口貿易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但既有研究大多偏重于對就業規模的考察，而忽略了出口對農民工在城市內就業質量的影響，從而無法幫助我們對這一問題形成涵括“量”與“質”的全景式認識，尤其是不能與注重質量內涵的產業和貿易升級問題結合起來。
其次，眾多證據表明，從就業穩定性來看，我國農民工未能在城市實現高質量的就業。這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城市工作較短時間后又返回農村；二是在城市之間或某一城市內部不同企業和單位之間的流動。較多文獻對第一種情況已給予了關注，對第二種情況的關注則相對較少。事實上，農民工在城市內部的就業流動要較之城鄉之間更為頻繁，且表現出了愈益突出的不穩定性。
最后，少數文獻討論了農民工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婚姻狀態等個體特征對其流動的影響。這些文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寶貴啟示，但它們也存在如下一些局限：首先，對于農民工個體而言，他們發生工作流動的具體原因多種多樣，但這些個體層面的原因無法構成其整個群體工作流動性過高的原因；其次，勞動關系的確立與結束均涉及雇主和雇員兩方，因而分析農民工頻繁主動更換雇主問題時應當也要考慮到雇主層面的因素，既有研究忽略了這一點，不可避免地將會給問題分析帶來較大的局限性。
作者：邵敏（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貿易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武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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