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17日是我國第3個國家扶貧日。脫貧攻堅機制創新和試驗不斷涌現，如產業扶貧；旅游扶貧；教育扶貧；青年扶貧；文化扶貧·······，“扶貧+”的政策格局基本形成。其中，金融扶貧尤其引人注目，被作為政策‘組合拳’的‘重頭戲’來安排部署。但金融扶貧與人們對金融業的直觀感受有沖突，深刻理解其本質和內涵需要發揮一定的想象力。本文重點有三點：一是信用創設和維護是金融扶貧的基點問題；二是金融扶貧應與農村金融深化改革并舉，在金融扶貧中推動農村金融現代化；三是金融扶貧應與金融教育同步進行，培養貧困地區社會的信用意識、規則意識、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這也將是貧困地區地方金融辦的一項重要職責。本文是對金融扶貧理念和機制的梳理和再認識，希望引起各界對金融扶貧更全面認識的探討和關注。
“金融扶貧”，是脫貧攻堅政策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國務院扶貧辦劉永富提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大舉措和關鍵支撐，黨中央、國務院把它作為政策‘組合拳’的‘重頭戲’來安排部署”。金融扶貧的政策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金融扶貧”理解起來卻不那么順暢，原因在于這一與直觀感覺有所沖突：在大多數人的感覺中，金融是“為有錢人服務的”，“嫌貧愛富”、“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如何能指望其“扶貧”呢？“窮人的銀行家”作為一種理念如何與激烈競爭的金融市場環境相容？與“提高市場機制益貧性”類似，“窮人的銀行家”等概念實際操作中并不那么如直觀上容易理解，需要激發人們的想象力。坦承這種沖突或悖論，比遮遮掩掩地喊口號或生拉硬拽地“拉郎配”要好，正如蒸桑拿時，適時潑幾瓢涼水往往效果更好。
故而，談“金融扶貧”，須要從突破這一概念的感性悖論，理解金融服務脫貧攻堅的本質與機制。我們的政策執行與實踐，往往是從實際情境的沖突或悖論之處生發創新與動力的。要做好金融扶貧，就需要正本清源，不斷加深我們對“金融”、“金融+”、“扶貧”的理解與認識。
一、“金融扶貧”理念的多維視角
“金融扶貧”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眾多部門及主體，從不同的主體去看金融扶貧，自然會形成理解其內涵的多維視角，最終的政策效果正是各主體角力、合作與博弈的結果。其主要推動力主要來自兩個部門：金融部門（包括社會力量形成的準金融、類金融部門）與政府部門。
（一）金融部門視角
金融部門是金融資源的直接供給者，在金融扶貧的供給側發揮著主體作用，主要有三個層面：政治使命；社會責任；發展戰略。
第一，政治責任。這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總體性質所決定的，亦由我國的金融作為準公共物品的市場地位所決定。
第二，社會責任。脫貧攻堅不僅是金融部門的政治責任，更是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并且涵蓋了農村金融體系各個層次的機構。政策性銀行如農發行提出的“新農村建設的銀行”定位，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如中國農業銀行以服務“三農”為己任，并且與上市同步成立“三農”金融事業部，郵儲銀行提出“普惠金融”戰略，將信貸資源大幅向“三農”傾斜，地方商業銀行及農村金融機構自不待言。
第三，未來發展的戰略需要。現階段更應看到，新常態下的脫貧攻堅，不僅是簡單的“扶”，而具有更多的新空間、新動力、新機遇內涵，即“十三五”期間的政策目標要“在協調發展中拓展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在國家定向優惠措施和配套機制不斷完善的情況下，金融更好地支持扶貧開發，就不僅僅是一種社會責任，也是金融機構贏得未來發展戰略空間的必要之舉。過去十多年來，全國農信系統經過體制機制改革，已經成為領域服務“三農”的主力軍，在不少地區的縣域金融領域躍升為行業第一，市場份額甚至占到半壁江山。這種發展狀況正是農村改革發展給農村金融形成新動力、新空間的一種有力證明。
例如，河北省印發的《金融扶貧指導意見》中，開宗明義地點出：“金融機構既把金融扶貧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政治任務，積極完成‘規定動作’，主動做好‘自選動作’，又把開拓農村市場、發展普惠金融作為業務‘藍海’，按市場規律辦事，深耕細作，持續運營，創造效益，體現價值，樹立良好社會形象”。
脫貧攻堅，金融應發揮先行作用
2015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旨演講中指出，“發揮中國制度優勢，構建了政府、社會、市場協同推進的大扶貧格局，形成了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在此前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云表示，“將拓展金融扶貧渠道和方式，鼓勵金融扶貧創新”。這表明，金融扶貧是社會扶貧體系的重要力量。
自2013年底實施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脫貧攻堅以來，部門主導的專項扶貧不斷推出，形成“扶貧+”政策氛圍。諸如“產業扶貧”、“金融扶貧”、“教育扶貧”、“旅游扶貧”、“民企扶貧”、“易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光伏扶貧”、“社會扶貧”、“青年扶貧”等扶貧政策不斷涌現，呈現多元化、多領域、多層次的扶貧格局。“扶貧+”的總體特征是“條”（部門）上力度在不斷加強，“塊”（橫向）上整合仍有待加強，難以形成政策合力。“扶貧+”政策體系到了整合、重組、優化階段，破藩籬，促合力，成為脫貧攻堅的難點問題。那么，哪種力量具有整合優化不同扶貧政策的有利條件呢？顯然，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其作用不可替代。
當前，“融資難”、“融資貴”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最突出問題，這一問題在農村地區和扶貧領域更嚴重。扶貧政策的落地，往往離不開金融的有力支持。提高信貸可及性，強化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貧的攻堅內容。這樣一來，金融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最為關鍵：進則驅動，發揮先行前導作用；退則制動，成為制約因素和推進障礙。正是由于這一特殊地位，金融扶貧在脫貧攻堅中就具有了更強的資源整合和創新驅動能力，承擔更大社會責任亦在情理之中。
農村深化改革與脫貧攻堅雙重因素的疊加，決定了“扶貧+”政策整合、打破條塊壁壘的難度很大。以農村產權改革為例，改革需要農業、國土、財政、發改、司法等多個部門的合作，又涉及確權、登記、頒證、流轉、評估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才能使得產權改革真正實現農村財產的經濟價值和金融權能。此時，金融先行一步，往往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從成都、重慶等地的實踐來看，往往是農村金融改革前置，進而推動農村產權改革不斷深入，金融的主驅動作用明顯。因而，金融扶貧推動“扶貧+”政策之間的整合優化，形成政策合力，不僅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必要之舉，更重要的還在于推進農村深化改革的全局性問題。
2015年10月17日是我國第二個國家扶貧日，也是第23個國際消除貧困日。在今后五年的脫貧攻堅階段，金融扶貧應承擔更積極進取的社會責任，發揮先行前導作用，突破重點難點，推動農村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
（二）政府部門視角
從政府部門來看，金融扶貧主要是運用金融思維、金融工具，調動與配置各類扶貧資源，聚合政策資源，引導和疏通金融資源，解決脫貧攻堅的難點與瓶頸問題。可以說，金融扶貧是在脫貧攻堅領域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一種體現，核心是政策性與市場機制的協調問題。
第一，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是政策性。比如貨幣政策層面，設立扶貧再貸款并實行比支農再貸款更優惠的利率。還有稅收優惠、貼息支持、財政獎補及過橋貸款、融資擔保、風險補償等配套機制，以及傳統配套措施之外的“過橋貸款”等新政策工具，重點還在于確保金融支持的連續性、長期性、穩定性。
第二，金融扶貧的基本政策框架是涵蓋財政、稅收、保險以及證券、基金等現代金融工具在內的大金融體系。
“財政+金融”聯動：財政和金融是加大投入力度的兩個主渠道，缺一不可。財政資金有基礎性的支撐作用，降低金融投入的成本和風險。而財政投入更好地作用，需要金融的信貸資源匹配支持，二者聯動實現杠桿和協同效應。以“金融+財政”聯動機制為依托，搭建政銀合作等基礎性平臺，金融將發揮資源和要素整合的中樞作用，引導資金、土地、人才、技術、管理等各種要素向貧困地區集聚。其中，包括以金融扶貧為核心，推動“產業扶貧”、“文化扶貧”、“旅游扶貧”、“生態扶貧”、“異地搬遷扶貧”等各種“扶貧+”項目之間的整合，進而推動扶貧資金的有效整合。
直接融資（多層次資本市場）：典型的比如證券扶貧，中國證監會9月9日發布的《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為592個貧困縣IPO、新三板掛牌、發行債券、并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貧困地區企業基礎薄弱，不少地區企業上市還處于空白，打通直接融資渠道、參與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與外部市場的更緊密聯系仍然需要付出較多的努力，特別是地方區域性股權市場即通俗所稱的“四板”市場尤為重要。
此外，還包括改變以往大水漫灌、撒胡椒面的資金使用方式，將部分扶貧資金打包、捆綁，組成扶貧開發產業基金，集中力量辦大事。
打通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一二三四”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經過多年努力，資本市場體系涵蓋主板、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和地方性股權交易中心的“一二三四”格局基本確立，承載著貫通直接融資渠道的戰略使命。可以說，防止“脫實入虛”，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仍然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核心命題。
第一，有序“擴容”是增強資本市場開放性和支持實體經濟的基本機制。沒有擴容，則市場主體數量受限，資本市場的運行相對封閉，資金大量入市，股指高漲，容易導致“脫實入虛”問題。2014年以來，IPO開閘、新三板擴容，以及正在進行的注冊制改革，進入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企業主體數量持續增加，意味著實體經濟從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增強，二者之間的通道更加暢通。同時，目前28家區域性或地方性股權交易中心形成的四板市場，為數量眾多的規模更小的中小企業參與資本市場提供了最低門檻。
第二，“一二三四”板塊的有機結合，將促進形成上下貫通的市場體系。一是正在建立的“轉板”制度很關鍵，藉此可以形成靈活暢通的上升渠道，隨著企業發展情況的變化可以在不同層次的資本市場轉換。二是各層次的交易所之間逐步建立了更緊密的股權聯系與合作關系。例如，上交所和深交所均為新三板的股東，而且深交所還參股了北京、大連、齊魯、深圳前海等十幾家地方股權交易中心，上交所也參股了遼寧、浙江、上海等地的股權交易中心。借助股權聯系，上交所、深交所與三板、四板市場的交易所之間的人員、技術、信息、管理、制度等層面的交流合作會增強，也可使得轉板機制更加靈活。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一二三”的持續火爆，當前四板市場的發展則顯得十分落寞，尤其是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四板市場，融資功能差、上市主體不足是普遍問題。因此，準確定位和激活四板的市場功能是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關鍵。
這里應充分重視政府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2015年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400億規模的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特別強調要突出投資重點，可以用參股方式與地方或行業龍頭企業相關基金合作，主要投向新興產業早中期、初創期的創新型企業。顯然，與大產業基金不同，創投引導基金重點在“小”。四板市場恰好為中小企業提供了規范發展的最低門檻，又具有地方性，恰好滿足創投引導基金的需要，二者結合起來有助于發揮協同作用。
綜合來看，借助股市和新三板大發展之東風，進一步壯大四板市場，奏響“一二三四”協奏曲，意義重大。一方面，這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和創業型企業有機會參與進來。另一方面，促進了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為新常態下的經濟引擎提供金融動力。
“保險+金融”：一是通過保險體系構建農村地區的社會安全網，包括農村養老保險、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大病保險、人身意外保險等，提高農村居民的風險抵御能力；二是針對農業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的保險創新，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巨災保險和一般性政策農業保險）和商業性保險，新的創新品種如天氣指數保險、農產品價格保險等；三是和信貸結合的保險創新，如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為信貸的信用風險提供保險支持。保險扶貧是保定阜平金融扶貧政策體系的重點內容。
第三，與以往不同，這階段的金融扶貧尤為注重體系性，多主體、多層次、多渠道、多方式，政策工具籃不斷創新、充實和完善，“組合拳”創新層出不窮。參與主體囊括了農村金融體系從大到小的全部機構類型，包括政策性商業銀行、大型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農信系統（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小貸公司、資金互助社等，還包括京東金融、淘寶等新興力量，以及格萊珉鄉村銀行等外部力量。服務領域多層次，包括重點民生工程、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主導農業產業、重點項目等投融資重要領域，還有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更重要的是貧困群眾的金融服務與金融需求問題。這里面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金融扶貧不僅僅是一個信貸供給問題，更重要的是基礎金融服務進村入戶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居民的金融服務問題，還影響到農村的經濟活力問題，如電商下鄉等。依托互聯網技術的現代支付體系進入農村，實現更深、更廣的基礎金融“村村通”，農村居民才能真正融入到經濟發展的運行體系中。
當然，總體來看，“融資難、融資貴”仍然是金融扶貧所急需解決的基本問題。在農村信用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大部分農戶的金融數據基本為零，更何況貧困農戶。那么，貧困的人群是否應該得到看起來超出其承載力的信貸資源呢？這個問題我們將在第二部分詳細討論。
從扶貧對象（貧困農戶）的視角出發，我們就進入了狹義的金融扶貧范疇，也是推進難度最大的部分。
（三）扶貧對象視角
普惠金融（以及特惠金融）的重點與難點恰恰在于扶貧領域。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市場準入（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準入）等多種政策工具的不斷出臺，以及普惠金融體系的規劃推進（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希望利用涓滴效應，讓一部分金融資源能夠惠顧到廣大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農戶身上。
“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顯示了農村金融的基本現狀，“三農”（特別是普通農戶）很難享受到信貸服務。核心瓶頸就是有效的抵押、擔保品不足（乃至是匱乏），基本障礙是風險問題。
農村缺乏抵押、擔保品是眾所周知的問題。農地、住房、農機及其他生產生活資料和農產品，都不是金融機構所認可的抵押擔保品。最受金融機構歡迎的是公務員或教師（事業編人員）擔保，因為有財政工資做保障，然而農村居民里面多少人有子女或親戚是公務員。盡管如此，依然是最受歡迎的方式。
風險問題，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雙重弱勢疊加，導致金融很難進入“三農”領域，形成了一種悖論觀念：勤勞樸實的農民反而信用不足。農業不僅要面臨自然風險，天災、病蟲災等，還要面對市場風險，價格波動劇烈，產量上去，價格卻暴跌，這些風險因素最終都歸并到了農民的信用問題上。多年調研逐漸發現，農業并非是簡單的經濟學定義上的初級行業，而是一種知識密集型行業，做得好的農民必然對節氣、土壤、種植技術等有著豐富的知識，同時也必然是一個風險管理高手。然而，現代經濟體系中，這種知識很難實現經濟價值，因其與規模經濟和化肥農藥等現代農業技術不匹配。總而言之，多重風險因素形成的風險墻阻隔在農村融資主體和金融機構之間，資金融通難以完成，這也是金融扶貧的基本障礙。
所以，金融扶貧的基本政策手法可以概括為“一推一扶”。推金融機構，包括上述所有的政策工具和優惠措施，湯藥齊下，爭取讓金融機構主動些。然而，金融是一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單純“推”效果效果往往不佳。仍需從另一端發力，也就是“扶”，基本思路仍然在抵押擔保和風險抵御方面。
一是擴大合格抵押擔保品范圍。典型政策就是與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并進的以“三塊地”為核心的農地金融創新試點。目前，已經形成農地金融試點國家隊，即由人民銀行牽頭推動的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232家)與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59家)，由銀監會牽頭推動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15家）。
二是直接從擔保體系入手，設立政策性擔保機構。如扶貧擔保基金、農村產業融資擔保機構、農業信貸擔保機構。特別是去年由財政部、農業部、銀監會聯合印發的《關于財政支持建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的指導意見》，將整合涉農補貼財政資金，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縣、省、中央三級體系的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直接針對農村金融發展的核心瓶頸問題。
三是建立風險保障和補償機制。風險保障機制的主要內容是“保險增信”，如前所述的巨災保險、政策性和商業性農險、農產品價格保險、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等產品和方式，還有為活體畜禽抵押等金融創新提供的保險品種。此外，不少縣區也建立了各類風險補償基金，用于處理風險產生后形成信貸損失的補償問題，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的后顧之憂。
近些年來，農村金融和扶貧領域出現了大量地方試點和創新做法。當然，在地方試驗的過程中，仍然有大量的問題亟待解決，一些創新舉措也有待落到實處。一“推”一“扶”，爭取對癥下藥，解決抵押擔保和風險問題，從而解決農村地區和貧困群眾的信貸供給問題。
前面也提到，不論是抵押擔保問題，還是風險問題，最終均歸集為農民的信用問題。所以，沿著這一思路繼續往上思考，金融扶貧的核心命題在于如何解決貧困群體的信用能力不足問題。這是接下來一部分集中探討的問題。
二、“金融扶貧”的核心：信用
現代經濟中，信用既是一種品德、品質、品格，更是一種經濟能力、資源、權利。去年，國內翻譯了一本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的著作《人類簡史》，影響很大。其中，關于現代經濟的論述對我們思考金融扶貧很有啟發意義。作者用兩幅圖解釋了前現代經濟和現代經濟的核心區別。
前現代經濟情境中，希望開面包店的創業者沒有錢，就沒有承包商；沒有承包商，就沒有面包店；沒有面包店，就沒有面包；沒有面包，就沒有錢······如此一來，創業者就陷入了“因為沒有，所以沒有”的邏輯循環，什么也不會發生，從而什么也不會改變。這正應了貧困經濟學里的經典解釋：“為什么貧窮，因為貧窮”。
現代經濟中，借助“信用”得以打開這“沒有”的死循環，創業者憑借信用支付給承包商，從而產生面包店、面包、錢、信用的奇妙循環。簡言之，打開“無中生有”之門的奇妙鑰匙就是金融信用。
從這個角度我們再來看金融扶貧，理解起來就更加容易，“扶”一把的關鍵之處在于信用，這是撬動扶貧開發全部努力的杠桿支點，抵押擔保、風險保障和補償機制及其他政策工具則在于強化和優化杠桿。
由是觀之，我們就更加理解了現代經濟中貧困群體信用能力不足的深遠影響。因為信用能力而被排除在金融體系之外，從而也難以享受到現代經濟發展成果，離開金融扶貧，這愈發凸顯了金融扶貧的重要性。因此，從短期看，信用創設是基本問題，借助“政府增信”扶一把，讓更多人群可以享受到金融信用，但從長期看，貧困者自身的主體性信用才是金融扶貧的根本目標指向，才是脫貧攻堅取得可持續性效果的最終保障。這是我們今日在中國搞金融扶貧不可不察的大問題。
從這個角度出發來看，孟加拉的格萊珉模式對我們的金融扶貧思路很有啟發。前一陣習近平總書記訪問孟加拉，并在孟加拉國《每日星報》和《曙光報》發表《讓中孟合作收獲金色果實》的署名文章。我國的交通、電力、能源、通信等高新技術不斷向孟加拉國輸送。而在金融扶貧領域，培養“窮人的銀行家”應成為孟加拉與中國合作交流的一個重要課題。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來，目前孟加拉鄉村銀行已經或正在與平安銀行、京東金融、中和農信等機構開展有關合作。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在自傳《窮人的銀行家》里闡釋了其“為窮人服務”的立行理念，金融信貸是把貧困博物館的主要動力。在他看來，信貸和開發是人權問題，“在現實中，貸款創造能夠迅速轉化為社會能量的經濟能量”，“當貸款機構與銀行制定出一些惠顧特定人群的政策以后，那個階層與社會狀況都會得到改善”，如果“認識到貸款所具有的強大社會經濟能量，貸款確應作為一種人權加以促進”。所以，信貸本質上是一種發展權問題。
而格萊珉的基本操作模式就是讓窮人擺脫缺乏抵押擔保的限制，直接從“窮人的信用”這一根源入手，相信貧困者的自律、自治與自我發展，這是格萊珉模式的基點。所以，在格萊珉銀行，信貸五人小組之間的還貸責任是獨立分割的，彼此之間并不承擔連帶擔保責任，小組成員之間的關系是討論、評議、學習和自我管理。有人將格萊珉五人小組模式與國內五人聯保模式相混淆，恰恰沒有理解到格萊珉模式的精髓和本質。
事實上，國內在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和“三信”（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工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很好的金融創新案例。浙江余姚農村商業銀行就開發了“道德銀行”模式，為具備良好道德表現且有實際需要的常住農戶提供無擔保、免抵押、低利率的信用貸款，解決創業農民的融資需求。其基本理念就是“信用是道德燈塔上的一顆明珠”，通過“道德積分”實現“文明做擔保、誠信做抵押”。此外，余姚農商行還開發了“養老貸”產品，為那些無力承擔補繳養老金的農村貧困戶提供信用貸款，讓其能夠及時參與到更高水平的養老保障體系，從而使更多人享受到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成果。
三、“金融扶貧”的政策工具集
從《關于金融助推脫貧攻堅的實施意見》到《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及各省市地區、各銀行機構出臺的相關文件和創新舉措，金融扶貧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政策工具，初步梳理大概包括五個方面：制度、政策、業態、機制、產品與方式。
四、小結：“金融扶貧”的再認識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希望突破“金融扶貧”的認識局限問題，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金融扶貧的本質和內涵。
第一，“金融扶貧”的基本出發點是讓金融資源向農村地區、向貧困地區流動的問題，它本身要解決金融資源向高處流動的市場慣性，從而是一項政策性工程，難度大、任務重。值得注意的是，對地方而言，金融扶貧的政策應避免“水龍頭”式創新，誤以為只要裝個水龍頭就會有自來水，而要把政策用活、功夫用足，尤其要重點解決源頭、渠道、機制問題。
第二，金融扶貧是與農村金融改革創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末的中央農村扶貧開發會議上特別指出：“要做好金融扶貧這篇文章，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創新步伐”。做好金融扶貧這篇文章，更根本的是要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創新步伐。新型城鎮化試點、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土地確權登記等“三農”領域重要的試點及改革舉措的時間節點均定在2017年。農村金融改革相對滯后，許多地區往往希望其他改革到位后，再推動農村金融改革，這是一般性的邏輯思維。然而，筆者多次闡釋，在多領域、多類型的農村改革中，以農村產權融資創新為核心的農村金融改革，將發揮農村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的金融驅動作用，二者形成良性互動。因此，金融扶貧是貧困地區農村金融資源的一種戰略重構、整合以及現代金融體系的建立、布局與完善問題，這是金融扶貧更高層面的社會責任。
第三，信用乃根本問題。金融扶貧中，“政府增信”和扶貧貸款很容易被視為“唐僧肉”，導致信用風險，有時甚至引起鄉村信用水平倒退，這種情況應引起重視，在政策設計之初就要采取預防措施。又比如，信貸配給成為資產收益扶持制度的重要創新方式，即貧困農戶獲得貸款后，而自己無力利用，就投入到種養大戶或企業中去，獲取分紅收益。這種政策創新的初衷是好的，但要尤其注意相關風險防范措施，更加讓貧困群眾知情、了解相關細則，防止個別人利用群眾金融知識不足，侵害農民利益，特別是要防止出現非法集資等金融案件。因此，金融扶貧應與金融教育同步進行，培養當地群眾的規則意識、參與意識、民主意識，保障金融扶貧運行機制的順暢，依托信用建設引導貧困戶融入現代社會規則，以金融創新助推地方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在金融扶貧工作中，這也將是貧困地區地方金融辦的一項重要職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實驗主義治理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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