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打贏脫貧攻堅戰，離不開金融支持。作為一名金融學者，筆者當然希望金融扶貧有朝一日也能有一種滿滿的獲得感。然而，金融扶貧不僅需要金融機構有一種責任感，更需要其具有一定的戰略定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成功解決了幾億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探索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十三五”時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階段。金融扶貧是以銀行業為主體的金融機構通過對扶貧對象提供產業幫扶融資、支付結算、資產管理、金融科技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戶盡早脫貧致富的金融活動。與財政扶貧不同，金融扶貧的優勢在于資金量大，來源渠道廣，可持續和循環使用，金融部門參與資金使用和監管更有效，能更好地支持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優勢產業和特色產品。特別是在產業扶持上可更好地與扶貧經濟組織相結合，促進扶貧產業的發展，引入注重市場規律的金融貸款機制。而且，通過金融扶貧，使貧困地區和貧困戶能改變等、靠、要的落后觀念，實現扶貧從“輸血型”向“造血型”的轉變。此外，由于政府、金融機構、貧困戶是通過市場聯系在一起的，隨著生產進一步擴大，貧困地區的貧困戶就會主動尋求土地要素的市場配置和扶貧資金的集約使用，一些貧困地區眾多的扶貧龍頭企業就是成功的案例。因此，金融扶貧對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推進的扶貧體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今年以來，隨著“強監管、去杠桿、防風險”的深入，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開始回歸本源，將金融業務的主體投向實體經濟、普惠金融和金融扶貧，這是一種好現象。“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當下需要幫扶的貧困戶，都屬于實體經濟有效組成部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發展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或上市公司，能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而金融原本就是來源于實體經濟服務于實體經濟并從實體經濟中得到豐厚回報的機構，理當在國家精準扶貧大戰略下積極布局，努力開拓金融扶貧模式。目前，也有一些金融機構出現了如下現象，即參與精準扶貧主要是出于自身社會責任感和各級政府下達的硬性扶貧任務要求，以完成任務為目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并不高；一些金融機構看似參與了扶貧，但真正深入鄉村，深入一家一戶扶貧的并不多；還有，在金融扶貧中，還存在著扶貧對象不精準、措施到戶不精準、資金使用不精準、籌措方式單一、扶貧不能持久等問題。這些現象和問題的存在，實際上反映出這些金融機構在金融扶貧上確實還存在著缺乏戰略定力的問題，必須盡快轉變。
國務院去年11月發布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產業發展脫貧、轉移就業脫貧、易地搬遷脫貧、教育培訓扶貧、科學技術扶貧、健康醫療扶貧、生態保護扶貧、提升貧困地區區域發展能力等扶貧、脫貧規劃，而這些規劃項目全都是金融服務所能覆蓋到的，同時也是普惠金融服務的要求。尤其是產業發展，更能充分發揮產業金融的優勢，大力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培育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為了推進優勢農產品(000061,股吧)向優勢產業集中、生產加工向龍頭企業集中，走“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化經營之路，帶動貧困地區農民增收致富，各地應盡快推出適合各地實情的金融扶貧規劃。在這方面，湖南的探索很有價值。去年8月，湖南出臺了《金融精準扶貧規劃（2016-2020）》，為脫貧攻堅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撐。根據這一規劃，全省金融機構將通過建設金融扶貧服務站、加大扶貧小額貸款、扶持特色產業等11個專項行動，使51個貧困縣5年內融資總量翻一番，新增融資4000億元以上。
金融扶貧還要創新扶貧金融產品和服務模式。比如，積極支持貧困地區農產品物流體系建設，搞活農產品流通；大力發展適合金融扶貧的新結算方式，大力發展支持精準扶貧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如發展支持金融扶貧的票據、債券及期貨合約等。在這方面，光大銀行(601818,股吧)以“金融+精準扶貧”的新模式，交出了一份極有啟發意義的答卷。
光大銀行在長期的扶貧實踐中找到了“產品扶貧”這樣一種方式，即將產品與貧困地區、貧困戶的生產結合到一起。產品扶貧最大的好處是通過產品與扶貧結合，既促進了貧困地區、貧困人群的生產，從根本上解決了貧困問題，又讓扶貧融入了光大銀行經營血液中，增強了可持續性。目前，光大銀行的產品扶貧主要有嵌套式、開發式、帶動式三種模式。當然，為積極支持金融扶貧，有關方面還應進一步完善及明確國家金融扶貧的制度和政策，并且制定相應的操作規程，便于操作。比如進一步完善國家層面的金融扶貧政策，確定扶貧貸款優惠利率和貸款期限，進一步細化除異地搬遷、助學貸款金融政策外的扶貧政策；再比如在政策上明確基礎設施建設及基本公共服務類項目落地政策和具體操作流程及規則等等，使相關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聚金資本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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