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的廣泛擴散和深度滲透, 媒介化社會日益成為觀察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可忽視的時代語境, 傳播學也由此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重要學科視角。為了更好地實現和其它學科的對話, 凸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個體意識和主體性特征, 并立體地展現這一群體的城市生活實踐圖景,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應以勾連媒介與社會的研究立場、自下而上的底層研究視角、深入日常生活的介入式研究方法, 來管窺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實踐中的“在場”和“嵌入”, 實現在這一研究領域“傳播學的發聲”。
關鍵詞：媒介化社會; 新生代農民工; 傳播學;
改革開放以來, 農民進城務工以及日益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身上涌現出的一系列社會現象, 被稱為“三農”問題之外的“第四農問題”。作為社會轉型當中出現的一個特殊階層, 農民工群體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聚焦, 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都給予了高度重視, 并涌現出大批優秀研究成果, 在學界的持續關注和長期呼吁下, 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了黨和國家議事日程中的重要政策議題, 而頂層設計對于農民工群體的特別聚焦又反過來推動了學術生產的熱情和動力, 農民工研究也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顯學。“農民工研究無疑是一個學術富礦, 尚存在進一步挖掘的空間, 然而就近些年的研究態勢來看, 它也面臨著被過度開發的危機, 這表現在研究內容多有重復、研究視角創新性不足、研究范式固化等層面”[1], 近年來隨著農民工內部代際分化的加速以及新生代農民工在公眾視野中的“凸顯”, 這一研究領域重新煥發了活力, 而傳播學在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研究領域, 嶄露頭角, 不少研究已經開始自覺地從媒介視角出發, 管窺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圖景。雖然其研究影響力和學科話語權遠遠不能和其它學科相比, 但從傳播學的學科視角出發, 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實踐加以考察, 我們的確能夠透視到許多被其它學科所忽略掉、但對于理解農民工又極其重要的現實問題。那么,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何以進行以及如何研究?回答這一問題, 一方面有助于在認識論層面認清新生代農民工傳播學研究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方法論層面為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提供研究立場、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啟示, 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媒介化社會:新生代農民工研究不可忽視的時代背景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何以可能?回答這一問題, 我們首先需要厘清“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內涵, 這一提法最早散見于一些學者的論述當中, 2010年被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采用后, 開始在媒體和學界中廣為流傳。根據學界的普遍認定, 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1980年代以后的、外出就業6個月以上、從事非農職業的農村戶籍勞動力。據國家統計局《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 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2]。這標志著這一群體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他們的崛起將對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產生深遠影響。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 他們“所經歷與體驗的社會現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具體而言, 他們作為微觀個體置身其中的時代背景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近二十年歷史。這其中不僅包括宏觀的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變遷, 更包含著傳播環境的急劇變化”[3]。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 世界范圍內爆發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四次傳播革命, 隨后的二十年, 媒介技術迅猛發展并發揮著無孔不入的影響力, 城市傳播環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特別是互聯網和智能手機這兩種明星媒介, 深刻地改變著社會各領域的形態和面貌。身處這樣一個信息化、網絡化、媒介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社會, “媒介化社會”可謂是考察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實踐不可忽略的時代背景, 正如有學者提到的“信息及通信技術因為自身的高度便攜性和多元功能性等特點, 已經牢牢地嵌入在新一代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 廣泛地使用手機或互聯網來進行溝通、娛樂和打發時間, 這種現象成為我們了解新一代農民工的重要一環”[4]。
所謂謀介化社會, 是“社會不斷媒介化的結果, 它不僅是指各種傳播媒介在品種和數量上的激增, 更是指媒介內容、機構和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擴張和滲透, 它們在現代社會中的影響已達到相當程度, 乃至原本主要適用于大眾傳播機構的‘媒介邏輯’開始介入到其它各種社會機構和個人生活中而逐漸成為控制整個社會的一種 (盡管不是唯一的) 通行標準”[5], 媒介化社會不僅僅是一種背景性的存在, 且它深度介入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實踐中, 并發揮著動態的影響。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 “有別于鄉村社會, 城市社會大眾傳媒發達、新媒介普及率高, 且組織傳播渠道完善、人際交往頻繁, 媒介已經滲透到城市個體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6], 隨著城市媒介化程度的加深, 新生代農民工進的城也可以說是一座“媒介之城”。在這座城里, 他們既有對于新媒介的主動使用, 比如不少新生代農民工掙到的第一筆工資就用來買手機, 也會出于避免被孤立和被排斥的考慮, 被迫卷入到某些新媒介應用的消費之中;他們對于大眾傳媒的存在通常是熟視無睹的, 然而許多觀念又被小說、新聞和影視作品所影響;他們一方面復制了在鄉村的社會關系網絡, 另一方面也會在城市去努力地建立自己的新型人際傳播圈子;他們既有對于組織媒介的依附, 但也會利用組織媒介去滿足自身的利益。總之, 透過“媒介”這扇窗, 我們可以管窺新生代農民工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 如求職就業、充電培訓、消費休閑、人際交往、婚戀擇偶等, 它們是如何受到媒介或顯或隱的影響的;在這一群體的城市生存體驗里, 媒介參與、引導、塑造、調整甚至是改變著他們的行動邏輯和適應實踐, 有研究者對媒介的這種介入做了全面描述, 認為媒介“從心理認知、思想觀念、生活能力、現代性以及文化等各個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全方位的影響, 進而改變了其城市適應的方式、狀態與進程”[7]。可以說, 在從鄉村流動到城市的過程中, 新生代農民工也成為了不折不扣的“媒介人”, 這種“媒介人”和經濟人、社會人、政治人一樣, 是理解這一群體存在方式的重要維度。
需要指出的是, 我們這里所指的媒介“并不僅僅局限于具體媒介工具的更新與發展, 更包括與這些媒介工具緊密相連的多種傳播形態的交織”[6],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人們在接收或者發布一個信息的時候, 并不只是運用單一的傳播方式, 他可能同時在使用人際傳播方式、組織傳播方式, 甚至大眾傳播方式來完成。這些不同的傳播方式, 就像一張張動態的網絡結構, 將人類生活籠罩于其中”[8]。因此, 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著眼于的并非單純的媒介工具接觸與使用, 而是更為廣泛意義上的人類傳播實踐;雖然它“以媒介為重心”, 但“把媒介緊密聯系到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里, 而不是封閉式兀自關起門來‘以媒介看媒介’”[9], 從而實現了用媒介去關照社會, 而不是讓媒介來統攝社會, 這也契合了近些年來學界“從媒介社會學向傳播社會學轉變”的趨勢[10]。在這一趨勢里, 媒介不再被狹隘地局限在大眾傳播媒體, 傳播也不再被窄化為單向線性的大眾傳播, 人也不再被視為單一身份的受眾, 這種去中心化的認識論激發了“傳播學的想象力”, 與人類傳播實踐緊密相連的不同社會背景和關系都進入了研究者視野, 家庭、職業、性別、民族、階層、社區等社會構成和新生代農民工傳播實踐之間的互動, 得到了一定程度聚焦并內化為一些研究者的學術自覺。
綜上, 正是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廣泛擴散和深度滲透, 媒介化社會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繞不開的時代語境, 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常見學科視角之外, 有必要采取一種傳播學的學科視角來考察和審視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傳播實踐和媒介體驗。那么接下來需要明確的是,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如何可能?也即在經驗層面傳播學相關研究應該如何來加以操作化, 進而建立起和其它學科對話的空間并實現在這一研究領域“傳播學的發聲”?筆者將從研究立場、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三個層面分別提出初步的思考, 以期對相關的經驗研究有所啟發。
二、去媒介中心主義: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立場定位
傳播學是一門以人類傳播活動為對象的學科, 其早期發展有芝加哥學派和哥倫比亞學派兩個源頭。芝加哥學派興起時, 學者們普遍以美國社會日益突出的移民、貧困、犯罪等社會現象作為研究領域, 彼時正是大眾報刊如日中天的時候, 因此芝加哥學派的杜威、庫利、帕克和米德等學者都高度重視傳播在社會系統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并將傳播視為社會的黏合劑。相較其他幾人的理論研究, 帕克開創了傳播社會學視野下的經驗研究先河, 他“把報刊視為社會的有機環節和組成部分, 探討報刊如何促進社會秩序的整合、社區和諧以及種族融合”, 在其研究中“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 而是與整個都市發展、移民過程和社會秩序有相伴相生的關系”[9]。可以說, 帕克《移民報刊及其控制》體現出典型的傳播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即“把人類傳播行為放到大大小小的社會群體、組織和關系中去考察, 而非就事論事。換言之, 社會個體 (個人或組織) 的傳播行為在本質上并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 而是一種社會化行為”[10]。在傳播社會學看來, 媒介系統和社會結構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 “這些社會學家以他們對社會進步的關懷, 把新聞與傳播置于人類行為的實證分析層面, 客觀上打開了新聞學和傳播學反思社會的新視角, 并把它引向了社會科學研究軌道。從此, 西方新聞學和傳播學的理論表述不僅僅是新聞傳播的編史工作和經驗化研究, 而是延伸到了廣闊的社會領域”[11]。
隨著美國社會的轉型, 哥倫比亞學派逐漸成為了主流研究范式且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鑒于大眾傳媒影響力無遠弗屆, 哥倫比亞學派主導的傳播研究在考察社會現象時往往把媒介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從而忽略掉其它因素的多維互動, 形成了一種有意無意的“媒介中心主義”傾向, “‘傳播’的最基本語義 (即作為普遍存在著的人類交流行為) 被有意無意地嚴重弱化;‘媒介’和‘大眾媒體’幾乎變成了同義詞;傳播也幾乎主要變成了高度組織化的‘媒體一受眾’間的流通行為, 好像與作為獨立個體的公民及群體和社區本沒有多大關系似的”[10]。在這種傾向下, 傳播學研究探討的多是一個以媒介為中心的技術性問題, 比如社會個體/群體的媒介經驗, 常見的研究思路就是使用了哪些媒介、消費了哪些媒介內容、利用媒介做了哪些事情、媒介在哪些方面帶來了變化等, 盡管許多研究也開始將傳播行為與身份認同、社會資本、人的社會化等事物聯系起來, 但它本身并不關注那些事物的動態變化和內部復雜互動, 而是更為關心傳播行為體現出的特征及其對那些事物的影響, 這使得傳播研究越來越精細化, 然而對于知識增量卻貢獻不多。盡管一定的學科邊界是必要的, 但過于注重具體的技術載體和媒介形態卻局限了傳播研究的視野, 陷入到只見“媒介”樹木卻不見“社會”森林的研究誤區, 更為嚴重的是導致傳播學研究的“自說自話”以及知識的“內卷化”生產。
在這種“媒介中心主義”傾向的影響下, 既有傳播學視野的多數農民工研究“先借鑒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作為中間變量, 再考察大眾媒介和人際傳播如何通過影響這個中間變量進而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 而沒有多方面、多層次、多途徑地去考慮問題, 因此也就難以構建復雜且深入的研究框架, 以致大多研究成果過于平面化和膚淺化”[12]。因此,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研究立場上應先實現從“媒介本位”到“社會本位”的轉變, 將傳播不再當作是線性的、單向的和條件反射式的影響行為, 而是一種復調的、雙向的和多維激蕩的意義實踐, 它“互動的是信息、聯結的是關系, 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是社會性的圈子 (關系網絡) ”[13]。在這樣一種去媒介中心的認識論指導下, 我們首先關注的應該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 包括了城市想象、身份認同、人際交往、消費形態和閑暇生活等領域, 這是所有學科共通的關注內容, 具備了學科對話的基礎和提升傳播學學科話語權的潛力;但與人口、經濟、政治、社會等視角不同, 傳播學是從媒介視角來切入, 進而來反觀這一社會現象的。因此, 我們應特別關注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媒介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當然這里提到的“影響”并非媒介傳播效果意義上的, 它更多地指的是一種“媒介在場”“媒介嵌入”和“媒介體驗”, 也就是說媒介是整個社會大系統當中的一個子系統, 媒介介入是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實踐當中的一環, 媒介也只是所有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因素之一, 并且往往要在與其它因素的互動之中才能發揮出作用。這樣一來, 既可實現研究視角上的媒介聚焦, 又避免了研究視角上的“媒介中心主義”, 實現媒介與社會的勾連。
三、底層視角: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可能面向
農民工作為社會轉型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弱勢群體, 以其物質收入低、生活條件差和社會保障不足構成了底層中國的主體部分, 關注底層、研究底層繞不開農民工這一群體。有學者梳理出了我國學界研究底層社會的兩種路徑, 一種從社會分化和社會分層的視角提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大規模底層社會的浮現以及底層群體利益表達機制的缺失, 但其落腳點主要在于“分層”而非“底層”;另一種則借鑒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和印度底層研究的理論和概念分析工具, 從抗爭性政治和反抗性策略出發, 更關注底層群體的微觀行動邏輯[14]。前一種視角自上而下地從宏觀關照出發, 雖然學術界對弱勢群體給予了較多的關注, 但“關注的目的或在于保持社會穩定以促進經濟發展, 或在于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或者是以保護者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弱者, 缺少一種將社會弱者視為主體的研究理念”[15]。后一種視角則主張“傾聽無聲者的聲音”[16], 研究者們視弱勢群體為有著主體性和能動性的社會行動者, 他們能夠通過“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去建構自己的意義世界乃至推動社會結構層面的變革。當農民工群體已經發展至新生代, 底層視角的引入在研究中就顯得更有必要, 因為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改革開放之后, 他們從小生活在一個物質條件不斷改善、文化氛圍逐漸寬松的社會環境, 個體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與此同時我國正在進入一個日益個體化的社會, 人們逐漸從傳統的宗族、家庭和單位等結構中脫嵌出來, 被拋入一個無所依附的市場洪流之中, 個體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創造性, 去應付外在世界中接踵而來的求學、工作、婚姻、成家、養育等各種繁瑣事務。不管是順勢而為還是被迫卷入, 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意識、主體性和能動性, 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在研究中挖掘這一群體身上具有的潛力和可能性當是一條可行之徑。
遺憾的是, 既有傳播學視野下的多數農民工研究, 受結構功能主義思想和傳播效果實證研究傳統的影響, 仍秉持著一種自上而下的精英立場, 表現出一種對于現實的疏離和漠然。在這種研究視角的指引下, 農民工群體往往會被視為實在或潛在的“麻煩制造者”, 因此研究多從政策管理的角度, 著眼于預防農民工群體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如貧民窟、違法犯罪、群體性事件等, 這種研究其實內在地暗含著一種“問題視角”的立場和預設, 以減少社會問題的滋生為知識生產的旨趣, 而媒體在減少這些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其實質還是把媒體視為一項技術管理工具和一種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案。批判傳播研究盡管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角度批評了實證主義的研究路徑, 卻從反向鞏固了研究者們對于農民工群體的“弱勢”認知。總的來看, 多數傳播學底層研究“過于關注宏觀的結構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作用, 而忽視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和作為理性主體創造自己生活世界和進行意義建構的能力”[17]。在這類研究中, 其實是看不到“人”的, “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被抽空, 農民工們只是一群等著被媒體去影響、去改變的無聲者, 如有學者所批評的, 傳播學底層研究“面對20世紀的底層革命與底層衰敗, 傳播學更關注工農對媒介新技術的接觸與使用, 以及自上而下地對工農群體的啟蒙與教化, 或以工農群體論證某種西方理論或方法的普世性”[18], 卻不關心這一群體編織自身意義之網的傳播實踐, 這不得不說是我們面臨的一種研究困境。
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應該摒棄那種居高臨下地看待農民工群體的角度, 采用一種自下而上的“底層視角”, 將那些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外界想象和他者話語懸置起來, 下沉到底層的日常生活世界當中, 并將這一群體視為有著自身能動性和主體性的行動者。和老生代農民工相比, 這一認識論尤其符合在個體化時代背景登場的新生代農民工, 個體化社會的一大特征即要求個體為自己的行動負責, 這一群體身上出現的頻繁跳槽、創業夢、攀比式消費、群體性抗爭、先鋒亞文化等事物, 其實都深刻地體現出了他們“為自我而活”的能動性和主體性。通過傾聽這些來自“底層的聲音”, 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應力圖呈現真實的哪怕是矛盾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形象, 他們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有繼承, 但也有屬于自己這一代的創新;他們有依然處于弱勢的一面, 然而也開始有許多無法歸類到“弱”的一面;他們有著屬于自己的城市認知、生活方式、人生規劃和群體文化, 他們遠非一個同質性的“農民工”標簽所能概括的。在他們的城市適應過程中, 可能遭遇過城市的冰冷, 也感受過陌生人的溫暖;可能有煥然一新的成長和蛻變, 也有得過且過的迷茫和掙扎;可能已經離城或萌生過返鄉念頭, 但更多的是留在城市守望;他們有適應, 也有不適應。借助來自于研究對象的“自我講述”, 我們可以建構起一種有關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進程的復調敘事模式, 不做非此即彼的價值評判, 舍棄那種線性的、靜態的化約式解讀, 轉而采取一種動態的、循環的綜合分析, 只有這樣研究才能接地氣、并讓人理解那些城市生存實踐背后的意義脈絡。
四、介入式研究方法:傳播學視野下新生代農民工研究的經驗進路
傳播學視野下的多數農民工研究, 集中在“農民工媒介報道與媒介形象建構的文本分析, 農民工的傳媒歧視與傳播偏見的媒介批判, 農民工媒介接觸及其媒介素養調查, 弱勢群體話語權及媒介表達權, 大眾傳媒對農民工觀念及其社會化的影響力探討”[7]等幾個有限領域, 這些領域的大部分研究并不需要接觸研究對象本身, 通過文本分析、內容分析、話語分析等非介入式研究方法, 來分析這一群體所遭遇到的包括形象建構和話語表達在內的媒介再現現狀。這類研究固然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某個側面, 卻容易陷入書齋式的去語境化解讀, 以“想象的農民工”來代替“實際的農民工”, 不利于我們把握這一群體所處的真實處境。當然也有一些研究并非依賴于現成的文獻而是以問卷調查等量化方式進行, 比如有研究者運用問卷調查法, 從媒介使用、媒介認知、媒介評價、媒介參與等四個方面探討了農民工群體的媒介素養現狀[19];也有研究者基于北京市的問卷調查情況, 探索了市民與農民工在彼此心中的印象以及相互交流的意愿, 并重點分析了特定認知賴以形成的信息傳播渠道[20], 還有研究者試圖從信息獲取與傳播的角度總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信息渠道選擇模型, 并且試圖對農民工媒介接觸與使用行為做出一般化的、整體化的概括[21], 但它們多是一種標準化測量操作, 并不追求研究對象的個別差異以及問卷之外的意義捕捉, 因此對于研究對象來說只是一種程度有限的介入。
在前面已經提及, 為了把握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我們需要擁有一種面向底層的研究視角, 這就決定了研究者需要“下沉”到底層, 讓“底層”發聲, 在這種情形下, “質的研究方法”有著較大的優勢, 它是指“在自然情境下, 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 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現象進行深入的整體性探究, 并通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 對其適應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7]。這是根據農民工城市適應的動態性和循環性特征決定的。在研究實施的過程中, 研究者面對的并不是一個外在于自身的、僅僅因為研究事務短暫性聯系在一起的對象, 而是彼此參與和見證各自生命某一段歷程的活生生的人, 研究者應放下書齋式的想象, 以及淺嘗輒止的數據搜集, 深入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 從工作場所、居住地點、娛樂空間到虛擬網絡世界, 走近他們、聆聽他們并感受他們, 否則就不可能獲得他們的“地方性知識”。研究者只有將研究切實地扎根于本土社會實踐, 并通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交流互動來達成一種共情地理解, 才能夠進入這一群體的意義世界之中, 這是一種典型的介入式研究,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介入, 研究的溫度才得以體現。值得注意的是,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并非鐵板一塊, 因此在研究實施過程中, 我們應注意到個案對象的分布范圍, 既要考察來自傳統意義上勞動力輸出大省的外來人口, 也要關心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就地就業的本地土著;既要聚焦工廠流水線上的制造業工人和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 也要對散布在城市大街小巷上從事餐飲娛樂、美容美發、快遞物流、產品銷售等工作的服務業從業人員投以關注, 還要對以個體戶或家庭作坊形式存在的自雇傭者有所了解;既要傾聽進城時間久、工作經歷長的打工先行者的故事, 也要對剛輟學不久初來乍到的城市闖蕩者的經驗保持開放, 還有在進城和返鄉之間幾度往復的兩棲人的經歷, 也不能錯過。唯有如此, 我們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呈現這一群體的城市生活圖景。
在做這種以深度訪談、田野調查為代表的介入式研究時,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個案只是單純地“講故事”?如何從個案中發現更為普遍的意義?如何在個案與個案間找到一種更為根本的理論關聯?這就決定了“講故事”并非研究目的, 我們需要在個案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回應一個問題, 即如何在一定的理論脈絡里觀照這些經驗現象, 并試圖去捕捉其中的“傳播的微光”。“傳播的微光”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 而是一種文學化表述, 其用意是想表明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實踐中的影響并不像傳播學習慣認為的那樣強大, 很多時候它只是一些彌漫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實踐中的微光, 它既可是一種以大眾傳媒和新媒體為主的客觀層面上的傳播實踐, 又可是一種或儀式性、或沉浸性、或疏離性的主觀媒介體驗, 當這些傳播的微光交織在一起, 它們卻能在這一群體的世界中發出巨大的光芒, 媒介在這一群體城市適應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得到彰顯。因此, 那些被“傳播的微光”照亮的日常生活實踐和城市適應進程,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是如何加以理解、認知、感受和體驗的, 理應成為理論分析的重點, 這也是傳播學研究區別于其它學科研究的重要立足點。在理論分析的過程中, 既有研究往往容易陷入誤區, 即簡單套用西方理論進行中國個案的驗證, 這種“拿來主義”盡管省事方便, 卻不利于我們在“地方經驗”和“全球理論”之間建立對話關系。我們應不斷地在理論與現象之間穿梭, 尋找其中的縫隙地帶并進行本土化的“縫合”, 并嘗試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 來形成自身的研究積累和知識傳統, 彰顯知識生產的主體性和自覺性。
五、結語
今天我們逐步進入到一個媒介化生存的社會, 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各生活領域中帶來的一系列變化, 已無法再被忽視了, 作為對這一社會現實的學術召喚, 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必須要重視起其“媒介之維”了。為了更好地實現和其它學科的對話, 凸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個體意識和主體性特征, 并立體地展現這一群體的城市生活實踐圖景, 傳播學視野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 應該秉持一種去媒介中心主義的研究立場, 并從自下而上的底層視角來對經驗現象加以觀察,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介入式研究方法將會非常有助于研究在理論上的深入。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得以更好地管窺媒介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實踐中的“在場”和“嵌入”, 實現在這一研究領域“傳播學的發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18卷(0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