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督教為主體的西方宗教在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后，已經完全取代傳統宗教和民間信仰形式，成為我國農村主導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這一過程還在加速進行。其社會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傳入有深刻的歷史基礎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農村社會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變革和結構性轉換，農村出現了諸多個人、家庭和社會問題，亟待解決。而此時一方面傳統民間信仰形式在經過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農村改造和歷次運動之后已支離破碎、不成體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枝節性“復興”也只是曇花一現，無法給予人們應對社會變遷的精神性滿，亦無法對抗話語體系、組織體系更強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層政權從社會管理和私人領域中撤退，不再回應人們的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開放政策后“巧遇”農村社會的需求，并給予了及時地回應，藉此迅速占領農村的信仰空間。
南方農村普遍將祖先奉為神靈的信仰，在兩個方面阻止了人們對基督教的選擇：一是對祖先的強烈情感寄托，使人們對基督教的反祖先、反偶像崇拜的教義宣傳甚為反感，從而遠離基督教；二是祖先崇拜給人們提供了近乎一神教的信仰體系，能夠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對變化社會的解釋，祖先是唯一的、不可選擇的，因而難以投向信奉一神的基督教。同時，南方的鬼神信仰仍保存著較為完備的體系，能夠自圓其說，是抵制基督教的強有力網絡。
當前我國農村整體的宗教生態無論從信眾數量，還是從發展速度和趨勢來看，西方宗教都是保持著一枝獨秀的局面；佛、道教信仰的空間雖較改革前有所復興，但總體狀況是逐漸萎縮；民間傳統的信仰形式在細枝末節上似乎有“復興”跡象，但無法在體系上重構，呈急劇衰敗之勢。基督教在西方宗教中又占據獨大的角色，在中國認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眾占在農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會和邪教）近年發展的速度驚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天主教在農村的傳播穩中求進，地下天主教勢力在河北、溫州一帶較為嚴重。
就區域而言，北方農村與南方農村的宗教生態差別十分明顯。北方農村的傳統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無法自圓其說，留存的枝節性信仰也已經形式化和去神圣化，難以滿足農村對宗教的龐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種形態在該地區遍地開花、結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眾業已占其總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長趨勢。
南方農村以祖先崇拜為中心的信仰體尚保存完整，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自圓其說，給予人們應對各種變化形勢的一套相對圓滿說法。因此該地區傳統信仰體系構成了對西方宗教的抗體，使后者無法順利進入。但調查表明，南方信仰體系亦正在走向瓦解，抵抗西方宗教的抗體正被人們懷疑和拋棄。
從全國農村的宗教生態來看，北方農村有10%—15%的人口被基督教囊括，另有50%左右的人聲稱信仰傳統的民間宗教，如燒香拜神，其他的則聲稱什么也不信，或者信仰自己、信錢，或者信仰共產黨，或者信仰基督邪教。盡管傳統信仰所占的比例較高，但是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基督教“三自”教會或者地下教會，它主導著信仰的話語權和信仰空間，并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和傳教欲望，傳統信仰在基督教面前沒有任何的合法性，往往被后者貶斥為“封建迷信”和拜偶像，因而越來越萎縮。且就國家承認的五大宗教而言，基督教信徒高居首位，在不少地方占宗教信徒的95%以上。從北方農村的地域來看，幾乎每個省份的基督教信徒都要遠遠超過南方省份，農村信徒更甚，其中又以河南為最。天主教也主要存在于北方農村。
南方文化和信仰體系中，尚有支撐超越性的基礎，那就是以祖先崇拜和傳宗接代的文化體驗。對于農民來說，精神上的寄托就是傳宗接代。人們在現世的努力都是為了能夠創立祖業讓后代繼承下去，將家族發揚光大。“有兒子就有世界，總有出頭之日”，如果沒有兒子，“想想后面冰冷冰冷，人生也就懶得去奮斗”，因為沒有傳宗接代的人繼承自己所創下的業，所以還不如及時享樂。農民不管受再多的苦，都會想方設法完成自己傳宗接代的任務。只有完成了此任務，他們的人生才獲得了圓滿。因為南方文化信仰系統能夠給予人們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所以對于基督教提供的永生盼望不太感興趣，基督教難以在價值層次上吸引信徒。
基督教（西方宗教）對傳統文化的部分順從，并不意味著著傳統文明（乃至說中華文明）在同化它，即所謂的“中國化”。事實上，此時農村傳統的文明已經碎片化，不構成統一的體系，根本無法應對外來的沖擊，基督教進入這些碎片里頭，其實是更容易從其內部進行更為破壞性的支解。例如對祖先哀思的禱告，其實完全屏棄了傳統上認為祖先是神的觀念，使這種形式變成僅僅是“紀念”而已，退卻了宗教色彩，對傳統信仰來說是釜底抽薪。又如對孝道的理解，也是從基督教內部弟兄姊妹平等基礎上來談的，若公婆不是基督徒，則完全可以從異教徒、魔鬼的角度給予拋棄不顧。因此，無論是不介入公共權力，還是對某些傳統文明碎片的遵從，表面背后的實質是基督教在農村傳播的戰略性考慮，傳統文明的碎片正是在這種看似“中國化”的借用中被無聲無息地侵蝕殆盡。
西方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在農村的快速發展，大致有四大社會背景，分別是歷史積淀、三十年巨變、革命后果、基層政權部分撤出農村。首先，改革近三十年農村的巨變在發展農村的同時，也在農村沉積了諸多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給農村社會帶來陣痛，如社會的結構性緊張、心理的波動、家庭危機、倫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們的心理、固化社會結構以及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然而一方面傳統民間信仰體系在經歷新中國前三十年農村改造和歷次運動之后已經支離破碎、不成系統，無法應對轉型期人們的精神與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基層組織在近三十年不逐漸退出農村社會管理領域，不再關注農民私人領域，不回應社會需求。此時，基督教傳入農村正好契合了這一時期農村社會的需求，從而構成了基督教快速傳播的社會基礎。
為什么選擇基督教——功能性信仰是信仰基礎。
除南方的祖先崇拜對于宗族和家庭而言具有唯一性、不可選擇性外，南北方大部分民間信仰的神祗都不是唯一的，而且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選擇不同的神祗，這種依據需求不同而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功能性信仰。功能性信仰的最大特點是，神的多樣性和可選擇性，而不存在主導的神。人們完全可以選擇不同的神和神的組合來滿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選擇的標準是神能力的強弱，哪方神圣更“厲害”，我就可以放棄原來的信仰，而投向這個神的懷抱，不用擔心冷落其他神而遭受懲罰。對選擇能夠通神的人也一樣，哪個人的神性更大、更能通靈，就選擇他。
功能性信仰的這些特點，為基督教在農村的傳播提供了最初的基礎。無論是為治病信主，還是希望防止變故再發生，抑或是打發時間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信主，無疑都是，都是為了生活中的某種功能補遺。因此人們加入基督教秉持的還是一種功能性的信仰，其他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
為什么留在基督教——結構性緊張是社會基礎。
如果把“生氣”放到整個社會結構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經常生氣的必定是不適應這個社會結構的人，“生氣”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舉動皆源自他/她對這個社會結構的不滿或反抗，是企圖改變而又無法改變自己在社會結構中角色和地位的結構性緊張，這種緊張造成的結果是社會結構的高度不穩定。要使不穩定的社會結構重新固化，讓每個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會對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會給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鎮靜劑。基督教就是一副鎮靜劑。
基督教向教徒宣揚忍讓、謙卑、悔改、認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從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歸咎于他人；《圣經》上說，要愛人如己，要愛你的仇敵；耶穌教導人們說，饒恕人的罪，我就饒恕你的罪，等等。這些都是人們首先放棄自己之前那種爭強好勝的個性，規訓自己的脾氣，通過自己的改變而改變他人。
基督教在兩個方面起到了固化社會結構的作用，一是為低層人群和階層提供一整套對當前狀態安之若素的說法，使他們放棄反抗的念頭，心安理得地接受社會對他們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認當前社會結構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關系網絡、評價機制和行為模式，給人們一種全新的實踐和盼頭，從而使人們退出原來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性競爭，在生活中的表現就是不爭與不吭，在當前社會結構中無所作為就是對它的承認與合作。
為什么虔誠信奉基督教——雙重價值失落是價值基礎。
這里涉及到農村的價值觀變遷。首先是傳統的以傳宗接代為核心、將人生意義寄托在子孫后代身上的價值觀念在經過集體時代的改造和近三十年市場經濟、消費主義的沖擊，已經逐步被人們認為是落后的思想意識。人們更多的希望在當下的生活中獲得榮耀、面子、地位、權力和成就，即追求社會性的價值，主要表現為激烈的、以物質為依托的競爭。被社會性競爭甩出去的（家庭）在村莊中要占10%的比例，競爭越激烈，競爭的參照系就越高，被甩出來的家庭就越多，比例越大。這些家庭一方面散失了傳統的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價值理念，難以回復過去以獲取面向未來的人生價值，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性價值競爭的失敗者，無法在競爭中獲得意義，因此這批人就出現了雙重價值的失落，人生昏暗而無前途。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給予這些人一個彼岸世界的盼望，他們在進入天堂、得永生的承諾中最終在精神層面歸依基督教。基督教教義中給予了人們一套“為什么活著”的理論體系，為教徒在躁動的心靈安頓下來后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憧憬，使人們對未來有了盼頭，安頓了靈魂，這便是為什么教徒虔誠地信奉基督教的原因。
（本文為《形勢嚴峻，西方宗教在中國農村的傳播現狀》的節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懷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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