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改革開放40年:中國鄉村文化的變遷邏輯 、 振興路徑與制度構建
內容提要：文化是鄉村的靈魂，因此振興鄉村的要義在于振興鄉村文化。本文從制度變遷入手，辨析了改革開放40年來，制度安排誘導下的鄉村文化在城鄉關系從對立到融合發展的過程中，相應的鄉村文化經歷了衰落、變異到自覺的時空變遷；提出“自覺到自信”的鄉村文化振興邏輯，認為應尊重文化再生長的客觀規律；梳理鄉村文化經濟性價值，實現從資源到產業的發展通路；重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其社會治理效應。為了順利推進這一邏輯進路，應建立城鄉互動互通制度和鄉村退出制度，以求凝聚鄉村文化振興的合力，重構鄉村文化再生長的空間。
關鍵詞：鄉村文化；城鄉關系；歷史變遷；振興路徑；制度構建
一、引言
文化是鄉村的靈魂與根脈。而鄉土根脈誕生的中國決定了中國文化根基在鄉村。以農為本的時代，鄉村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生產理念、家國同構的社會觀念以及和為貴的處世之道(趙旭東等，2017)。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中國幅員廣袤的鄉村在一次次市場經濟大潮中發生了制度的嬗變，傳統的體制被打破，群體意識走向單體，鄉土文化價值取向變得多元。大量青壯年涌入城市就業、創業，原有的鄉村空間結構在合并重組中放大，農村人口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由禮俗禮節、鄉賢尊孝、農耕技藝等基因構成的鄉村文化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碎片化瓦解，許多地方出現鄉村凋落、鄉土文化凋敝的窘境。當下的中國，重振鄉村文化這個根脈已迫在眉睫、時不我待，它直接關系到中國農業現代化能否與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同步推進，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
進入新時代，中央審時度勢，把實施鄉村振興作為“三農”工作的總抓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要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就必須充分認識中華民族通過創造自己的文化而成就自身，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靈魂(張繼梅，2013)。振興鄉村文化，便是要完成從文化自省自覺到文化自信的重構，在振興中實現鄉村文化的現代性價值。由是，本文通過回顧鄉村文化的時空變換脈絡，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向度詮釋鄉村文化振興與其他“四個”振興的內在邏輯，傳承、發展、創新農耕文明的內涵，構建起鄉土文化溫潤廣大村民的振興路徑，作出制度安排，夯實中國鄉村振興的基石。
鄉村文化意涵深邃廣泛，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都給予了充分論述(梁簌溟，1949；孫慶忠，2009；趙旭東等，2017)。就本文而言，我們更強調圍繞國家振興戰略、為實現鄉村文化振興貢獻學者智慧，因此，本文鄉村文化概念更多從社會學、管理學視角闡釋，強調鄉村文化之于農民的價值指向，之于鄉村發展的功能引領。從功能辨析，中國語境常說“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西方語境較為直接，Malinowski(1994)認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或風俗，直接或間接的滿足人類的需要。從價值追溯，文化與文明一脈相承。但凡起源于農耕文明的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總會出現城市和鄉村的分野，便會形塑成城鄉地理空間的文化樣態差異。在鄉村，鄉民是鄉村文化的主體，是文化的創造和擁有者。他們或勸課農桑，或創作曲藝，或考究技藝，或傳授學問等，這些行為便成就了我們能夠感知的器物文化，這一行為中形成的禮節習俗、交往規則、典章制度就抽象為文化觀念，兩者虛實映射、互為引領，溫潤著村落村民。所以，本文的鄉村文化主要是指能夠引領鄉村善治、增加村莊財富、提升村民福祉的，存在于村落形態中的物質表象、觀念形態和行為守則。
二、制度安排中的城鄉格局與鄉村文化變遷
鄉村文化變遷與國家制度安排有著必然的聯系。在國家制度安排中，諸如經濟法律典章、戰略規劃、區域布局等誘導了諸如社會關系、社會群體及社會生活的改變，進而影響著社會物質生產和行為觀念等文化層面的變化?？梢哉f，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制度安排使得鄉村地理樣貌、經濟行為、社會結構和文化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鄉村文化時空的變遷又無不折射出中國制度安排的內在邏輯。一般而言，一國制度安排總是促使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城鎮化作為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測度標桿，直接影響城鄉關系格局。鄉村作為城鄉關系的重要一極，鄉村和鄉村文化必然深度嵌入城鄉關系的變化之中。一般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基本遵從馬克思所說的“城鄉統一—城鄉對立—城鄉融合”三階段理論(周志山，2007)，中國的事實也正檢驗著這一規律，而國家制度就是不斷調適延續這一規律。具體而言，影響城鄉關系較為直接的制度包括國家戰略規劃、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農業經營制度等。而由于制度和文化變遷的速率差異，所以產生了城鄉關系變遷中的文化、經濟、社會的離合(李佳，2012)。
(一)1978—2002年：城鄉對立階段的鄉村文化衰落
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之一?；厥兹祟惿鐣陌l展史，社會分工帶來的農業和手工業分離，便產生了城市與鄉村的空間分離(蔣永穆等，2018)，也開啟了一個國家的現代性目標，但是這一現代性進程卻滋生著動蕩(亨廷頓，1989)，城鄉差距便是結果之一。
改革開放40年，就是在制度安排下勞動分工不斷完善的過程。從改革開放新紀元的1978年到2002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經歷了開創與探索、推進與豐富兩個階段(趙志奎，2008)。新中國成立后百業待興、社會貧困，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建立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民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變，但由于中國社會主義處在探索階段，加之受制于當時國內外多種環境因素的影響，中國依然極度貧困，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探索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深深懂得，要想徹底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應歷史潮流，拉開了旨在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序幕，會議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率先從農業經濟體制改革著手。在指導思想上，1978—1985年，黨中央主要致力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由農民在實踐中探索的“包產到戶”則激發了生產的積極性(劉剛，2018)。1982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正式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證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長期束縛的生產力，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數據測算顯示，1978—1985年的農業增長貢獻中，有46.9%來自于家庭承包制(Lin，1992)。
盡管包產到戶徹底告別了“饑餓年代”，但長期形成的集體經濟制度開始碎片化分解，生長在“家國同構、集體本位”的中國鄉村文化逐漸失去了制度基礎，對于村民個人而言，家庭基礎的農業生產經營制度，則進一步放大了個人“私”的毛病，農民只關心與家庭成員相關的事情，所以基于集體制度之上形成的集體意識、信仰價值、制度規則、教化習俗在經濟制度的變遷中逐步瓦解，以至于承擔公共活動的建筑器物等也失去了固有的價值指向和文化意義。似乎，優秀的鄉村文化迷失在解放發展生產力的路途上。
與此同時，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加快以城市為重點、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俺鞘兄行恼摗钡乃季S引導國家將大量優質的人力資源、信息技術和資金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到城市，城市因要素聚集和產業優化日益具備了良好的資本增殖能力，而鄉村則被默認為城市發展的要素來源地。觀察農村，解決了溫飽問題的農民依然經濟貧困，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也使得部分家庭出現了勞動力富余，這就促使農民主動走向城市尋求農業以外的生計，失去了農民基礎的農村也失去了開展鄉村文化活動的群眾意愿和基礎。離土中國造成了鄉村文化形落、神散。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制度變革開啟了市場經濟的大門，加速了要素流動，也進一步固化了資源從鄉村到城市的單向流通方向。根據孔祥智(2009)測算，1978—1997年，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村抽離資金9152億元；1997—2001，通過地價剪刀差貢獻44235億元，城市新增建設用地中70%來自征收農地，招拍掛的建設用地價格從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而補償給農民的卻只有幾萬元(孔祥智，2016)。
失去了資源的鄉村活力銳減，鄉村文化的自然韻律和生性靈動不再。與此同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邊際效用下降，農民開始尋找新的收入增長方式，快速發展的城鎮化也需要大量勞動力。順應發展需求，國家實施了戶籍制度改革，1984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允許具備條件的務工經商農民落戶城鎮，由此農民開始大規模和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的“民工潮”，城市和第二產業則像一塊巨大的“吸鐵石”吸引了大量的農民行走于大小城市之中，并試圖融入城市。2001年公安部印發《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放寬了戶口遷移到小城鎮的條件，但與戶籍關聯的城市福利(就業、就學、住房、社保等)把原住市民和外來“流動”居民嚴格區分開來。基于戶籍差異的歧視性福利分配制度始終無法解決農民的身份問題(鄒一南，2015)。相對于有形的二元經濟結構，戶籍隔離的城鄉二元社會鴻溝更是難以逾越，城鄉二元結構加深，社會分層呈現，階層流動固化。再看鄉村內部，1998年國家頒布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用村民自治管理農村，傳統社會的鄉賢治村、長期習慣的組織結構被打破，但村委會的雙重代理身份，“鄉政村治”下的“攤派、集資、收費”等進一步掠奪農村資源*，不僅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更是離間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馬良燦，2014)。
在這場社會變革中，中國的現代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取得了偉大成就。但鄉村在嬗變中幾乎處于失序或是無序狀態，城鄉從二元分離走向對立。城市與鄉村的博弈中，農耕文明被碾壓為塵埃：人地關系松散、農耕基礎的生產體系被打破，農業成為工業部門的原料供給部門，農村成為城市經濟發展中勞動力和土地的來源地。原有與生產相關的民俗禮節、慶典儀式、民族活動不斷簡化或省略；具有鄉村意境的村貌農社、特色村落、傳統技藝等原鄉景觀逐漸褪色，由這些活動和空間構成的村民日?；顒?、行為邏輯和價值判斷等鄉村文化內核也比照城市的發展邏輯給予負面的價值判斷。鄉村逐漸失去了普遍的價值認同，以土為紐帶的鄉村文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隱匿甚至消逝。
這一階段，國家制度將城市作為經濟建設的重地，資源從鄉到城的單向流動不可避免地導致鄉村凋敝；同時，農村改革制度紅利漸漸攤薄，村民離鄉進城意愿更加強烈，而城市只要資源不要人口的制度門檻，將進城務工的農民烙刻上自卑的身份印記，社會隔離、社會分層矛盾凸顯。城鄉二元全面對峙格局形成，由此導致鄉村認同缺失，鄉村文化也在城鄉發展的“推—拉”博弈中日漸衰落。
(二)2002—2012年，城鄉統籌階段的鄉村文化變異
鄉村文化變異既有外來文化的沖擊和環境的影響，也有制度上的安排。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007年十七大這五年，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有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從此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趙志奎，2008)，經濟社會有了快速發展。21世紀之初，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開始步入工業化中期階段。2000年，GDP總量增速首次達到10%，2007年GDP增速達到歷史最高點，為14.2%；2010年城鎮化率達到50%，到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比上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達到52.57%。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取得質的飛躍。伴隨這一快速經濟發展態勢的背后，依然是農村資源的單向流動。“同工不同酬”的用工制度帶來的“工資剪刀差”、土地征收制度引致的“地價剪刀差”，對城市貢獻顯著(孔祥智等，2018)；農村內部因征地、稅費攤派造成農民負擔過重，干群關系緊張，農村集體性沖突事件急劇上升，社會矛盾突出，“三農”問題全面爆發。在這種二元社會尖銳對峙的形勢下，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并在十六屆四中全會確定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指導思想，把著力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納入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并且從2004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開始連續鎖定“三農”領域，旨在通過經濟建設激發農村發展活力。2005年《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最具里程碑意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更讓老百姓感覺到“國家心里是裝著農民的”，進而改善了農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感，家國一體的概念再次走入民心(楊華等，2011)。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把城鄉居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為彌合城鄉居民身份差異的社會鴻溝奠定了基礎。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理念，城鄉統籌進入一體化發展階段，從制度上開始改變資源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格局，并且按照公平原則配置公共資源，旨在阻止農村的凋敝，打造農村發展的資源基礎。始料未及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又為農村發展帶來利好。因為失業農民工在國家利好驅動下，返鄉創業創新，為農村發展帶來了人力、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現代農業、文化產業成為農民創業首選，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紛紛呈現，一些久違的鄉村開始煥發活力，“打工致富一家，創業致富一方”的多維效應深深觸動了村民的鄉村認同和文化覺醒。
在這十年間，國家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也開始重視鄉村文化建設。2003年國家召開文化體制改革會議，全面開啟了基于市場機制建設的文化體制改革大幕。2004—2005年，中央連續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三個文件，把農村文化建設納入國家議事日程，進行整體思考布局，并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非物質文化名錄”、“繁榮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等層面細化落實農村文化傳承等具體事務(郭遠遠等，2018)。鄉村文化開始回歸全民視野。
經過十年的城鄉統籌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得到改善，農民收入增加，農村風貌得到極大改善，農村市場機制逐漸完善。鄉村文化因鄉村的溫潤豐滿再回歸到村民日常。但在城鄉統籌過程中，難免會有“以城統鄉”的尷尬，鄉村單向追趕城市，鄉村文化也按照城市的模式扭捏著再現，比如庸俗的文化建筑、載歌載舞的祭祀儀式等。凡此種種帶來鄉村文化百面怪相逐漸侵蝕了鄉村文化內核。造成這一怪相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大量農民工的鄉城流動，會將城市生活植入鄉村，村民以追趕時尚的心理追逐現代性文化，山寨這些文化符號，導致鄉村文化被生硬改造，異己文化侵蝕了鄉村文化內核。二是，文化下鄉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擠壓了鄉村文化的生產空間?！八碗娪啊⑺蛨D書、送文化器材”，無疑豐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但這種送來的文化未能與當地文化元素融合，缺乏生根的力量，捆綁的某些形式痕跡反而稀釋了文化的原鄉韻味，也擠壓了鄉村文化的生長空間。三是，地方政府的政績選擇。市場機制逐步覆蓋鄉村，鄉村傳統文化的處女地帶來的經濟高附加值自然成為地方政府獲取政績的優選戰略。以各地普遍推崇的鄉村旅游為例，農俗節日、民族特色、祭祀活動都以表演的形式搬上舞臺，成為鄉村旅游者獵奇的打卡點。人工再造后的鄉村文化被開發成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張士閃，2009)，成為“第二自然”，的確帶來了經濟效應，但卻讓村民從文化的擁有者蛻變為表演者，貼上“演員”標簽的村民揣測他者的心理和喜好來表現文化，這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媚俗，造成鄉村文化與自身的分離，難以觸及村民的鄉村認同和文化自覺。
這一時期，城鄉統籌的理念開始扭轉城鄉對立態勢，國家制度更加關注“三農”問題和傳統文化建設，城市與鄉村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開始由對立走向統籌，“以工帶農、以城帶鄉”的制度導向逐漸賦予了農村發展的活力。但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現代模式帶著經濟上的超越，強勢嵌入鄉村，這一“他賦”模式只讓村民在媚俗中攫取文化的利潤，并沒有撬動鄉村的原鄉文化底蘊，致使鄉村文化扭捏著異化為城市文化的追趕者。
(三)2012年至今，城鄉融合發展的鄉村文化自覺
城鄉統籌賦予了凋敝的鄉村豐腴的肌理，但城鄉差距依然深刻而嚴峻。一是收入差距繼續拉大。2002—2013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進入3.0時代，收入差距以每年11.93%的速度擴大，2012年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收入高出16648.1元；二是公共服務不均衡。農村教育、醫療資源匱乏，農民文化生活單調。為此，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加大城鄉統籌力度，并確定了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均享化的建設目標，這標志著中國城鄉發展進入實質性的新階段。農村發展從資源基礎提升到服務建設的高度，這是一個國家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95周年的講話上提出了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基石和根本。這種文化自信理論架構，其實正是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優秀文化的深厚根基，而鄉村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庫。
2017年十九大報告指出了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發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間的矛盾，其中文化生活逐漸成為人們追求的美好生活意涵。這可以從旅游層面的“農耕體驗”、“農事活動”民俗經濟，國家層面的“田園綜合體”建設、“最美鄉村”項目，以及媒體中流行的“詩詞大會”等諸多文化創意活動中，深刻感到鄉村價值日益凸顯，鄉村文化變得熱絡，文化振興溫潤而強勁。而這種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是農民，其核心要義是要依托豐富多彩的鄉土文化資源，鉚足“繡花”功夫，立足文化民生，打造“有品質”的新鄉村；鑄就鄉風文明，打造“有風骨”的新鄉村；秉承傳承保護，打造“有靈魂”的新鄉村；助力產業發展，打造“有活力”的新鄉村，找回文化之根，不再媚俗他者。鄉村振興的特殊意涵決定了其必然成為鄉村振興的鑄魂工程，為鄉村振興注入持久活力和強勁動力。
城鄉發展由一體化到城鄉融合，意味著城鄉二元體制將走入歷史。城鄉生產空間、生態空間和生活空間的構建也為城鄉資源的雙向流動搭建起廣闊的平臺，城鄉居民未來將在城鄉融合發展的空間里包容性地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享受美好生活。當下的農民工兩棲、村莊空心化、生態惡化等問題將迎刃而解，鄉村文化的回歸又讓鄉村活力盎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的美景再現，河南豫劇、蘇州評彈、安徽黃梅戲等傳統曲藝走進百姓生活，貴州湄潭稻魚共生的有機大米帶給農民收入穩定增長，河南平樂村民憑借弘揚牡丹主題的丹青繪畫技藝獲得了“中國十大美麗鄉村”稱號。鄉村成為社會、文化、生態、經濟等綜合價值的承載者(朱霞等，2015)。眾多鮮活的案例告訴我們，鄉村文化不再是空洞的概念或是文人墨客的專利，鄉村文化回歸村民日常，她正在從多個方面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動力，這便會引起村民的鄉村認同感，進而村民的文化自覺的意識正悄然蔓枝、開花。
這一時期，國家制度極為重視農村發展，從制度層面促使資源、技術、人力等要素回流農村。通過制度紅利撬動農村價值，改變以往城市優勢對農村發展的抑制，并逐漸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態勢。鄉村的價值逐漸凸顯，鄉村又獲得了普遍的全民認同，建設與享受鄉村文化也成為中華兒女的情愫歸依和美好生活向往；更為重要的是，文化振興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維度，村民在這場文化自省的過程中是鄉村文化的主人，驕傲而又自信地成長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體。
三、從“自覺到自信”的鄉村文化振興邏輯
跨越四十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制度安排，讓城鄉關系從二元對立、統籌發展到如今的有機融合，鄉村文化也因之沉默流逝、扭曲變異到悄然自覺。如朝陽冉起，在新時代的起點上，鄉村文化恣意地探索著生長空間。那么，如何借助鄉村振興的戰略實施?實現鄉村文化振興仍需要理解鄉村文化振興的本質要義，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
(一)理解從“自覺到自信”的文化振興要義
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之魂，鄉村文化自信是鄉村文化振興之根本。今天，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作為一個整體，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仡櫄v史，衰弱的文化撐不起民族的昌盛，漢唐之盛，遠不止經濟之功，更是一個民族足夠的文化自信；展望新時代的征程，文化自信是主體國家認同與內生自信的基本尺度，是挖掘中國硬實力潛能、創造中國硬實力發展的動力，更是國家競爭實力的基礎(張勇等，2017)。
那么，當我們高度關注文化自信的時候，必須回望文化自覺，因為文化自覺是人們獲得文化自信的前提條件，持久的文化自覺才可能造就一種無形的文化自信(趙旭東，2018)。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趙旭東，2018)；是指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文化有深度了解，轉而形成一個實際行動的力量，并借這種力量去構建美好生活的過程(費孝通，1997)*。這一過程，需要謹慎踐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認識，需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特征，并回顧和反思文化發展的道路、汲取文化教訓，并與其他文化比較，最終擺正自我在當前多元化世界中的位置。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技術的日新月異和物質的極大豐富沖擊著社會秩序和傳統的價值觀，也必然引發新舊價值體系的博弈與沖突，倒逼著人們重新審視原有的文化價值是否依然具有正向引導力，肯定的部分會自動融入新的環境，否定的部分面臨著被改造、創新或放棄，當新的價值觀經過傳播而獲得廣泛認同后，這便形成了文化自信?？梢哉f，從文化自覺到自信是一種文化的轉型，是一種對周圍環境體恤之后的從自我選擇走向自我肯定(趙旭東，2013)。其實，這一過程實質便是文化的振興。振興本意則指大力發展，使興盛起來，用于較為宏觀的事業①。通俗理解，乃振發興舉，增強活力，是培育和發展內生動力，它不僅是物質和社會福利的改善，更指社會體系內在凝聚力的提升。那么，振興文化便是在社會前進過程中，賦予文化體系自我內生的成長動力，促使文化自身在流變中延續與創新。這一過程觸動著文化擁有者的自省自覺，在與環境碰撞的過程中，經過持續揚棄性選擇，重新獲得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創新力，繼續發揮文化的引導力，經過長久的積累，便凝聚為內化于心的文化自信。因此，鄉村文化振興的要義便是實現鄉村文化從自覺到自信。
(二)遵循“再生長”的文化振興規律
振興鄉村文化，不是符號化的復古搬遷，更不能以保護的名義貼上“凍結”的封條。要遵循文化生長的規律。如同任何生命體一樣，文化有著堅韌的生命力。人類學認為文化在時代變遷中流動和變化，有延續也有創新，這就構成了文化的生長過程，文化便因此有了生命力，正所謂“江山如有待，天地若有情”?；蛘邚纳鐣W角度解讀，這種生命力就體現在，人們能夠從她那里尋找到行動的力量，比如“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指導當前的生態文明建設，“禮之用、和為貴”的普世價值觀成就國家外交理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日常理念則引導人們良善交往。這種生命力的強勁在于能夠在國家干預與市場裹挾中揚棄性地選擇，或延續或創新，與時代發展互動調適，我們稱之為“再生長”。正如Bourdieu(1983)提到，文化最根本的特點就是自我創造性，也就是說明在現代化進程的時代更替中，文化生命具有自我超越、自我生產和自我創造的動態過程。雖然在異己的力量碰撞中，文化有過支離破碎，但從未斷裂，因為文化的內核在社會發展中沉淀著獨特的風格，浸潤于村民日常。因此，振興鄉村文化便需要理解鄉民日常，培育鄉民文化自覺意識，讓鄉民認識到鄉村文化的鄉韻底色和當前力量，形成廣泛的認同感，讓鄉村發出自己的聲音，鄉村文化便會在溫潤的環境中再生出新的姿態。
四、探索鄉村文化再生長的路徑
費孝通說，文化是人為的，文化也是為人的。因此，要促進村民文化自覺，就要讓人們感知到文化以何為人、文化何以為人。Malinowski(1994)認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或風俗，直接或間接滿足人類的需要；鄉民是鄉村文化的享有者、使用者與創造者，鄉村文化的再生長要滿足農民發展的基本需求。從當前農村圖景和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出發，提高農民收入質量、保障農戶生活安定依然是農民的重要訴求。那么，實現鄉村文化再生長，就需要從文化的物質之維和精神之維出發，探索如何實現鄉村文化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用文化這一活的靈魂引領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以此來實現生活富裕的目標。遵循這一邏輯，應從如下兩個方面探索鄉村文化再生長的邏輯：
(一)梳理鄉村文化的經濟性價值，拓展資源到產業的發展通路
毋庸置疑，現代性都是當今和未來的主流話語。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正是城市的同質性讓人們意識到鄉土文化多樣性的寶貴。城市以“他者”的形態，激發了鄉村文化的現代性價值，那么，展現與傳承這種豐富的鄉村文化多樣性，應從兩個方面著手：
1.精準辨識鄉村的文化符號，重點發展文旅融合產業。人的符號化活動實際上也就是人的活動符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形成人類文化世界的過程。Locke在《人類理解論》中指出，“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質的形式外，都是以符號的形式存在的”，可見符號性文化的普遍性。JohnUrry的游客凝視理論闡釋了文化的符號價值在旅游領域的應用，游客凝視客體代表的文化內涵決定了吸引游客的關鍵，并將其稱之為“符碼”。簡言之，通過游客凝視，有形的器物、無形的象征，以至旅游地的一切，都可以通過符號價值變為商品，進而通過付費實現經濟價值(王媛，2011)。
當下，鄉村文化的符號價值，多體現在既要傳承古樸鄉間民風，又融入現代文明風尚，讓廣大農民在實現知識化、文明化、現代化進程中收獲塑形和靈魂。數據顯示，全世界旅游活動中約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長；2018年國慶節，中國超過90%的游客參加了文化活動。實踐已經證明，發展文旅融合產業有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可行性。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從村民日常剝離出文化符號(李佳，2012)，對有轉化價值的文化符號進行精準篩選識別，這是因為符號價值在現代消費理念中具有彰顯社會等級和社區功能，并且更多更高的符號價值也能帶來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情感、文化上的財富(張曉芳等，2016)。所以，辨識鄉村文化符號時，要注意文化符號的表征和內容之間的和諧對等，避免符號的堆砌，出現空洞的樓臺場館式的空蕩，也要避免生搬硬套，出現文化魂不附體怪相。文化是流變的，文化符號也因之具有動態性，通過辨識鄉村的文化符號、發展文旅融合產業必然是實現鄉村文化價值的有效路徑。
2.挖掘傳承優秀農耕文化，發展綠色效益農業。中國以農立國，上萬年的農業歷史中，積淀了優秀的農耕文明，是中華文化的根基，更是鄉村文化的精髓。農耕文化遵循“應時守則”的務農實踐，崇尚“天人合一”和諧理念，如《中庸》提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這些優秀農耕文化被看成是當代生態農業的發展根基。工業化進程中，集約化發展方式的現代農業導致資源掠奪式開發，農村面源污染嚴重，生態體系失衡，食品安全問題突出，由此帶來的生活環境和生命健康困擾引起人們深刻反思。如何取道傳統農耕技藝、繼承農耕智慧、發展綠色高效農業引起國家高度重視和廣泛實踐。本文以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為例。浙江青田保持了1200多年的“稻魚共生系統”，就是利用立體空間在水稻田中養魚。稻谷在水面上生長，魚在水下生長，兩者互不干擾。一方面，魚為水稻除草、除蟲、翻松泥土，魚屎還可成為肥料；另一方面，水稻為魚提供了良好的食物來源和庇護場所。從經濟效益看，稻谷產量增加5%～15%，生態稻米價格在每公斤40元；每畝收獲田野魚120公斤，價格在每公斤100元，且供不應求，扣除人工后，全年凈收入在1萬元左右，農業經濟效益良好；2017年，全縣稻魚共生基地面積達4.6萬畝，實現稻魚總產值1.91億元。與此類似，中國古老的農業生態體系眾多，如?；~塘、梯田種植、坎兒井、淤地壩等，都是優秀農耕文化的智慧結晶，體現出農耕智慧孕育的“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復合系統，展現了地域性生活方式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與平衡。因此，挖掘傳承并創新優秀農耕文化、發展綠色效益農業，既解決了當前集約化農業的困擾，又帶給了百姓收入增加，進而實現產業振興、生態振興和文化振興的同步目標。
(二)重塑鄉村文化的內聚功能，提升文化引領的社會治理效應
文化是一種潛藏在所有社會活動者背后的凝聚性力量。現代性變革中，阡陌縱橫的亞文化讓人們更加關注自身的文化處境和身份認同，并由此獲得基于文化上的生活自信和穩定生活，在這一意義上，文化就是對穩定生活的一種特殊安置。這一穩定生活的訴求正是當前鄉村善治的動力，也是鄉村達到善治的基本要求(鄧大才，2018)。功能學派人類學家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1950)曾說，文化的整體功能就是把個人團結到穩定的社會結構中，這種體系決定和規制著個人相互關系的建立，建立起外部物質環境的適應性和內部個人與群體之間內部適應性，從而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對于村落社會，鄉村文化是祖祖輩輩集體生活的心理認同，在共同的生產生活中，人們形成共享的風俗禮儀和行為規范，表現出的行為選擇具有較大的同質性，因此能夠促使村民產生對村落集體的歸屬感，促進村落社會內聚，表現為社會群體內部的凝聚力。那么，提升鄉村文化的內聚功能，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1.育孵化新鄉賢，發揮文化治村的德潤功能。農耕文明自古尚賢，賢達之士，視野開拓、才學出眾、品德高尚，是村莊的精神領袖，并因此而成為村莊秩序的守護者?；仡櫄v史，現代性變革之前，皇權不下縣，“士紳鄉賢+村規民約”是鄉村善治的有效工具，因為中國的鄉村是禮義社會，以教化民、以禮成俗。如今，“崇德明禮、追求無訟、親臨友善”依然是鄉村善治的追求，新鄉賢以“身份、能力、行為、品德”嵌入鄉村，是鄉村“德治、法治、自治”的重要力量(舒雋，2018)。流傳半個世紀的“楓橋經驗”，充分展示了新鄉賢在“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中，傳統文化與黨的領導之間協同作用的邏輯自洽(王斌通，2018)。新鄉賢突出“賢”字，不論家世出身、籍貫居所，只要在某一社會領域具有突出才能且德行高尚、愿意為鄉村建設盡力的人，都是新鄉賢(王文龍，2018)。著眼新時代，要擴大新鄉賢的識別范疇，把那些才學優異的大學生村官、樂善好施的企業家、優秀的退休基層干部、獻言獻策的退休知識分子等吸納到新鄉賢的隊伍里來，讓他們以嘉言懿行垂范鄉里、影響村民，引領鄉村的文明風尚。發揮新鄉賢的村莊善治能力，需要搭建鄉賢施策的組織平臺，并建立激勵與約束相容的制度。比如浙江上虞、廣東云浮的鄉賢參事會、鄉賢理事會，鄉賢按照組織制度開展村莊活動，更規范、有序，更能獲得村民的認同；當然，鄉賢治村不能替代村級組織，要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發揮鄉賢以文化人、善治鄉村的功能。對于新鄉賢也要開展定期的評比制度，接受村民的評價，避免精英主政的治理困境(章榮君，2015)。
2.重塑鄉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鄉村社會治理質量。社會質量理論視域下的鄉村治理旨在提高場域內全體成員的福祉。對照鄉村振興的五項指標，說明中國鄉村社會的治理正在從“績效指標”轉向“社會性行動”，前者的邏輯是執行政府的各項指標，而后者的行動指南則是構建出一種“質量社會”，重點凸顯鄉村社會性和村民主體性。受現代化進程影響，觀察今日的鄉村，村民分化明顯，價值主張多維，福利訴求差異極大，如果顧及場域內所有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福利，就要遵循包容性的制度設計，強化權益主張的成員平等。
鄉村文化的包容性特質正是鄉村包容性制度設計的理論素材。本質上，文化的多樣性就決定了文化的包容性。鄉村文化根脈在鄉村，鄉村崇尚幫扶互助、鄰里守望，注重人與自然的和睦。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從未有過中斷，就在于它在包容異質性文化的過程中獲得傳承與創新的力量。在鄉村治理上，包容性的機制設計主要體現在形成了“村兩委+村民自組織”的治理架構，村民具備了更多參與村級事務的機會，能夠及時化解鄰里糾紛、村組矛盾，提升了鄉村治理的“安全閥”閾值；尤其是貧困型弱勢群體能夠有更多機會參與村組事務建設，獲得經濟性回報。這一包容性機制設計凸顯了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參與性和不同群體之間權益公平性。應和了質量社會建設的本意。
五、促進鄉村振興的制度設計
文化是流變的，文化流變的速度是緩慢的，從興盛到自閉，歷經了上千年，同樣再重塑新時代鄉村文化盛景，也非一蹴而就。這需要完成批判集成傳統文化、創造重構新生文化的雙重任務；重新評估鄉村文化的經濟和非經濟的雙重價值；整合利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力量，更要正視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加劇、農民群體原子化離散的事實。因此，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遵循文化再生長的規律，就本文而言，實施鄉村文化再生長的路徑，需要誘導新的制度變遷，建立促進鄉村文化振興的長效機制。
(一)建立城鄉互動互通制度，凝聚鄉村文化振興合力
城鄉的空間布局中鄉村是重要的一極。所以，鄉村的振興必然離不開城市圖景的映襯。世界發展規律表明，當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超過50%以后，鄉村的價值全面凸顯。在中國，尤其是2012年以后，頻繁創新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激發了農村社會巨大活力，生產要素科技化，村民價值主張多樣化，由此，鄉村文化的價值開始蔓枝、盛開，鄉村文化的價值受到重新評估，但是實現文化從“資源—產品—產業”的鏈條，要充分認識到文化產業是建立在“經濟、技術和藝術”構成的金字塔的頂端(ＲugarryＲomer，2004)。所以，實現鄉村文化的價值，要遵循經濟的資本邏輯，借力現代的科技支持，更要充分彰顯藝術的人文底蘊。主要包括，一是遵循經濟的資本邏輯。立足地域特色，創新適應鄉村文化資源開發的投融資制度。探索建立公私合營的PPP模式、入股集體經濟組織的股份化模式，或者經營權的轉讓，同時要建立相宜的文化評估制度、產權交易制度和文化保險制度。二是利用現代科技的力量。如互聯的整合力量，吸引社會各界關注鄉村，解決文化振興主體空間上“不在場”的制約；通過自媒體傳播，展示鄉村文化的歷史厚重、地域之美，或者科技修復技術，保持文化的延續性。三是注意呈現時代性藝術之美。文化振興是中華經典藝術的復興，反映出人們對鄉村之美的向往和留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美，每一種文化有其獨特的意蘊。振興鄉村要厚植藝術的沃土，使藝術家、美學家、建筑師等與鄉土的文化工作者、技藝傳承人充分融合，讓鄉村文化“長出來”自然之美和藝術韻律。
(二)建立鄉村退出制度，重構鄉村文化再生的空間
農舍村落是鄉村文化的組成部分，也是鄉村文化的載體。但必須承認城鎮化進程中必然有村落走向消亡和重構的事實。振興鄉村是賦予村莊活力，同樣，振興鄉村文化也是實現人們的文化自信。那些在時代的洗禮中，沉寂的鄉村應該允許她們融入自然，以另一種形態走入歷史，退出承載人類活動的載體功能。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在1970年提出“退出—呼吁”制度，主要是針對組織績效下降時消費者用腳投票，不再購買組織的產品，選擇“退出”(Albert Otto Hirschman，2001)。在人口鄉城轉移的過程中，部分鄉村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而且衰落嚴重的地區，多數物質貧乏、生態脆弱，但民族文化資源豐厚。如果能將散落居住的村莊重新規劃，既有利于整合文化振興需要的物質資源、獲得開展文化活動的群眾基礎，也能夠借規劃建設契機、將文化元素嵌入村莊載體。有了活力的鄉村，文化也悄然走進村民日常。英國百年的鄉村建設也經歷過工業化革命的侵襲，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調適到了合理的定位，所以才有如今“全球最美鄉村”的嘉譽。所以，建立鄉村評估退出制度，要在安置好村民生計生活、村莊資產的前提下，鼓勵處于“亞癱瘓”狀態的村莊有序退出歷史，給予鄉村文化再生產的空間。
六、討論與結論
文化振興如浴火鳳凰，并非一蹴而就、畢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鍥而不舍、久久為功。作為鄉村振興的靈魂和根基，鄉村文化振興是實現中華夢的重要力量。
中國歷史悠久、廣土重民、偌大民族通化融合，其實乃中國文化的力量。中國俗話說“國之本在家、積家而成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理念正是鄉村文化“多元包容、追求和平、集體本位”的體現。雷海宗(2016)說過，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是一個具有松散政治形態的大文化社區。Ｒussell初到上海，就敏銳地觀察到“中國實為一文化體而非國家”。正如梁簌溟(2011)所言，文化之包容而又極其實在。所以，研究文化振興，要將文化置于中國宏觀的幕景；要深把握中國城鄉關系的走向規，真正建立起“融合”的支點。在現代性變革之前，城鄉不斷調適邊界，維持著一種相對的平衡，而這種平衡被現代性變革迅速打破。在中國現代性變革始于改革開放，所以我們跨越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審視制度變遷帶來的城鄉關系變化，探索由此引起的鄉村文化的歷史印跡，形成“制度安排—城鄉關系變化—鄉村文化變遷”的分析邏輯。研究發現，鄉村文化經歷了“城鄉對立階段的衰落→城鄉統籌階段的變異→城鄉融合發展的自覺”時代變遷；基于此，我們沿著文化自覺的光亮指引，提出了鄉村文化振興的要義是要實現“文化從自覺到自信”，而達成這一愿景必須尊重文化再生長的邏輯，同時文化自覺的持續積累需要體現文化為人的功能，所以我們要精準識別鄉村文化符號，實現資源到產業的發展通路，同時要重塑文化的內聚功能，提升鄉村文化，引領社會善治。為了推進這一路徑實施，應建立城鄉互動制度和鄉村退出制度，凝聚鄉村文化振興的社會合力，也給予鄉村文化再生長的歷史時空。
作者簡介：高靜，女，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王志章，男，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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