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像一塊試金石，考驗著我們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檢驗社會治理水平。特別是如何拎穩“米袋子”，壓實“菜籃子”等民生保障問題，關系到千家萬戶的生活和社會的穩定，格外引發關注。通過“特殊時期”所暴露的問題，有助于思考應該建設什么樣的鄉村和發展什么的農業。
全國上下“新冠肺炎”阻擊戰，城市的每個住宅小區，鄉村的每個村莊，都實行了封閉管理，通往鄉村的道路被封堵，跨界運輸受到限制，農產品物價上漲，甚至局部出現搶購現象。在“呆在家里，就是給國家做貢獻”的情境下，誰最淡定呢？鄉村里的農民。似乎并沒有因“封閉”受太大影響。一位農民告訴說，看著地里的蔬菜、院里的雞，還有豬欄的豬，心理挺踏實。家里存的柴、米、肉、油足夠堅持一年的。誰最恐慌？一些被集中上樓的農民，他們遠離自己的土地，無法耕種，他們失去了房前屋后的院落，沒有了庭院經濟，正常時期價格低廉品且種齊全的農貿市場關閉了，小超市沒有蔬菜可賣。他們只能到大城市的超市去購買高價蔬菜。這就需要我們思考，美麗鄉村建設，應該建設什么樣的鄉村？
面對突發疫情，不同的生產主體誰最緊張？農戶不受影響地可以下地收菜、種菜，而靠雇工維系的所謂規模化農業，因雇不到工人而損失慘重。一草莓種植大戶，幾十個大棚草莓面臨全部爛掉；蔬菜大戶因雇工不能按時返回，自己又無力采收而全部損失；果農的幾萬斤橙子還掛在樹上……。這讓我們思考，怎樣的農業組織形式才是安全的？
從鄉村建設來看，鄉村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對社會穩定和應對突發事件有著天然的優勢。農家院落，不僅是生活空間，也是農民重要的生產空間，庭院經濟的自給自足特點是農民的重要福利，也是社會危機的“緩沖器”。和諧的鄰里關系，不僅是鄰里互助文化的空間基礎，也是熟人社會的必要條件。為相互幫助、精準扶持提供可能。農戶院落的存在、低密度人口和村落清晰的邊界，為抗疫戰的隔離措施創造了天然的環境。面對疫情，我們更能夠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
從農業發展看，怎樣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能更靈活地應對突發事件，保障農產品供給？小農戶“夠自己吃就行”，對減輕市場壓力有意義，但緊急時刻對市場保障貢獻微乎其微；資本化的大農業因面臨雇工困難損失慘重，農業工人擔心被感染不敢來，敢來的因交通中斷不能來。因此，應變能力和和保障性很差；而對市場保障最大、反映最靈活的是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一家人在田間勞動，沒有雇工和隔離成本，不增加防疫風險，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正常生產。
家庭農場，通俗地說就是擴大版的農戶，是以家庭勞動力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業生產經營單位。家庭農場是適度規模經營的典型表現形式，也是新型職業農民得以存在的有效載體。家庭農場與農戶一樣，充分體現農民的主體地位。家庭農場有很多好處，如就地近地實現充分就業，有較高和穩定的收入，不離開家鄉便于照料老人和兒童，讓農民有更多的獲得感與幸福感；有效遏制鄉村的衰敗；激活了農民對現代農業科技的需求，無論是新的品種、農業機械的使用，還是新肥料或新栽培技術的采納，農場主都表現出了空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家庭農場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其穩定性，由于具有穩定性，才給農民與長遠預期，農民才有保護耕地的熱情和動力，也為培養農民珍惜土地的感情提供了基礎，唯有穩定的土地關系，人們才有能真心去保護、愛惜耕地，才有可能發展出綠色、可持續農業。
無論是鄉村建設，還是農業組織建設，都要始終堅持一個原則：以農民為主體。什么時候很好地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什么時候社會就和諧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就會提高。如果削弱農民的主體地位，就會極大增加社會的風險。在鄉村建設和農業發展過程中必須高度警惕目前廣泛存在的排斥農民主體地位的現象。諸如拆老百姓的房子集中居住，讓農民遠離耕地而無法耕種；流轉農民土地給工商資本，把農民變成打工者；強迫農民土地入股搞所謂股份合作社等，都是把主人變成“看客”的行為，遏制了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削弱了應對緊急狀態的靈活性，是對基層治理能力的極大削弱，蘊含著巨大的社會風險。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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