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的概念，鄉土社會是中國的本色特征。縱觀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演進，無論時代的大潮多么洶涌澎湃，城市化的呼聲多么驚天動地，但以鄉為基點的活動空間沒有變，以土為基礎的生存依托沒有變。一個人無論智商多高、能力多強、事業多大，都要吃從土里長出來的五谷雜糧、瓜果蔬菜。這既是常識，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人之于“土”，就象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之于大地。漢字造字有4種方法：象形、指事、形聲、會意。在中國人的語境中，“壞” 是一個典型的會意字，“土”“不” 為“ 壞” ， 意思是世間萬物以“土”為根，離“土”即“壞”， 無“土”即“壞”，“土”不足即“壞”。“壞”字的產生真可謂是一個偉大的預言，它揭示的是一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今天的中國鄉村正處于轉型期，中國的鄉土社會發生著深刻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自我否定、自我淘汰，而是自我革新、自我發展。在鋪天蓋地以農業元素為主題的鄉土環境里，工業元素、商業元素、科技元素等等各類現代元素不斷滲透聚合，生成特色各異的不同場景，正在孕育出“商土中國”“工土中國”“科土中國”。
“商土中國”，即基于鄉土環境的中國鄉村商業。經濟學史家德·弗里斯認為，英國之所以能于18、19世紀在歐洲諸國競爭中勝出，是因為英國人力資源具有勤奮、重教、善商三大特征。可見具有商業精神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競爭中一騎絕塵的重要因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中國的徽商是這樣煉成的，被稱為“中國銀行鄉下祖父” 的晉商，以及浙商、閩商、粵商、魯商等各省商邦也大抵如是。自明清以來，中國的商業精神已經根植于鄉民之中，租賃、借貸、典當、抵押、承包、契約等商業行為遍及鄉里。今天6000萬海外華人華僑就是數百年出走經商謀生鄉民的后裔。當今世界仍有不少國家的人們不會經商，蘇聯解體，把土地分給農民，許多人不要，因為他們不會經營，而中國家庭承包經營則一舉成功。在計劃經濟時期，供銷合作社包攬了中國幾億農民的買與賣， 供銷社的“金字招牌”無人不曉。偌大的中國農村商貿，靠著供銷社的“統購統銷”運行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后，供銷社在農村商貿流通中逐漸喪失話語權、丟失影響力， 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個體商戶、小型商業企業和販售商，一些大型商戶，包括跨國型商業企業也正尋找入駐鄉村的路徑。我國參與農村商貿流通的企業和個體快速增加，鄉村商貿空前繁榮。但是也造成商品流通領域的混亂局面。一是市場需求分散，流通規模較小，且主體多元化，監管困難；二是鄉村商品流通無序化，假冒偽劣商品展開了“下鄉運動”，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三是在流通體系建設中“重城市、輕農村”，在鄉村工作中“重生產、輕流通”的觀念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導致產銷脫節， 農產品進城難。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流通格局、管理體系已被打破，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農村商貿流通體系還沒有形成。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農村消費支出不斷增加，消費結構由大眾消費向多層次的消費升級，農村消費需求多樣化不斷提高。中國的鄉村蘊藏著巨大的消費潛能，一個有著5000萬農民的中部省農村消費調查顯示，2018 年農民人均消費支出19000多元（其中生活類12000多元，生產及固定資產投資各3000多元），一個5000人的村莊，年消費即可高達上億元。當前我國城市化率雖然已達60%， 但有關調查顯示，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城市戶籍人口仍生活在鄉村環境中。系統性、全方位、立體化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新型鄉村商品流通網絡成為當務之急。首先應加大鄉村物流體系現代化的建設力度，將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擴展到鄉村市場；加快打造城鄉雙向商貿流通平臺，促進農產品流通效率，節約農產品運輸成本；其次應利用供銷社熟悉農村，了解農民，在鄉村中具有良好口碑和信譽的優勢，發揮供銷社作為農村電商國家隊與農產品流通主渠道的作用，介入農產品流通、加工、倉儲、物流等農業產業鏈全過程。
“商土中國”將是中國在國際上最具競爭力的市場戰略儲備。弘揚鄉土社會的傳統商業精神，引入現代商貿流通要素，構建符合鄉村需求的新型鄉村商貿流通體系，促進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打造“商土中國”面臨的新課題、新挑戰。
“工土中國”，即基于鄉土環境的中國鄉村工業。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了“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產業布局政策，工業化以城市為主，鄉村工業只有以公社和生產大隊經營的小作坊、小水泥、小磚廠、小化工、小煤窯“五小工業”，普遍規模較小，技術水平較低。1978年以后，中國鄉村工業發展迅速，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80年代初，我國鄉村工業的增長對工業增長的貢獻不足20%，到1992年，這一貢獻上升到71.15%，成為中國工業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工業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輕工業發展不足、鄉村的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遵循的是“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主要是面向當地，為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提供必需品。這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今天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鄉村工業過去那種遍地開花，亂鋪攤子，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弊端已經徹底改觀，正在沿著農產品加工業這一產業比較優勢健康發展。農產品具有不宜儲存的特點，為保證原料新鮮，避免運輸損耗，農產品加工企業最適宜建在就近產地的鄉村。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迅速，2016年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即達8.1萬家， 主營業務收入達到20萬億元，實現利潤總額1.3萬億元。農產品加工業正成為農業現代化的支撐力量， 農業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以三全集團為例，企業農產品年需求量約30萬噸，帶動了40余萬農民增產增收。總體上看，我國農產品加工增值只有2倍多，而發達國家都在四五倍以上，其潛力巨大，精深加工亟待提升。當前農民工返鄉創業逐漸成為一種新趨勢。數據顯示， 到2018年7月，全國返鄉創業的人數達到740萬。針對農民進城意愿減弱，政府應加大對鄉鎮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提高鄉村工業的產業化程度，推動鄉村工業轉型升級。還應借鑒德國為振興鄉村，產業發展“逆城市化”的經驗，充分發揮“總部經濟”效應。德國排名前100位的企業，只有三家總部設在首都柏林，很多都設在鄉村小鎮。我國央企總部多在首都，省市縣國企總部全在中心城市，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借鑒德國做法，將那些無污染、易生產或直接為鄉村提供消費的制造業遷到鄉村，既可降低運輸、土地、勞動力等各項企業成本，又可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就業， 還能有力推動鄉村城市化建設。
打造“工土中國”是農業增效、農民增富、農村增財的關鍵支撐。在交通通訊高度發達的今天， 對一些適于在鄉村發展的產業實施“逆城市化”策略是建設“工土中國”的好路徑。
“科土中國”，即基于鄉土環境的中國鄉村科技。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鄉村科技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業優良品種改良、重大栽培技術和病蟲害綜合防治等一大批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 支撐全國糧食單產由1949年的59千克提高到2019年的381千克，糧食總產量從2263億斤提高到2019年的13277億斤。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59.2%，農作物良種覆蓋率96%以上，實現了從“靠天吃飯” 到“旱澇保收”的歷史性轉變；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69.1%，小麥生產基本實現全程機械化，水稻、玉米耕種收機械化率超過80%，實現了從“人扛牛拉”到“機器換人” 的歷史性轉變，科技已成為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隨著互聯網、云服務、5G通信技術的發展，遙感、物聯網、大數據等現代科學技術與農業生產不斷結合，農業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數字農業大局初現。另外，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加速向農業農村延伸和滲透，在農業技術推廣、市場信息服務、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精準脫貧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京東等在內的電商企業，持續加大對相關技術的投入，推動農產品流通環節降本增效，在農業科技創新的實踐中幫助更多農戶實現增收。諸多與鄉村發展密切相關的各類先進技術，一經問世，馬上就會在鄉村身影頻現，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農民已經前所未有地擺脫繁重的體力勞作，耕、種、收、儲機械化、智能化正在全面普及。但與城市相比，現代科技在鄉村的發展還差距甚大，以互聯網的覆蓋率為例即可見一斑。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非網民規模4.96億，而非網民主要集中在鄉村地區，占比超過60%。有相當多的農民依然對互聯網從不問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在鄉村的推廣應用決定著鄉村未來發展的水平，科技助農任重而道遠。
“科土中國”是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推動移動互聯、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區塊鏈等技術在鄉村的應用， 全面提升農事服務能力，應是“科土中國”的首要工程。
鄉諺云: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科不發。“鄉土中國” ， 只有努力打造“ 商土中國”“工土中國”“科土中國”，在鄉土環境中構建五彩斑斕的各種現代化場景，才能在時代大潮中完成蛻變、實現涅槃、華麗轉身。
作者簡介：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中國發展觀察 2020年第9-10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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