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從農業稅賦到土地財政，中國農民為中國現代化的積累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奉獻。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趨向”論斷與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從根本上改變長期犧牲農村犧牲農民的發展現狀，明確工農城鄉的平等地位。2020年處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處，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之年。而在國內外經濟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挑戰的背景下，又遭遇全球疫情爆發，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減緩，一些地方不僅對農業農村釋放的紅利有限，而且還可能加大對農業農村資源要素吸取的力度。最近發生了山東的大規模“合村并居”運動，其中棗莊市山亭區善崮村村民和拆遷人員對峙，造成城管執法車輛被憤怒的村民砸毀，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深層次看，這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原則能否堅持的現實問題，也是黨中央戰略決策能否貫徹執行的風向標。那么，習近平總書記對三農工作的要求來看，山東的“合村并居”出現了嚴重的偏向。
一、把鄉村振興的戰略遠景大躍進為當下的政績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把農業農村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家戰略高度，實現了從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到優先滿足農業農村發展的需要這樣一個歷史轉軌。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出發，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鄉村振興戰略的時間表、路線圖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的歷史性任務，不僅伴隨著全面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更是一個自然歷史的發展進程，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具體任務、發展思路、實施路徑決不相同，這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靠運動式發展我們歷史上曾經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強調，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因勢利導使之成為一個順勢而為、水到渠成的發展進程。“人類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通過人為強制、超越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推動的社會進程，最終是要付出代價的”（《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1頁）。
一個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中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歷史基礎、政策取向等多方面原因，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發展呈現出多元形態，處于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各個地方存在的主要問題不盡相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階段不一，發展的目標和歷史任務、發展形態和發展方式就必然不同，不可能一個目標、一個模式同步發展。為了防止出現一哄而上、急于求成搞 “一刀切”的“大躍進”運動，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做好頂層設計，注重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類施策、典型引路。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開始就要制定并堅持好正確原則，一旦走偏，房子造起來了，路開通了，水泥地鋪上了，要走回頭路就很難了（《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2頁）。對于有些錯誤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過嚴厲批評：有些地方干了一些“以城吞鄉、逼民上樓”的事，嚴重損害了農民利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5頁）。
山東出現強迫農民上樓運動，地方政府動用各種手段逼著農民拆舊房搬遷：“拆除農民住房，合并原有村莊，建立新型農村社區，讓農民集中住進樓房”。山東作為農業大省而非工業化、城鎮化發達地區，多數地方缺乏江浙地區那樣具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能力，而且在當前經濟背景下連財政自身運轉都十分困難，卻沒有量力而行，不顧客觀實際盲目大規模大范圍推進所謂的“合村并居”，先拆后建，拆遷補償款又不足以購置新房，不少農民無家可歸撿破爛似的在野地里搭窩棚安身。被逼上樓的農民在網上傾訴：老房強拆，新房未建，窩棚里等明天。同時，生產成本與生活成本立時大幅增加而生存難以為繼，帶來大面積返貧風險。如此折騰農民折騰農村，來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的政績，就明顯違背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不要搞大拆大建的要求：搞鄉村振興，不是說都大拆大建，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
那就不能用工業化、城鎮化的思路來搞鄉村振興，因為工業和城市的邏輯，一是集中，二是大量，三是高效率；相應的農業和農村邏輯，一是分散，二是適量，三是永存性。農業和農村的邏輯是一種分散的邏輯，是一種生命的邏輯。而生命邏輯要求分散，沒有分散就不可能發展下去，許多生物的生活只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高效。鄉村散居也許是全面現代化后最優的人口分布方式，不僅是現代化進程中經濟危機的人口緩沖區，而且能承載大型瘟疫和不確定性災難，這次疫情就是明證。作為自然居民與自然村莊，是中國幾千年人與自然共同形成的歷史文化底蘊，中華民族歷經災難、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就依賴散居，要高度警惕集約式居住帶來集中式災難的社會危機！馬克思就認為：人是自然界演化發展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敬畏歷史敬畏自然，需要非常謹慎地看待合村并居，現在拆了村莊容易再恢復就難了。張治中早年對文革破四舊就警告：這在以后是一個歷史笑話。如果官員高高在上，先有了判斷，同樣的事找一百個支持不難，找一百個反對不難。當年拆掉北京古城，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因為沒有廁所，而北京人民也要求破舊立新，建立一個新的中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堅決反對：拆除北京城墻是會后悔的！而大規模全面推進合村并居，在歷史長河會不會成為一個蠢事？這是最需警惕的！
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吸取城市城鎮化“大拆大建”的教訓，防止鄉村振興演變成另一場“房地產運動”，“把農村都變成城市，把農村居民點都變成高樓大廈”（《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5頁）。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又提醒，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功成不必在我”，就是要求山東領導干部不要搞急于求成、短期見效的大躍進“跨越工程”，跑步“建設美麗宜居鄉村”，以避免偏離本地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而導致發展目標的盲目性。
二、對農民利益不受損的農村改革底線偏離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農村改革“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底線要求，多次強調堅持農民自愿的原則，充分尊重農民意愿，讓他們自己選擇，不能采取強迫的做法，不能強取豪奪，不顧條件拆除農房，逼農民進城“被落戶”、“被上樓”（《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4頁）。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鄉村振興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充分尊重廣大農民意愿。因此，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充分尊重農民意愿，切實發揮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就必然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以農民主體地位的立場、站在屬于農民的鄉村，去聆聽農民自己需要什么樣的生活、需要什么樣的鄉村，給鄉村社會以充分的話語權、自主權，以激發農民的主體作用，創造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讓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離山東不遠的韓國新村運動，政府就只提供指導性意見，具體鄉村規劃和建設主要由農民自己決定。
而山東推進的“合村并居”運動，正如不久前人民日報所批評的：“根本的還是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存在長官意志、替民做主的問題”。沒有廣泛征求農民的意見和訴求，為圖一時政績，憑地方政府意志行政化單方面規劃和推進，使農民自己的家園“被做主”“被合并”。根本原因就是被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稱之為“拆村造城運動”，核心是把屬于農民的大量的農村建設用地集中起來，再通過增減掛鉤、占補平衡換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以獲取巨額的土地收益，因而積極性非常高。但是，現在的《物權法》明確規定農民住宅為財產，賦予了農民財產權，山東合村并居強制拆遷，不僅是嚴重侵害了農民的核心利益，而且涉嫌嚴重違法。
而不斷消滅村莊、消滅鄉村，其實質就是在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慣性下繼續犧牲農村、犧牲農業、犧牲農民，使三農問題的焦點由農民稅費負擔轉變為土地財政下的村莊拆遷。在農民看來，就是由政府統一的房地產開發。為什么？城市建設征收土地的收益歸地方政府有一定道理，但這些非征收土地的收益是城鎮化進程中留給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應該是屬于農民的利益，是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政府推進合村并居，通過增減掛鉤、占補平衡的收益用于歸屬地的農民和村集體，農民必然會歡迎和支持。如果讓農民有利可圖，何必要強行推進，農民會爭先恐后跟著政府走。在當下經濟環境下，不少地方政府自己的財政都收不抵支，哪有紅利給農民？！山東不少農民堅決抵制，甚至憤怒砸毀城管執法車輛，說明是與農民利益背道而馳的。
強迫農民上樓不是山東所獨有，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地都出現過。陳錫文曾對此進行過評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被一些地方政府濫用，他們看準的是農村建設用地置換成的建設用地指標，從而大拆農民房，導致農村快速消亡；農村城鎮化是一個趨勢，但是需要自然轉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幾百年形成的村落是農民經過世世代代的自然選擇，這樣人為的消除，后果不堪設想。但山東不像江浙發達地區那樣羞羞答答地拆零并整，而是大張旗鼓直接拆一個村子就是幾百畝成片的土地，建造有些所謂的“農村社區”高樓，一個單元就可以裝下一個村子，何樂而不為？農民失去了屋前屋后種養方便的自給模式庭院，失去了世代居住的宅基地，掏空一生積蓄，買回沒有產權還要裝修的房子，半生心血的家園變成廢墟，掏空家底搬到樓里，生產工具無處安放，連喝水都要付費，收入更加入不敷出，不僅造成社區占用優質良田、復墾舊村地力貧瘠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搞占補平衡不能把好地都占了，用劣地、坡地、生地來濫竽充數，最終賬面上是平衡了，但耕地質量是大大虧空了。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6頁）。而且還摧毀了鄉村千年生態，割裂了農民和土地賴以生存的關系，導致農民面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
山東農民在問：自然形成的村落，農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為什么非要合起來，難道就沒有其他比拆遷更能讓鄉村振興的辦法嗎？我也想問：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建立在村莊大拆大建的基礎上完成的呢？整個鄉村系統自上而下的全面癱瘓，鄉村振興會在一片片新的鄉村地產經濟中實現嗎？問題癥結不是如何尊重農民意愿以避免強拆，而是一旦開始整村大規模拆遷就必然是強拆。有些農民好不容易蓋起來的房子，還沒住多久就給拆了，這讓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這讓黨中央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戰略決策情何以堪？！
三、消滅村莊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
村莊是農耕文明留給人類的最大遺產，中華文明最遙遠綿長的根在村莊，大量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跟村莊的名字緊密相連，其價值絕不亞于萬里長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增強文化自信，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明確指出，“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城鄉一體化發展，完全可以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5-606頁）。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記得住鄉愁”：不要花大氣力去劈山填海，完全可以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3頁）。因為“記得住鄉愁”的鄉村記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防線，沒有“鄉愁”就沒有了民族的精神家園。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肯定的湖南十八洞村，其中之一就是不大拆大建，保護村莊原有的風貌，“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
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狂飆突進，城市的舊胡同、舊街道都被房地產開發商的推土機全面鏟平進行舊城改造和重建，像計算機復制功能推進了中國“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房地產商把城市土地開發完了后，在“農村變城市”，“農民變市民”、“村莊變社區”等的口號下，一大批村莊同樣被推土機大規模整體拆遷，建設成新城鎮和高層小區，村莊農民從祖祖輩輩居住的村莊搬出，住進了用復制功能建設的高層住宅小區，形成了中國“萬村一面”的怪狀。習近平總書記告誡，一些地方熱衷于改老地名，割斷了地名文脈、不利于傳承我們的民族文化（《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4頁）。中國行政村的數量從1988年98萬多個，通過“合村并居”到今天已經減少到59萬多個，幾十萬個歷史地名與普通民居老建筑都被消滅了。再回顧發展進程，我們這一代人讓中華民族文化又多了一次斷層與消亡。
放眼世界已經完成全面現代化的歐、美、日等國家，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都具有敬畏之心，現代與傳統結合很好，上百年的建筑依然存在，稀疏地散落在城市和鄉村，不僅未被強制拆除，而且有專門維護機制，因為歷史悠久的老建筑具有獨特的文化底蘊。在新農村建設中，浙江、江蘇曾經將古老的村莊拆掉，后來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又花費數億元來復制一個個“記得住鄉愁”的村莊，以恢復鄉村原來的風貌。如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摒棄現代化鋼筋水泥的千篇一律城市建筑，全面推進“拯救老屋行動”，其目的是挖掘歷史記憶、探尋名人軼事、修繕宗祠、尋找家規族訓，讓積淀深厚的村落文化不再流失，真正留住一方鄉愁。
山東就曾經啟動過“鄉村記憶工程”，明確要在城鎮化中搶救“鄉愁”。但是，著名作家馮驥才在十多年前去山東調查，發現齊魯大地上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美麗村莊，有城墻圍繞，護城河和內河、池塘縱橫，學堂、孔廟、祠堂、倉庫、戲樓、鐘鼓樓都有，街道、水井齊整，民居規劃工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遺落的稀世明珠！十多年后馮驥才再去山東調查時，這樣的村莊就一個也沒有了。執行和實施這些拆村的人一定是沒有遠見和頭腦的歷史罪人，因為毀掉了幾代人的歷史記憶，也毀掉了所在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軟實力。就有人感嘆，撤并鄉村學校向縣城集中，由義務教育轉向民辦高收費；合鄉并村使熟人治理轉變陌生人治理的鄉村干部官僚化，這種趨勢將使中國鄉村失魂落魄！
現在這個的悲劇前不久又在山東重新蔓延，在“建設美麗宜居鄉村”、“農村社區”的口號下推進“合村并居”。只需要常識就不難判斷，由原始部落過度來的村莊“社區”與城市“社區”完全不在一個頻道，傳統文明的“村莊”和城市文明的“社區”構成了人類社會兩個具有本質差別的最基本單元，就是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與城市發展的規劃重要性相比，村莊是自然發展和漫長演化而來，形成了一系列純自然的特色（亞文化）。只有超越自然發展和演化，規避自然發展和演化的不足，“合村并居”才有價值和意義。而當下“合村并居”沒有根據不同地方的自然稟賦、歷史文化所體現的區域差異性和形態多樣性來設計，對村莊進行簡單的“推倒重來”復制城市社區，沒有了歷史記憶、文化脈絡、地域風貌、民族特點，結果是“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城不像城、鄉不鄉。這一股風如果控制不了，正如馮驥才所預言那樣：“千姿萬態中國的村莊就會變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城鄉只有地域與生活方式之別，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在現代化的名義下認為城市文明高人一等，執意去改造甚至消滅傳統的村莊，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從長遠來看，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村莊必然會成為現代社會具有最美好人居環境的地方，回歸鄉村、回歸自然是人類的天然本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村莊是中國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稀缺資源，必須盡快摒棄大拆大建的鄉村發展模式，因為這些鄉村舊建筑、舊墳墓和老地名是過去時代的記憶，有記憶才會有歷史，才會有民族的魂。
四、偏離了人的現代化斷了農民的退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根本目的就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真正使農民變為市民并不斷提高素質，需要長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流動，是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歷史時期都會存在的現象。對這種“兩棲人”、候鳥現象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惡意炒作。對那些已經在城鎮就業但就業不穩定、難以適應城鎮要求或不愿落戶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努力解決好他們的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需求，使他們在經濟周期擴張、城鎮對簡單勞動需求擴大時可以在城市就業，而在經濟周期收縮、城鎮對勞動力需求減少時可以有序回流農村（《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4-595頁）。怎么理解？其中一條就是對于農村出現“空心村”問題不要大驚小怪，而要理性對待，給人數相當于美國人口的三億農民工留條退路。制度與政策不在于構架，既要考慮到現代化的成本，也要考慮到城鄉利益公平，更在于能否服務于農民自由而全面發展（或者說解放農民）這樣人的現代化事實本身，而非主觀、武斷的一個理想模式，決不能通過人為強制、超越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進行制度安排。
因為當下正處于中國社會轉型關鍵時期的關鍵階段，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無論是在城市定居的農民還是在鄉村常年居住的農民，或是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都處于動態的變化中，都在不斷進行結構性的變化。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受城鄉二元結構及經濟發展大氣候的影響，未能融入城市很可能隨時回歸鄉村；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會根據政策環境和經濟環境在城鄉之間作出理性選擇；在鄉村常年居住從事農業的農民，仍可能在創造條件為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都同樣具有不確定性。中國鄉村人口的變動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會是一個經常性的狀態，那么，現在鄉村居住的所謂“農民”就不能確定以后還是“農民”，在城市定居現在不是“農民”的也不能確定以后不會是“農民”。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現在不返回鄉村而過幾年會不會回歸鄉村？這個村莊現在是衰落而未來會不會繁榮？因此，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是不穩定不規范的轉型，向逐漸穩定和規范的制度轉向，是“轉”而不是“型”，最關鍵是決不能斷了農民自由選擇城鄉的退路。在某種程度上，空心村、空心房就是幾億農民工的退路，如果工業化、城鎮化沒有能力把幾億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地方官員最好別盯著農民的土地，一旦遭遇經濟危機，數以億計沒有退路的農民工失業之時，中國社會能否承受之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解決好人的現代化，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3頁）。不能不看到一個重大的社會現實，就是中國有近三億農民工、相當于美國全國人口規模的農民在城市就業，城市既有市民也有農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說明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近三億農民工長期不能市民化，導致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返鄉已難又留城無望，就不僅僅是導致大規模返貧的問題，更可能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逆轉。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強調，“大量農村人口到城鎮轉移就業和落戶，這本身就是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力帶動，也標志著我們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69頁）。而習近平總書記也看到，在中國當前，“二億多進城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完全進入城市，沒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玻璃門’現象較為普遍”（《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0-594頁）。因此，必須跳出三農看三農，解決三農問題還要在三農之外，一方面要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力度，把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財富回報農民，主要是解決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的“三基”問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而共同繁榮，而不能以犧牲鄉村為代價來獲得城市的孤獨繁榮。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解決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的定居落戶問題，最關鍵是要解決好農民自由選擇城鄉的進路。
盡管我們在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中華民族第一個一百年夢想，也盡管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了世界工廠，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還無法支撐十四億人口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生活。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后的記者會上就指出，“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怎么樣保障基本民生，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國現代化需要等一等落在后面的貧困農民兄弟。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告誡全黨：“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世界各國解決這個問題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不論他們在農村還是在城市，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都要切實提供，該保障的權益都要切實保障”（《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5頁）。不能說，山東推進合村并居的出發點不是好的，按照官方文件所言，可以加快城鎮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對農民的公共服務能力，改善鄉村居住條件，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山東的農民也認為，在條件成熟、政策到位的前提下支持合村并居，畢竟也非常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如果能像江蘇、浙江的農民都住上城市市民都難以奢望的鄉間別墅，誰反對才是神經病！如湖州把城鎮用地指標撥給鄉村用于鄉村振興、特色小鎮，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恰恰這些地方都不是要農民上高樓，也都是工商業發達地區，農民生存能力較強。
但既然好處這么多，為啥讓農民上樓還得用強制手段？根本原因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些地方大拆大建、爭蓋高樓，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內的視覺效果；漠視歷史文化保護，毀壞古跡和歷史記憶；這些問題，既與經驗和能力不足有關，也與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確定的定位過高、提出的口號太多有關。這既不符合發展規律，也不符合人民利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2頁）。因此，不難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一些地方的錯誤政策，執行得越徹底越到位，最后的結局就是“而今樂事他年淚”。為什么三農積重難返？因為不少地方總是在重復著“播種龍種、收獲跳蚤”的昨天故事。
還記得教育部在前幾年發布一項關于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問題的通報，要求各地堅決制止盲目撤并和強行撤并，嚴格撤并條件，優先保障學生就近上學的需要，切實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可這樣的通報來的太晚！為了盡可能減少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管理效益，從1998年開始，一聲令下各地大撤大并，無數村莊辦了數十年的學校一夜之間全沒了！撤并的結果是把方便留給了政府，把困難留給了學生和家長。不少鄉村的中小學生從原來傳統的附近就讀的走讀，變成需要包車上學甚至住校就讀。由于學校食堂的集體中毒事件、鄉村包車送讀的安全事故得到媒體的廣為傳播，使因上學路途遙遠造成就餐、寄讀、包車等開支難以承受，農村中小學生輟學率不斷攀升這樣的社會問題凸顯出來，才使撤點并校的負面效應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2012年國務院發文明確要求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暫停學校撤并。可是，這么多反對的聲音也發出了，國務院文也發了，還是阻止不了這樣的改革。到木已成舟，教育部的通報早干嘛去了？我在想，現在的合鄉并村改革，會不會重復農村中小學撤并的歷史？
就目前的時局而言，為打贏脫貧攻堅這場輸不起的“戰爭”，全面集中了全社會的力量投入決戰，加上全球疫情爆發與中美貿易戰，已經動用了全部的國力，當務之急就是要穩住陣腳，精兵簡政，休養生息。無論是經濟能力還是行政資源以及社會承受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像山東這樣大規模的合村并居大躍進現代化運動。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醒：“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務會議上進一步闡釋說，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后世稱為“盛世”。在李克強總理看來，中國的老百姓勤勞又有智慧，只要給他們充分的空間，就能釋放出巨大的創造力，這也是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根本經驗。毛澤東就曾經提出過，只有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也正是因為此，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鄧小平就特別強調：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也正是因為此，在短短的幾年的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才有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跡。在當前非常時期，只有放手讓農民去闖去創，真正實現農民的主體地位，才能形成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否則，就難以避免形成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局面：政府在干、農民在看，導致農民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也就越來越處于服從地位，越來越喪失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結果是人人都累，個個都怨，卻不知道怨誰才好，因為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是作惡者，這種運動式發展的教訓我們還少嗎？也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產生的深刻根源。
五、偏離了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斷了農業的進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后，又進一步明確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就是“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如何推進鄉村振興，全國人大農業委主任陳錫文認為，最主要的是要明確鄉村的最基本定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提供生態屏障和生態產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從長遠的現代化目標出發，鄉村需要在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承擔三大主要功能。
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無疑是農業，沒有農業的鄉村還是鄉村嗎？沒有農業的鄉村振興還是鄉村振興嗎？特別是在當前復雜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只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主動權，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確保中國大局穩定。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時，明確要求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人民日報》2019年3月9日1版）。因此，鄉村振興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中國成立之時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發展工業和城市，因為泥腿子為執政隊伍主體。時至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發展農業和農村，因為從家門到校門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是地方干部隊伍的主體。小農大國的三農問題之復雜超乎想象，而最可怕的是，這么多“三門干部”又非常自負自以為是，只要一高興，一會把發達地區的模式推廣到落后地區，一會把落后地區的經驗照搬到發達地區，一會把城市的模式推廣到鄉村，一會把鄉村的經驗照搬到城市。成功未必可以復制，但失敗卻往往在重復。對于鄉村發展來說，成功的鄉村總是獨特而獨創的，而鄉村發展失敗的教訓都是重復著相似的死法。相比較那些成功鄉村的經驗，鄉村發展包括農業發展失敗的教訓更值得關注。在中國當農民，是被久經折騰的運動員。但中國農業是一個百歲老人，是一個弱勢產業，只能吃補藥，如果吃瀉藥、動大手術，是會要命的。
也許山東的干部還真不懂得，與市民住宅、庭院功能有著根本區別的是，農民的住宅、庭院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而合村并居節約土地也是個偽命題，因為山東不僅土地很少拋荒，而且農民房前屋后的地還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時，合村并居讓農民上樓，我們可能正在制造有屎以來最大的生態危機：農民不能養豬，不能養雞養鴨，鄉村沒有了拉屎的動物了，即使有動物的糞尿抱括人糞尿也當做垃圾處理，全部進入下水道后排放。這樣一來，農業生產所依賴的人畜糞便等有機肥源在不斷“減量排放”，家肥走向滅絕，未來的農業生產將是“一糞難求”。美國的富蘭克林在《四千年農夫》一書中認為，中國能用最小的耕地養活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因為中國的有機農業，是以家肥為主的有機肥使土壤保持幾千年肥力而不下降。當下，我們一面高喊綠色興農與推進化肥農藥減量行動，一面是農業對化肥的依賴性與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統中國農業天下之日也就是中國農業末日來臨之時：農業生物鏈被嚴重的破壞，耕地不斷被酸堿化，農產品質量不斷下降，農業何以持續？這絕非危言聳聽！
那么，在打著鄉村振興的旗號下，合村并居就是消滅村莊加快非農化，上樓的農民失去種植、養殖、手工三業合一的庭院經濟保障，連日常生活的農產品都不能實現自產自供而全面商品化購買，又遠離耕地，陷入高生活成本低收入困境，淪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而山東的合村并居實質上是超越發展階段快速推進城鎮化的大躍進運動，是在土地增減掛鉤結余出來的指標可以異地交易背景下的土地財政邏輯，使村莊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將不復存在。一個一個村莊大規模全面拆遷，想到了世界歷史上在英國發生“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那是一場極其暴力血腥的夾雜著血和淚的驅逐農民遠離土地、背井離鄉的行動，作為共產黨人，我們要牢記“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這句馬克思的名言。
山東的官員也忘記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警告：“現在的問題是，在一些地方工業化、城鎮化壓倒了農業現代化，打敗了農業現代化。在這個問題上博弈時，一些地方輸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贏的是工業化、城鎮化，而且很多人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為土地一轉讓每畝可以產生幾百萬、上千萬元的利潤，在自己這一任中就能體現出效益來，而種地種一百年也沒有這樣的效益，有人就會想，憑什么要用這些地搞農業？（《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6-597頁）”。本來工業已經產能過剩，城市就業形勢嚴峻，黨中央早就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卻仍然在拼命地搞土地非農化。本應精簡機構減少行政成本（官民比例一直是中國改革進程中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的文章，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7000萬人，官民比例高達1：18），減少企業稅負激活經濟，卻變成包攬一切全能政府，特別是大規模并村后連古今中外都是國家不發工資的兼職村干部也成了全職的財政供養人員，就更加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這對孿生兄弟，這是在飲鴆止渴！因為中國特色的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的最大毒瘤，不僅造成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而且造成近三億農民工難以留城。2018年年底，潘石屹認為中國房地產的市值高達65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歐盟+日本三個地方的數值。難道房地產要在鄉村振興的口號下全面下鄉，用高生活成本低收入的手段迫使仍然守望鄉土的農民背井離鄉？斷了中國鄉村的進路就是斷了中國農業的進路！
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推進城鎮化不一定都要連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聯式、衛星城式的發展，連成片就勢必占用大量經過長期努力好不容易建設形成的高產農田。最好的農田往往都在郊區，都是投入最多的，把它們都變成城區了，還要再花錢去建設高產農田，要花多少錢啊，有沒有算過賬！”（《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6頁）。而另一個問題是，難道城鎮化真的缺地嗎？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現如今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了40.8平方米，目前中國的房子已經容得下40億人居住了。再根據潘石屹“中國房地產的市值是65萬億美元”的判斷，以2018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8737元/平米來計算，那么，2018年中國城市商品房數量大約4.4億套，所有的農民全部進城都不缺房子住。所以，城市住房空置率普遍不斷上升，大量占用耕地建設的不少城市被稱為“鬼城”。凡是在城市居住的，都不難發現身邊比比皆是的空置房。全國人大農業委主任陳錫文認為，工業化城鎮化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要根據現在發展階段的變化，要好好研究城市中怎么有力度地推進對閑置的、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開發，這是我們面臨的大問題。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也指出，中國城市普遍存在“攤大餅”式擴張，過分追求寬馬路、大廣場，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推進城鎮建設，加劇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費了大量耕地資源，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等財政金融風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885頁）。有網民就吐糟：對農民實行一戶一宅，就連農業生產的大棚房也要拆除，屋前屋后的小塊地被政府天天惦記著，卻可以大量占用耕地在城市建設大廣場、大園林、機關門前大空地，如陜西師大新校區圖書館、中山大學珠海分校、西安市長安區政府和區醫院等等，門前都是用來做作為擺設大片廣場大面積空地，需要步行很長時間才能走到門前，只是增加辦事時間和難度而已，不像美國城市的商場、學校前的空地被充分用來作停車場。還有網民感嘆：每畝不到5萬的復墾費，能夠在農村宅基地復墾搞出近萬畝跟城市周邊一樣肥沃的耕地，這個比大躍進放衛星還天方夜譚。土地增減掛鉤播種這么大的“龍種”，收獲的卻是令人痛心的“跳蚤”：一個我山東的農民告訴我，換一個一個書記就新搞一個開發區，本地開發區的土地基本閑置，成為被廣告牌遮掩下的城市廢墟。
根據山東官方的文件，合村并居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加快農業規模經營。需要認識到，農業是永續產業，不可能像工業發展那樣快速轉型升級。而人多地少是難以改變的最大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即使在2050年實現了全面現代化，城鎮化率也達到了70%的戰略預期，還有30%就是4億多鄉村人口不能城鎮化，按照18億畝耕地紅線標準就是人均4畝多地。
針對“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大國國情，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早就明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業就是“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但長期以來充滿了對小農戶農業的偏見，認為小農戶是落后而保守的代名詞，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規模化大農業之路，就是要消滅小農戶。這20多年來從政策到投入、到資金、到補貼，花了多少代價來推進土地流轉以實現規模經營，可始終未能實現政策的預期。根據有關資料，到目前為止全國經營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95%，50畝以上規模經營的只有350多萬戶。
聽說北京大學姚洋教授上書中央高層，提出必要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形式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他認為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且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避免了西方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那種貧民窟大規模出現的現象。在世界范圍來看，經歷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強勢沖擊及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狂風惡浪，西歐、北美仍然是家庭經營為主體，日、韓仍然為東亞小農，小農占全世界人口的40%耕地的60%，是全球糧食的主要生產者，養活了世界70%的人口，看似弱勢的家庭小農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而未分化。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正面肯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就明確：“我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模化經營，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
陳錫文到黑龍江、吉林調研，發現那里水稻生產使用的農業機械非常先進，有的在美國剛剛上市而東北的農民就用上了，比美國農民還早；更讓全世界很驚嘆的是，在使用無人機方面處于世界絕對領先地位，無論是使用量和技術水平都沒有別的國家農業可以相提并論，卻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戶都去買無人機等農業機械，靠的是少數人服務多數人種田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彌補了耕地規模的不足，賦予了農業規模經營以新的時代內容。我國一年大概種植3.5億畝麥子，麥收的機械化率在92%以上，也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戶都去買收割機，是花錢買的社會化服務，推動了農機的跨區作業，使小規模的農業經營也能分享大機械的效率，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山東人均耕地只有1.21畝，低于全國1.38畝平均水平。與山東相鄰的日本同樣人多地少，城鎮化率高達93%，經過半個世紀農業現代化的今天，農業規模化程度平均只有30畝左右。而山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城鎮化率肯定難以達到日本的高度。因此，還是要回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考察時提出的要求：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的基礎，但改變分散的、粗放的經營方式，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家家包地、戶戶務農，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本實現形式”，“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單純為了追求土地經營規模強制農民流轉土地，更不能人為壘大戶”（《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70-671頁）。
當然，現在的地方官員也很不容易，但某些官員很容易的時候，千千萬萬的農民可能就很不容易了！山東孔孟時代的士大夫就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經過了幾千年文明進化，又經過“不忘初心”的強化教育，難道還忘記了黨的宗旨？難道還不如幾千年前的士大夫精神？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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