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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勝:合村并居不能偏離戰略指向斷了農業的進路

[ 作者:陳文勝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0-07-05 錄入:王惠敏 ]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目傄蠛螅诌M一步明確鄉村振興的戰略指向就是“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如何推進鄉村振興,全國人大農業委主任陳錫文認為,最主要的是要明確鄉村的最基本定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提供生態屏障和生態產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也就是說,從長遠的現代化目標出發,鄉村需要在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承擔三大主要功能。

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無疑是農業,沒有農業的鄉村還是鄉村嗎?沒有農業的鄉村振興還是鄉村振興嗎?特別是在當前復雜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只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才能從根本上把握主動權,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確保中國大局穩定。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時,明確要求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人民日報》2019年03月09日1版)。因此,鄉村振興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中國成立之時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發展工業和城市,因為泥腿子為執政隊伍主體。時至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發展農業和農村,因為從家門到校門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是地方干部隊伍的主體。小農大國的三農問題之復雜超乎想象,而最可怕的是,這么多“三門干部”又非常自負自以為是,只要一高興,一會把發達地區的模式推廣到落后地區,一會把落后地區的經驗照搬到發達地區,一會把城市的模式推廣到鄉村,一會把鄉村的經驗照搬到城市。成功未必可以復制,但失敗卻往往在重復。對于鄉村發展來說,成功的鄉村總是獨特而獨創的,而鄉村發展失敗的教訓都是重復著相似的死法。相比較那些成功鄉村的經驗,鄉村發展包括農業發展失敗的教訓更值得關注。在中國當農民,是被久經折騰的運動員。但中國農業是一個百歲老人,是一個弱勢產業,只能吃補藥,如果吃瀉藥、動大手術,是會要命的。

也許山東的干部還真不懂得,與市民住宅、庭院功能有著干部區別的是,農民的住宅、庭院既是生產資料又是生活資料。而合村并居節約土地也是個偽命題,因為山東不僅土地很少拋荒,而且農民房前屋后的地還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時,合村并居讓農民上樓,我們可能正在制造有屎以來最大的生態危機:農民不能養豬,不能養雞養鴨,鄉村沒有了拉屎的動物了,即使有動物的糞尿抱括人糞尿也當做垃圾處理,全部進入下水道后排放。這樣一來,農業生產所依賴的人畜糞便等有機肥源在不斷“減量排放”,家肥走向滅絕,未來的農業生產將是“一糞難求”。美國的富蘭克林在《四千年農夫》一書中認為,中國能用最小的耕地養活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因為中國的有機農業,是以家肥為主的有機肥使土壤保持幾千年肥力而不下降。當下,我們一面高喊綠色興農與推進化肥農藥減量行動,一面是農業對化肥的依賴性與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統中國農業天下之日也就是中國農業末日來臨之時:農業生物鏈被嚴重的破壞,耕地不斷被酸堿化,農產品質量不斷下降,農業何以持續?這絕非危言聳聽! 

那么,在打著鄉村振興的旗號下,合村并居就是消滅村莊加快非農化,上樓的農民失去種植、養殖、手工三業合一的庭院經濟保障,連日常生活的農產品都不能實現自產自供而全面商品化購買,又遠離耕地,陷入高生活成本低收入困境,淪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而山東的合村并居實質上是超越發展階段快速推進城鎮化的大躍進運動,是在土地增減掛鉤結余出來的指標可以異地交易背景下的土地財政邏輯,使村莊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戰略后院將不復存在。一個一個村莊大規模全面拆遷,想到了世界歷史上在英國發生“羊吃人”的圈地運動,那是一場極其暴力血腥的夾雜著血和淚的驅逐農民遠離土地、背井離鄉的行動,作為共產黨人,我們要牢記“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這句馬克思的名言。

山東的官員也忘記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警告:“現在的問題是,在一些地方工業化、城鎮化壓倒了農業現代化,打敗了農業現代化。在這個問題上博弈時,一些地方輸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贏的是工業化、城鎮化,而且很多人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為土地一轉讓每畝可以產生幾百萬、上千萬元的利潤,在自己這一任中就能體現出效益來,而種地種一百年也沒有這樣的效益,有人就會想,憑什么要用這些地搞農業?(《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6-597頁)”。本來工業已經產能過剩,城市就業形勢嚴峻,黨中央早就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卻仍然在拼命地搞土地非農化。本應精簡機構減少行政成本,減少企業稅負激活經濟,卻變成包攬一切全能政府,特別是大規模并村后連古今中外都是國家不發工資的兼職村干部也成了全職的財政供養人員,就更加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這對孿生兄弟,這是在飲鴆止渴!因為中國特色的房地產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的最大毒瘤,不僅造成高房價高生活成本,而且造成近三億農民工難以留城。2018年年底,潘石屹認為中國房地產的市值高達65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歐盟+日本三個地方的數值。難道房地產要在鄉村振興的口號下全面下鄉,用高生活成本低收入的手段迫使仍然守望鄉土的農民背井離鄉?斷了中國鄉村的進路就是斷了中國農業的進路!

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推進城鎮化不一定都要連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聯式、衛星城式的發展,連成片就勢必占用大量經過長期努力好不容易建設形成的高產農田。最好的農田往往都在郊區,都是投入最多的,把它們都變成城區了,還要再花錢去建設高產農田,要花多少錢啊,有沒有算過賬!”(《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6頁)。而另一個問題是,難道城鎮化真的缺地嗎?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現如今人均住房面積已經達到了40.8平方米,目前中國的房子已經容得下40億人居住了。再根據潘石屹“中國房地產的市值是65萬億美元”的判斷,以2018年全國商品房銷售均價8737元/平米來計算,那么,2018年中國城市商品房數量大約4.4億套,所有的農民全部進城都不缺房子住。所以,城市住房空置率普遍不斷上升,大量占用耕地建設的不少城市被稱為“鬼城”。凡是在城市居住的,都不難發現身邊比比皆是的空置房。全國人大農業委主任陳錫文認為,工業化城鎮化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要根據現在發展階段的變化,要好好研究城市中怎么有力度地推進對閑置的、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開發,這是我們面臨的大問題。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也指出,中國城市普遍存在“攤大餅”式擴張,過分追求寬馬路、大廣場,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推進城鎮建設,加劇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費了大量耕地資源,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等財政金融風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885頁)。有網民就吐糟:對農民實行一戶一宅,就連農業生產的大棚房也要拆除,屋前屋后的小塊地被政府天天惦記著,卻可以大量占用耕地在城市建設大廣場、大園林、機關門前大空地,如陜西師大新校區圖書館、中山大學珠海分校、西安市長安區政府和區醫院等等,門前都是用來做作為擺設大片廣場大面積空地,需要步行很長時間才能走到門前,只是增加辦事時間和難度而已,不像美國城市的商場、學校前的空地被充分用來作停車場。還有網民感嘆:每畝不到5萬的復墾費,能夠在農村宅基地復墾搞出近萬畝跟城市周邊一樣肥沃的耕地,這個比文革放衛星還天方夜譚。土地增減掛鉤播種這么大的“龍種”,收獲的卻是令人痛心的“跳蚤”:一個我山東的農民告訴我,換一個一個書記就新搞一個開發區,本地開發區的土地基本閑置,被廣告牌遮掩下有的城市廢墟。

根據山東官方的文件,合村并居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加快農業規模經營。需要認識到,農業是永續產業,農產品不可能像工業發展那樣快速轉型升級。而人多地少是難以改變的最大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即使在2050年實現了全面現代化,城鎮化率也達到了70%的戰略預期,還有30%就是4億多鄉村人口不能城鎮化,按照18億畝耕地紅線標準就是人均4畝多地。

針對“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大國國情,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早就明確,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農業就是“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但長期以來充滿了對小農戶農業的偏見,認為小農戶是落后而保守的代名詞,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規?;筠r業之路,就是要消滅小農戶。這20多年來從政策到投入、到資金、到補貼,花了多少代價來推進土地流轉以實現規模經營,可始終未能實現政策的預期。根據有關資料,到目前為止全國經營在10畝以下的農戶占95%,50畝以上規模經營的只有350多萬戶。

聽說北京大學姚洋教授上書中央高層,提出必要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形式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他認為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且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優勢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避免了西方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那種貧民窟大規模出現的現象。在世界范圍來看,經歷一個多世紀資本主義強勢沖擊及一次次經濟危機的狂風惡浪,西歐、北美仍然是家庭經營為主體,日、韓仍然為東亞小農,小農占全世界人口的40%耕地的60%,是全球糧食的主要生產者,養活了世界70%的人口,看似弱勢的家庭小農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而未分化。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正面肯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提出“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就明確:“我國人多地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不是短時間內能全面實行規?;洜I,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實現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

陳錫文到黑龍江、吉林調研,發現那里水稻生產使用的農業機械非常先進,有的在美國剛剛上市而東北的農民就用上了,比美國農民還早;更讓全世界很驚嘆的是,在使用無人機方面處于世界絕對領先地位,無論是使用量和技術水平都沒有別的國家農業可以相提并論,卻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戶都去買無人機等農業機械,靠的是少數人服務多數人種田的農業社會化服務,彌補了耕地規模的不足,賦予了農業規模經營以新的時代內容。我國一年大概種植3.5億畝麥子,麥收的機械化率在92%以上,也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戶都去買收割機,是花錢買的社會化服務,推動了農機的跨區作業,使小規模的農業經營也能分享大機械的效率,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山東人均耕地只有1.21畝,低于全國1.38畝平均水平。與山東相鄰的日本同樣人多地少,城鎮化率高達93%,經過半個世紀農業現代化的今天,農業規?;潭绕骄挥?0畝左右。而山東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城鎮化率肯定難以達到日本的高度。因此,還是要回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考察時提出的要求: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的基礎,但改變分散的、粗放的經營方式,是需要時間和條件的,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家家包地、戶戶務農,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本實現形式”,“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單純為了追求土地經營規模強制農民流轉土地,更不能人為壘大戶”(《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70-671頁)。

此時此刻想到了一句話,言猶在耳,忠豈忘心?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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