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根本目的就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真正使農民變為市民并不斷提高素質，需要長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和農村流動，是我國現階段乃至相當長歷史時期都會存在的現象。對這種“兩棲人”、候鳥現象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惡意炒作。對那些已經在城鎮就業但就業不穩定、難以適應城鎮要求或不愿落戶的人口，要逐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努力解決好他們的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需求，使他們在經濟周期擴張、城鎮對簡單勞動需求擴大時可以在城市就業，而在經濟周期收縮、城鎮對勞動力需求減少時可以有序回流農村（《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4-595頁）。這么理解？其中一條就是對于農村出現“空心村”問題不要大驚小怪，而要理性對待，給人數相當于美國人口的三億農民工留條退路。制度與政策不在于構架，既要考慮到現代化的成本，也要考慮到城鄉利益公平，更在于能否服務于農民自由而全面發展（或者說解放農民）這樣人的現代化事實本身，而非主觀、武斷的一個理想模式，決不能通過人為強制、超越發展水平和自然稟賦進行制度安排。
因為當下正處于中國社會轉型關鍵時期的關鍵階段，存在著太多的不確定性。無論是在城市定居的農民還是在鄉村常年居住的農民，或是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都處于動態的變化中，都在不斷進行結構性的變化。在城市定居的農民，受城鄉二元結構及經濟發展大氣候的影響，未能融入城市很可能隨時回歸鄉村；在城鄉之間常年流動的農民工，會根據政策環境和經濟環境在城鄉之間作出理性選擇；在鄉村常年居住從事農業的農民，仍可能在創造條件為自己或下一代流向城市，都同樣具有不確定性。中國鄉村人口的變動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會是一個經常性的狀態，那么，現在鄉村居住的所謂“農民”就不能確定以后還是“農民”，在城市定居現在不是“農民”的也不能確定以后不會是“農民”。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現在不返回鄉村而過幾年會不會回歸鄉村？這個村莊現在是衰落而未來會不會繁榮？因此，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是不穩定不規范的轉型，向逐漸穩定和規范的制度轉向，是“轉”而不是“型”，最關鍵是決不能斷了農民自由選擇城鄉的退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解決好人的現代化，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3頁）。不能不看到一個重大的社會現實，就是中國有近三億農民工、相當于美國全國人口規模的農民在城市就業，城市既有市民也有農民，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說明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近三億農民工長期不能市民化，導致成千上萬的農民工返鄉已難又留城無望，就不僅僅是導致大規模返貧的問題，更可能導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逆轉。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強調，“大量農村人口到城鎮轉移就業和落戶，這本身就是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業農村發展的有力帶動，也標志著我們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69頁）。而習近平總書記也看到，在中國當前，“二億多進城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完全進入城市，沒有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玻璃門’現象較為普遍”（《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0-594頁）。因此，必須跳出三農看三農，解決三農問題還要在三農之外，一方面要加大“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力度，把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財富回報農民，主要是解決社會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社會保障的“三基”問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而共同繁榮，而不能以犧牲鄉村為代價來獲得城市的孤獨繁榮。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快解決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的定居落戶問題，最關鍵是要解決好農民自由選擇城鄉的進路。
盡管我們在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中華民族第一個一百年夢想，也盡管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了世界工廠，經濟總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水平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水平，還無法支撐十四億人口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生活。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后的記者會上就指出，“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怎么樣保障基本民生，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因此，中國現代化等一等落在后面的貧困農民兄弟。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告誡全黨：“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世界各國解決這個問題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不論他們在農村還是在城市，該提供的公共服務都要切實提供，該保障的權益都要切實保障”（《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595頁）。
應該說，山東推進合村并居的出發點是好的，按照官方文件所言，可以加快城鎮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對農民的公共服務能力，改善農民居住條件，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山東的農民也認為，在條件成熟、政策到位的前提下支持合村并居，畢竟也非常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但搞強制農民上樓的運動，這樣的行為就不能讓人理解了：既然好處這么多，為啥讓農民上樓還得用強制手段？根本原因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些地方大拆大建、爭蓋高樓，一些干部追求任期內的視覺效果；漠視歷史文化保護，毀壞古跡和歷史記憶；這些問題，既與經驗和能力不足有關，也與一些干部急于求成、確定的定位過高、提出的口號太多有關。這既不符合發展規律，也不符合人民利益（《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602頁）。因此，不難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一些地方的錯誤政策，執行得越徹底越到位，最后的結局就是“而今樂事他年淚”。 為什么三農積重難返？因為不少地方總是在重復著“播種龍種、收獲跳蚤”的昨天故事。
我絕非危言聳聽。教育部在前幾年發布一項關于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問題的通報，要求各地堅決制止盲目撤并和強行撤并，嚴格撤并條件，優先保障學生就近上學的需要，切實辦好必要的鄉村小規模學校。可這樣的通報來的太晚！為了盡可能減少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管理效益，從1998年開始，一聲令下各地大撤大并，無數村莊辦了數十年的學校一夜之間全沒了！撤并的結果是把方便留給了政府，把困難留給了學生和家長。不少鄉村的中小學生從原來傳統的附近就讀的走讀，變成需要包車上學甚至住校就讀。由于學校食堂的集體中毒事件、鄉村包車送讀的安全事故得到媒體的廣為傳播，使因上學路途遙遠造成就餐、寄讀、包車等開支難以承受，農村中小學生輟學率不斷攀升這樣的社會問題凸顯出來，才使撤點并校的負面效應得到了全社會的關注。2012年國務院發文明確要求堅決制止盲目撤并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暫停學校撤并。可是，這么多反對的聲音也發出了，國務院文也發了，還是阻止不了這樣的改革。到木已成舟，教育部的通報早干嘛去了？我在想，現在的合鄉并村改革，會不會重復農村中小學撤并的歷史？
就目前的時局而言，為打贏脫貧攻堅這場輸不起的“戰爭”，全面集中了全社會的力量投入決戰，加上全球疫情爆發與中美貿易戰，已經動用了全部的國力，當務之急就是要穩住陣腳，精兵簡政，休養生息。無論是經濟能力還是行政資源以及社會承受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像山東這樣大規模的合村并居現代化運動。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提醒：“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他在5月6日的常務會議上進一步闡釋說，中國歷史上，但凡一個時代的政治比較“簡”，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就會被后世稱為“盛世”。在李克強總理看來，中國的老百姓勤勞又有智慧，只要給他們充分的空間，就能釋放出巨大的創造力，這也是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根本經驗。毛澤東就曾經提出過，只有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鄧小平就特別強調：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在當前非常時期，只有放手讓農民去闖去創，真正實現農民的主體地位，才能推動鄉村形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動局面，形成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否則，就難以避免形成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局面：政府在干、農民在看，導致農民的依賴性越來越強，也就越來越處于服從地位，越來越喪失自主能力和創造能力。結果是人人都累，個個都怨，卻不知道怨誰才好，因為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是作惡者，這種運動式發展的教訓我們還少嗎？也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產生的深刻根源。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