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入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握國內外新的發展趨勢、立足我國新發展階段，遵循大國經濟發展規律，與時俱進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重塑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抉擇。
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其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把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國內需求來拉動，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目前以及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體現。因此，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新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依然極端重要，須臾不可放松，務必抓緊抓實。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著力補齊農業農村短板弱項，推動城鄉協調發展。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將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戰略支撐。一方面，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而我國鄉村市場有巨大空間、可以大有作為，擴大內需的潛力和后勁主要在“三農”。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實現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將促進深耕挖掘鄉村這一潛在的巨大消費投資市場，是今后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穩定增長，暢通城鄉經濟循環的關鍵著力點，對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另一方面，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發展與安全，用國內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安全保障的確定性來應對國內外風險挑戰的不確定性，確保在世界大變局中牢牢把住主動權，“三農”始終是基礎支撐，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穩定器和“壓艙石”。
本期以“新發展格局與鄉村振興”為專欄主題，組織有關學者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幾個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從不同視角進行闡釋和討論，初步辨識和解析了這些重點問題的基本邏輯和實踐特征。
黃祖輝等的《我國鄉村建設的關鍵與浙江“千萬工程”啟示》，在闡述我國鄉村建設內涵與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鄉村建設的三個關鍵，即，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又要引入市場力量；既要解決有效供給，又要重視有效管護；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論文進一步以浙江“千萬工程”實踐經驗為實證基礎，闡釋了浙江“千萬工程”對我國鄉村建設的啟示，即在農村社區人居環境建設和治理中，應探索建立“四位一體”的治理體系，也就是“黨政合一”的科層治理、“智治合一”的精準治理、“調動群眾”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勵相容”的市場治理，以充分發揮不同制度對行為主體在鄉村社區公共品供給和營運管護中的激勵與約束作用。該文認為，這種制度設計和安排，充分體現了農村社區公共事務和公共產品治理中的黨政領導和群眾參與的相互協同、科層制度與市場制度的功能互補、他治與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與德治的相互融合、科技與治理的有效結合，不僅實現了“千萬工程”的建設目標和可持續性，而且為農村社區公共品的有效供給和營運管護，提供了既有理論創新，又契合中國特色與實踐的治理模式，對我國全面推進鄉村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于曉華等的《國內大循環新格局下農業農村發展的目標再定位與戰略選擇》一文，審視了國內大循環新格局下農業農村發展的目標定位及戰略選擇，認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其中，糧食安全仍是國內大循環的基礎，要以糧食安全支撐國家安全，保障國內大循環；通過智慧農業、數字農業等農業“新基建”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和城鄉要素市場割裂，是阻礙國內大循環形成的關鍵體制機制性障礙，必須多渠道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打破城鄉之間人才、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流動的體制機制性壁壘，實現要素市場的統一和城鄉融合；注重發揮和引導農業的營養健康、生態環保、社會發展、文化傳承等多種功能，促進經濟整體高質量發展，為國內大循環注入新動能。
鄭瑞強等的《“雙循環”格局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進路研究》探討了新發展格局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邏輯與路徑，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將有助于城鄉發展空間重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建設新型城鄉關系；同時也面臨挑戰，如鄉村資源承接轉化能力需要提升、相對貧困治理問題需要重視、鄉村治理現代化創新需要加強。論文提出應著力做好發展規劃統籌、體制政策健全完善、產業轉型升級、相對貧困治理、全域生態宜居環境創建、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高質量建設、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協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等重點舉措，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及其與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良性互動。
當然，除如上所述的重要問題外，落實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有許多亟待深入研究探討的理論課題、實踐探索與政策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有如下幾個方面問題，第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十四五”時期必須守住兩個底線，一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二是落實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略，筑牢糧食安全的根基底線。那么，兩者的政策邏輯、實施路徑和重點舉措分別是什么？第二，下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有效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力，究竟應該加快推進和突破那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新發展階段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的理論邏輯與政策路徑是什么？第三，如何立足當地特色資源，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壯大，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如何完善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第四，如何謀劃新發展階段農村現代化的頂層設計？推進鄉村建設的制度框架、體制機制與政策選擇？如何構建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以及縣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等一體化機制？這些都需要學界同仁們在理論層面、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作更加深入的調研和探索，以期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更加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支撐。
（作者系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同濟大學特聘教授、經濟與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