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進大學之前，我絕不知道有“改革”這個詞，壓根兒也不會有靠“改革”來改變自己和一家人命運的意識。
1976年9月的那個特殊日子，我帶著弟弟在離家20多里遠的河垸捕魚，突然聽到大隊廣播站播放一段帶著哭泣的聲音：偉大領袖毛主席去世！聽到這一噩耗，當時只有12歲的我心猛地下沉，完全沒了捕魚的心情，收拾好魚具，含著淚水，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家里，一種天要塌下來的感覺。接下來的一些天，我是在小隊長家門坎上度過的，那時全隊就他家有廣播，我便每天晚飯后七點坐在他家門口聽中央新聞廣播。
毛主席去世時，我們家的貧窮是實實在在的，兩間四面漏風的瓦房，家里的家當比如今西北、西南很多貧困地區的極貧戶還要破落，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個整勞力所掙取的工分還換不來一家五口人的溫飽，我和弟弟有時還得挖野菜摻著大米煮了充饑，父親抽的幾分錢一包的“大紅花”也是靠我們弟兄拾破爛換來的，春節時一些必備的年貨主要靠隔壁隊家境稍好些的舅舅送。盡管那么窮，我們也從沒有怪過誰，隊里也沒有人想過像安徽小崗村那18個農民一樣按了手印，以“改革”的方式求生。
20世紀80年代的那場改革在我們村并沒有“改天換地”。說實話，我對頭兩年發生的事情印象并不深，能回憶起來的片段也很難與后來那種波瀾壯闊的描述劃等號。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隊里的“改革”最初是按上面的要求進行的，生產隊將原來集體一起干的活兒分成一段段，農民按農活分成一個個作業隊承包。
有意思的是，政策一開閘，老鄉們就開始選擇適宜自己的方式，后續發生的變化只能說形勢比人強。不到一年時間，上面定的小段包工方式先是被小組包產所取代，小組承包才一年，就被包產到戶取代。在作業隊和小組責任制時，村里出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諸如，原來生產隊里的干部開始不那么“厲害”了，一些偷奸耍滑的人在分組時沒有人要了。
我們家的人因為在集體化時期屬于那種老實不惜力的，且各有一門農活手藝，大家都搶著要。我們隊的包產到戶我沒有趕上，我是上大學后第一年寒假回家時得知的。記得回家當天，父親就欣喜萬分地告訴我，家里分到幾塊地了！他那種興奮勁我就見過兩次，一次是我拿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次是這次從集體分包到土地。父親還沒等我安頓好，就帶著我去看分到的地，一邊看一邊“表揚”自己的地種得如何如何好！包產到戶第一年收成就上來了，家里一間屋子堆滿了谷子，養的十幾只雞給父親換煙酒也已綽綽有余，養的兩頭豬已賣了一頭換了些錢給我這個名牌大學生回來過年接風。晚上全隊的鄉親們紛紛送來雞蛋（這是我們那一帶的習俗，哪家有喜事或客人來，其他家就會送雞蛋），那幾天來我們家的人絡繹不絕，每個鄉親的臉上就寫著一個詞：喜悅！記得他們和我說的最多的就是，自己家的地種得如何好，隊里原來那幾個“頭頭”的地種得如何不如他們……
自打研究中國農村始，家鄉就成了我觀察農民和評判農村政策最靠得住的窗口。尤其是我到了國務院農研中心和國務院發展中心工作以后，在老鄉們心目中，我就是“上面制定政策的人”，從他們對待我的態度，我基本能判斷出政策的好壞。政策是否對頭，我從一進村口就能感受得到。政策對胃口，他們會很遠就以真誠的笑容迎過來，還端著雞蛋來看你；政策出偏差，他們就離你遠遠的，當然沒有人給送雞蛋了。
我記得包產到戶以后的頭幾年回家，老百姓還勁頭不減，使滿馬力向前奔，他們每晚到了深夜都不愿離開，和我討論除了種地還能干點啥。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發現他們當初那種充滿希望的笑臉很少見到了，他們晚上過來聊天時常帶著嘆息。尤其是那一階段連續幾年的賣糧難，打白條，拉到糧站的稻谷被驗水分過高后又不得不拉回來曬，排隊一排就是幾天幾夜不挪窩，化肥、農藥價格翻番上漲，就不見糧價升，老百姓開始發牢騷。在我印象中，老百姓有不滿情緒是從這一段開始的。
到了20世紀90年代前后，老百姓種地負擔沉重，一畝地收成只有400多元，但各種提留攤派加起來居然高達500多元，有些農民甚至靠貸款完成上交，這一時期農村的干群矛盾激化。我回家時，農民的臉色變得既難看又無望，當我進到村里時，原來遠遠就迎過來的老鄉，看見我扭頭就進到自己的屋子，當然也沒有人來家里送雞蛋和聊天了。晚上舅舅來坐，我問老家發生了什么情況，舅舅帶著很大的情緒質問：你還好意思問，你們搞的是啥政策？那么重的負擔，我們農民怎么活？
一部分農民開始出村謀生，出不去的農民留在土地上掙扎，鄉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農民不再相信在農業上能尋到出路，盡管后來陸續取消糧食統購訂購，再后來取消沿襲了兩千年的皇糧國稅，但村里鄉親臉上從此沒有再現20世紀80年代那樣的燦爛。近幾年我也偶爾回到家鄉，但是，村里鄉親過去的那種親近減低了，村里的年輕人除了幾位出不去的絕大多數都在外打工，村里的小孩都到了鎮上和縣城讀書，整個村莊處于無生氣的靜之中。
二
我們家與村莊的疏離是從父親去世開始的。1988年我在復旦完成七年的學業后，進到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所工作。
進到所里一年時間，家里傳來不好的消息，父親得了腦血栓。我放下手頭的研究，徑直回到家鄉，直奔鄉醫院。幸運的是，治療非常順利，半個月時間，父親就治愈出院了。我離開時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這么起早貪黑、臉朝黃土背朝天地拼命了，盡管我們都知道當時的條件不可能實現這一愿望。
我回到北京不久，父親又開始下地，還是一如從前地玩命干活。第一次治愈后不到半年時間，他就在一人拉板車去鎮上賣糧途中，因爬坡時使不上力，連人帶車往下退時被重重的一車谷子壓倒，患了第二次腦栓。在當時鄉村的醫療條件下，第二次腦栓后治愈率是很低的，父親居然靠著頑強的生命力又活了過來，但手和身體已吃不上勁，他倔強、不服輸的性格難以接受不能干活的現實，不久離開了我們。父親是累死的，一輩子一天也沒歇息過，由于條件所限，他沒有進過城，更無從談享過什么清福。我回家體面地送走了勞累一輩子的父親，帶著母親和妹妹到了北京，開啟了農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闖蕩與謀生。
自母親和妹妹到北京后，我們家就開始學習在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家里一下子增加了兩口人，我們當時的工資是支撐不住的，日常生活開支和住都成了問題。我們那間地下室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一下住了四個人，中間只好用一塊布簾隔開。人是暫時安頓下來了，工作呢？對我這樣一個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學生兵來講，盡管單位牌上有“國務院”三個大字，但找工作時還真派不上用處。
一天，我帶母親到六里橋附近的菜場買菜，途經一個長途汽車站，看到那么多人進進出出，母親大腦里的“商業潛能”（母親在鄉下倒騰小買賣是方圓幾公里出了名的）一下被激發出來！我現在還記得母親當時的激動，她大聲對我說：明天開始到長途車站賣茶葉蛋和涼白開！她說干就干，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場給她買好雞蛋、水壺、茶葉等，早起煮好茶葉蛋，她和妹妹一人背著一筐茶葉蛋、一人背著燒好的開水開始了在六里橋車站賣茶葉蛋和茶水的生計。一開張生意還不錯，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出100多只茶葉蛋和幾百杯茶水。一家人的吃飯問題基本不愁了。
“生意”剛剛紅火起來，我又遭遇到工作單位變故，我們所在20世紀90年代初被并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建農村經濟研究部，我們只好離開這個神奇的地方。新單位給我提供了坐落于菜市口附近一個大雜院里的一間18平方米的周轉房。安頓下來后，我們急需找生活。先是買了一輛三輪車到大鐘寺批發市場進菜串胡同賣。不久，一次去白溝調查，我發現那里的小商品比北京便宜很多，就開始賣各種小商品。
成為市場中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必須手快、眼快、腦子不糊涂。比如，我們第一次到大鐘寺市場進貨，一眨眼功夫就被其他商販把車上的東西順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對消費者需求敏銳，我們那時變著花樣賣東西，賣過襪子、鞋墊、彩帶、各種塑料玩具……還要和城管捉迷藏，有時城管來抄，你不僅要眼尖，還要腿快，心理素質還要好。經過菜市口近兩年的市場游擊生活，一家人練就了較好的市場嗅覺和與消費者打交道的本事。
三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疾風也吹進了我們家，不過我們卷入這場史詩般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是“毫無計劃”的，完全是一種掉進汪洋大海里的求生與謀生。印象深刻的是，我們那時上班，除了少數幾個當頭頭的，其他人并沒有太多事可干。一次回家鄉，縣里時任發改委主任介紹一個人打算到北京合伙開旅館，我回北京后就興致勃勃地幫他聯系了當時的海軍招待所，我作為中間人幫助雙方成交后，由我們家里人負責經營。我當時想正好可以解決一家人在北京落腳的問題，于是沒有退路地卷入進去，在老家鎮上工作的弟弟和弟媳將鐵飯碗辭掉，帶著姐姐一家進京開旅館。
沒想到的是，一個月不到，這位答應一起合作的“資方”就帶著全套人馬進京接管，我們一家人一下子沒了著落。全家人只好先撤到菜市口那間單位給的周轉房里安頓。
不過，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單位給我在安外小關分了一套56平方米的兩居室房子，最起碼讓我的小家先安頓了下來。接著我們全家以小關為軸心開始了在北京闖蕩。我弟弟一家和姐姐一家分別在當時的熊貓環島附近租下一間每月100元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賣菜，姐姐在安貞附近的公園口賣冰棍，維持他們一家人的開支。弟弟一邊在安貞一座橋上賣書，一邊準備一所大學的碩考，期待以此改變命運。我手頭承擔著一項農村土地課題國際合作研究，忙于8個縣的調查和數據分析，還于1993年出國到威斯康星大學訪問半年。
改變一家人命運的是進入“二渠道”出版。我們進到這個行業純屬偶然。一次經一個朋友介紹認識了京城某出版社社長，在他手上以每本5000元買下4個書號干出版。我們當時選擇進這一行當還是有些底氣的，主要的本錢是我們會外語，我弟弟是英語師范學院畢業，出來之前就是一個不錯的英語教師。我們抓住讀者對翻譯書的需求，決定找到好的外文書直接翻譯出版。
記得我們兄弟倆那些年有時間就泡在北京圖書館，然后就是跑書攤、逛書城，甚至到國外訪問時有空就跑他們的書店、出版社、圖書館、舊書店，尋找一切可能的出版源。我們在這一行里出版過許多現象級的作品，表面上是我們有外語這種語言上的比較優勢，更本質上是它成為一種打開眼界的工具，提高你的真假甄別力和決策時的理性程度。
四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可以靠市場經濟規則改變命運，但是有些由體制砌成的墻是你無法翻越的。對于我們一家子來講，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20世紀90年代初，我姐姐的兩個兒子來北京時，兩個孩子已在老家讀小學，老二的成績是拔尖的，被認為是一個讀書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后，碰到的最大難處是沒有學校接收。最后托人才上了一個當地孩子根本不去的沒有什么生源的小學。在這所小學畢業后，兩個孩子拿到沒有入學證的畢業證。這時候我們在北京的事業已經基本穩定，如果為了孩子讀書全家遷回，已經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諸東流。怎么辦？只能在住處附近找了一家沒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繼續學業。
老大讀完初中，如回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學生競爭，權衡之下，只好在中關村附近找了一家職業中學學點謀生技能，進去以后才知道這類學校除了收錢什么也不會教，與其如此，還不如給他小舅打打幫手，一個初中生就這么走入市場。
老二是個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讀初中時成績還不錯，盡管屬于“矮子里的長子”，但有一線希望還是不想放棄，讀完初中后我親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學。但是，由于兩地的學習狀況差別太大，孩子回學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老遠，后面的學習就更加吃力，越掉隊越遠。到高考時，我又回去親自督戰，期待靠“精神勝利法”幫他多考幾分。但是，世上哪那么容易創造奇跡！高考落榜后，只得去當時的北大繼續教育學院讀了三年，一個本來很有學習天賦的孩子就這樣一步步褪色，成為我一輩子內心的歉疚。
最近我們家又開始揪心，這次發愁的是兩個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稱的“農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學了，比他爸爸那個時代進步一點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學，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們上一輩時，我們就抱著希望等啊等，如果這兩個孩子還是只能和他們的爸爸那樣無奈地回去學習，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景象？怎樣的命運？怎樣的結果？
當這篇稿子要落筆時，已是深夜十二點三十分。我不能再繼續了。感謝我們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減輕了我的重負，讓我還有氣力去思考一些與個人衣食無關的問題。我們家四十年的歷程，也讓我堅定了改革的真義：向百姓開放權利，向百姓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0年第1期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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