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長云:新發展格局、共同富裕與鄉村產業振興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 

2020年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研究涉及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重大問題，強調要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并首次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歷史任務，指出：“國內循環越順暢，越能形成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引力場，越有利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構建新發展格局，重在暢通循環，包括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推動內需市場與國際市場更好地聯動起來，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性和現代化水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推動國民經濟和社會走向封閉運行；而是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通過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利用好我國產業體系相對健全的優勢，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地聯通，為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 展創造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可以為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提供強勁底蘊，也可以為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提供穩固的基本盤。

當前，全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增加了全球發展的變數，導致全球發展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世界經濟的復蘇過程更加充滿艱難曲折。在此背景下，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浪潮洶涌，各國發展的內顧傾向明顯增加，推動產業鏈布局轉向本土化、近鄰化、區域化和分散化、多中心化，從效率優先轉到兼顧效率與安全，更加重視統籌考慮成本、市場和安全，防范外部風險、保障經濟安全。因此，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在積極拓展國際競爭合作、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同時，應該更加重視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做好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加快培育內需市場和完善內需體系的大文章。要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的戰略取向，順應產業結構從工業主導轉向服務業主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面向水平不斷提高、市場日益細分的消費需求，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將增強供給適應需求能力同強化需求引導供給、供給創造需求能力結合起來。從當前國際環境及其中長期演變趨勢來看，這有利于更好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全體人民 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當然，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要片面強調國內大循環，而是要結合發展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培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即要用暢通國內大循環夯實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底蘊，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質量，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好地 參與和暢通國際大循環，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參與全球分工和產業協作，引領國內大循環提質增效升級，為更好地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拓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選擇空間創造條件。

（二）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強調，“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尤其是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強調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 同富裕的歷史階段”，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以富裕為前提、以強調“共同”為特征，是更加強調共享發展的富裕，也是更加重視共商共建的共享富裕。因此，共同富裕并非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甚至也不簡單等同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發展。共同富裕在強調發展的同時，更加強調發展成果的分享和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強調將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立在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之上，將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同實現更加公平、更為安全的發展結合起來，是效率優先但更加兼顧公平、在繼續重視發展的同時更加重視共享和先富帶動后富的和諧富裕。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 同富裕，要將鼓勵居民勤勞致富、創新致富與推動人的全面發展、鼓勵居民增強創新創業創造能力、暢通居民參與發展的渠道結合起來。要立足新發展階段的具體國情，既要通過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實實在在地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要高度重視推動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將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同循序漸進、突出重點有機結合起來。將促進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同改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就業質量，并增強其對廣大居民的普惠可及性結合起來，推動全體人民共創美好生活。要在鼓勵合法合規致富、約束違法違規致富的前提下，結合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能力建設，通過創新制度、完善政策等，鼓勵高收入群體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引領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規模，完善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體幫扶機制，將推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推動包容性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

扎實推動共同富裕，要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重視“分好蛋糕”，并完善“蛋糕分好”機制，培育“做大蛋糕”與“做好蛋糕”互促共進的循環；要聚焦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問題，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循序漸進、分類施策，以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為優先切入點，注意輕重緩急、標本兼治、分階段推進。要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政策和制度創新，促進發展機會更為廣泛、更加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廣泛 認同感，防止因新的政策出臺而加劇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問題的產生，尤其要更加重視拓展欠發達地區、農村農民特別是脫貧地區和困難群眾參與發展的渠道和機會。

此外，共同富裕不僅包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及居民物質生活狀況的 改善，而且包括居民享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狀況的改善、就業質量的提高及其惠及廣泛性的增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居民文化精神生活狀況的改善，也是實現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正如 2021年5月2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 裕示范區的意見》所明確的，共同富裕“普遍達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強、環境宜居宜業、 社會和諧和睦、公共服務普及普惠，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當然，全體人民共 同富裕是就社會總體而言的，更側重從社會總體角度評價個人參與共享發展的狀況。因此，共同富裕對環境宜居宜業、社會和諧和睦等方面的關注，更多聚焦于與居民個人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相關的內容。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和促進共同富裕要求更加重視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

當前，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要求把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推動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重要路徑選擇，把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推動我國現代化的戰略導向。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更好地構建新發展格局。二者相輔相成、有機結合、和諧互動。比如，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扭住擴大 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促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通過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推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合理化，可以為擴大內需提供強勁支撐和深厚底蘊。通過提高欠發達地區、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脫貧地區、農村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為填充甚至擴大高收入階層消費結構升級留下的市場空間提供收入支撐，有利于形成我國消費結構升 級、產業市場擴張的“雁陣模式”，彌補城鄉消費斷層，延長我國產業發展生命周期，進而促進國內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暢通無阻。而國內循環的暢通又會對暢通國際大循環、發揮其對國內大循環的引領帶動作用提出新的更高層次的要求。如要求在加強科技自立自強的同時，更好地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發展模式，促進國內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升級；在滿足國內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通過積極參與國際農產品貿易，更好地滿足國內消費需求擴張和消費結構升級對高端優質農產品、特色品牌農產品和功能食品的消費需求。

僅從城鄉循環來看，當前工農發展不平衡、“ 三農”發展不充分是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現，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 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進全體 人民共同富裕要求把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作為攻堅克難的重點。比如，2020年全國農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5元，僅及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1％；按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五等份分組（ 各占20％） ，從高收入戶、中間偏上戶、中間收入戶、中間偏下戶到低收入 戶，2020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僅及城鎮居民的40.1％、38.0％、37.5％、37.8％和30.0％。同年，如果以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0，那么在農村居民中的高收入戶、中間偏上戶、中間收入戶、中間偏下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22.8、446.1、314.3和222.0，在城鎮居民中的高收入戶、中間偏上戶、中間收入戶、中間偏下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615.9、352.0、251.8和176.3。可見，當前不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而且農村居民相對于城鎮居民，中低收入戶與高收入戶的收入差距更大。僅從城鄉之間、城鄉內部收入差距狀況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今后應把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作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點和難點。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共同富裕看鄉村產業發展中的問題

（一）將農業及其關聯產業發展排斥在鄉村產業發展之外，盲目要求農業退出鄉村、鄉村向 城鎮看齊

近年來，部分鄉村地區特別是非城郊型鄉村地區，將農業發展排斥在鄉村產業發展的視野之外，推動農業加快退出鄉村，或將農業發展置于鄉村產業發展的次要乃至依附地位；將農業農村現代化簡單等同于農村現代化，不注重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融合發展，甚至簡單要求鄉村（產業）向城鎮（產業）看齊、按城鎮標準建設鄉村。由此，導致鄉村大量耕地被撂荒，或被交通道路、廠房、公用設施、休閑旅游場所占用，使得鄉村越來越缺乏鄉土味、農耕情，甚至鄉村越來越像城鎮。有的地方脫離資源稟賦和市場需求，盲目推動農民發展鄉村民宿、休閑旅游或其他非農產業，導致農業由鄉村發展的“臺前”加速轉向“幕后”，甚至趨于消亡。有些地方的鄉村建設盲目追求“高大上”，用城市思維治理鄉村，推動甚至強迫農民集中“ 上樓”，導致農民發展庭院經濟等鄉村產業缺乏支撐，導致農民農產品消費商品化過程提速，進而影響農民生活質量。有些地方對美麗鄉村建設拔苗助長，通過設立過高的環境美化和環境保護指標，加大畜禽禁養限養、秸稈禁燒力度，導致農業農村經濟加速單一化、鄉村生活加速城市化，稀釋了鄉村物質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內涵。

在少數鄉村地區，上述舉措可能確實促進了農民增收致富，且不說其促進農民增收的效果能否持續，但就全國多數鄉村地區而言，這種撇開農業的鄉村振興往往不具有示范意義和推廣價值，而且容易導致鄉村旅游或鄉村非農產業發展過多過濫，加劇同質競爭。長期來看，這種發展不利于實現鄉村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和農民增收致富，甚至會因前期較大的資源和要素投入，給未來鄉村產業發展增加沉沒成本或風險隱患。就總體而言，盲目要求農業退出鄉村、鄉村向城鎮看齊，不僅容易讓鄉村喪失特色和神韻，而且容易牽絆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步伐。

（二）片面追求擴大鄉村產業組織規模，抬高農民參與鄉村產業發展的門檻

進入21世紀，許多地方把推進農業土地規模經營作為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導致耕地向種養大戶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集中的水平在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就總體而言，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在一定限度內有利于促進現代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提高農業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土地規模經營和服務帶動型規模經營應該是我國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兩條重要路徑，并保持競爭發展、優勢互補態勢。如果農業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主要依靠農戶之間的自愿流轉來實現，那么，農戶轉出土地的進展往往與其在非農產業就業渠道的拓展相適應。這種農業經營規模擴張的過程，可能伴隨著土地轉入、轉出雙方 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實現農民共同富裕。但現實中，也有部分土地流轉是以工商資本為主導、通過大規模連片流轉實現的。相對于農戶間土地流轉形成的農業規模經營，工商資本大規模連片流轉土地實現的農業規模經營容易拉動土地成本迅速提高，增加農業經營風險，強化農業生產“非糧化”傾向。這種以工商資本為主導的大規模連片土地流轉往往有地方政府推波助瀾，容易導致小農戶脫離農業的進程被人為提速，形成過快過猛的問題。比如部分地區通過下任務、定指標、設獎懲等方式，要求鄉村在一定期限內完成一定規模的土地集中任務；部分地區強力推進鄉村集中居住和農民集中“上樓”，撤村并居的步伐過快過猛，有意無意地加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不便，導致農民被迫遠離農業、轉出耕地或將耕地托管給服務組織，為加速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創造條件。在此過程中，如果農民就業渠道的開拓和就業能力的提升慢于農民脫離農業的步伐，很容易導致部分農戶難以通過非農就業增收空間的開拓而有效彌補農業就業增收空間的收縮，加大其實現就業增收和共同富裕的難度。在部分地區，地方政府強力推動發展農業土地托管，導致農戶區域性群體性讓渡農業土地經營權，加速形成新型服務主體對小農戶發展農業的替代效應，也會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加快脫軌。在此背景下，如果小農戶脫離農業后拓展就業渠道、提升就業能力進展較慢，也容易導致部分小農戶在走向共同富裕進程中掉隊落伍。

推動鄉村企業擴大經營規模，引導督促鄉村產業加快企業化、專業化、規模化轉型，往往是加快鄉村產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近年來，許多地方節能環保壓力加大，也是推動鄉村產業加快企業化、專業化、規模化轉型的重要動因。但是，也有部分地區片面強調鄉村產業的企業化、專業化、規模化轉型，對鄉村特色資源開發和綜合利用重視不夠，對發展鄉村小微企業特別是非正式組織發展富有特質資源稟賦、民俗文化底蘊和鄉土創意內涵的鄉村產業重視不夠，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鄉村經濟的多元化、綜合化發展，影響鄉村就業增收渠道的開拓和鄉村產業競爭優勢的培育。比如，許多富有農耕文化內涵、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質的鄉村創意文化產品、風味食品和柳編、草編等手工技藝，市場規模未必很大，但往往有較強的珍稀性、工藝性、觀賞性，文化內涵和消費體驗獨特，可以較好地滿足個性化、差異化、零星小量的細分市場消費需求，并轉化為鄉村產業發展機會。過度強調鄉村產業的企業化、專業化、規模化發展，容易導致片面追求行業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加劇部分鄉村產業的同質競爭和產能過剩問題農民農村喪失通過開發長尾市場實現就業增收的機會。

（三）片面追求行業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加劇部分鄉村產業的同質競爭和產能過剩問題

近年來，我國許多特色農業和鄉村產業片面追求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導致無效供給增加、 同質競爭加劇、質量效益下降的問題日益凸顯。如2000年我國茶葉、水果產量分別為6.83億公斤和 622.51億公斤，2019年分別增加到27.77億公斤和 2740.08億公斤，19年間分別增加了3.07倍和3.40倍，年均遞增7.7％和8.1％。從2000年到2019年，按年末人口計算，我國人均茶葉產量由0.54公斤增加到1.97公斤，水果產量由49.13公斤增加到 194.33公斤。2019年，我國人均蔬菜、瓜以及蘋果、柑橘、梨、葡萄、香蕉等產量分別達511.37公斤、59.31公斤以及30.09公斤、32.51公斤、12.28公斤、10.07公斤、8.27公斤，人均菠蘿、紅棗和柿子產量分別為1.23公斤、5.29公斤和 2.34公斤。而且在這些產品中，多數出口比例并不高。仍以2019年為例，我國蔬菜、茶葉產量分別為72102.57萬噸和277.72萬噸，而蔬菜、茶葉出口量分別僅為979萬噸、36.7萬噸，分別相當于同年產量的1.4％和13.2％；蔬菜貿易順差尚有145.4億美元，水果貿易逆差卻達29.1億美元。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張和數量的增長，許多鄉村產業包括特色農 業大而不強的問題迅速凸顯。有些特色農業規模的擴張，還伴隨著部分產品生產從適宜區向次適宜區甚至不適宜區的轉移，導致總體品質下降、品質分化加劇、競爭力弱化，甚至部分優質產品生產的發展遭遇劣質產品品質和聲譽下降的拖累。比如，近年來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獼猴桃種植規模最大、產量最多的國家，但許多從事獼猴桃種植的農民收入堪憂，許多地方的獼猴桃因“放爛不熟，口味寡淡”而成為眾多消費者口誅筆伐的“劣果”，優質果品少、單位效益低的問題凸顯。

片面追求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的現象在鄉村非農產業中也是比較嚴重的。比如，許多地方不顧資源稟賦、市場需求、原料支撐等，盲目興辦鄉村產業園區和鄉村產業項目，甚至不惜下任務、定指標、密集考核，導致鄉村企業同質競爭加劇，農產品原料供給難以有效支撐加工能力擴張和品質提升的需求，加劇了鄉村企業規模小、層次低、競爭力弱的問題。有些鄉村產業項目盲目追求“高大上” ，出現“市長認可，但市場不認可”“ 愿景很好，落地很難”“ 盆景難以轉化為風景”的問題，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近年來，我國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迅速推進，開始對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和提升農民參與發展能力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隨著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深化，區域之間同質競爭、產能過剩和質量效益競爭力提升困難的問題也在迅速凸顯，尤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為甚。相當一部分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設施投資大、見效慢、投資回收期長，其服務質量、消費體驗和特色品位也不夠，難以形成文化和旅游吸引力，也難以形成對農業提質增效的帶動效應。有些地方簡單復制先行地區的發展路徑，不注重市場的開拓和品牌、特 色的打造，更不注重研究市場供求的動態變化，導致區域產業規模擴張過快，項目投產之日就是開始虧損之時。有的農產品加工項目本意是通過“公司＋農戶”方式帶動農民增收致富，結果卻因加工項目經營失利，導致農戶參與的農產品原料基地建設難以為繼，出現農產品原料“賣難”和農業減收問題；甚至前期農產品原料種植的大量投入形成沉沒成本，加劇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艱難和迷茫情緒。

（四）營商環境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亟待改善，頭部企業及其輻射帶動能力亟待提升

相對于城鎮，農村地域空間分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環境較差，容易增加企業運行成本和發展風險，妨礙人才和優質要素進入鄉村產業，影響市場渠道開拓和價值鏈升級；也容易導致營商環境成為鄉村產業、鄉村企業發展的制約瓶頸，影響鄉村產業質量、效益、競爭力的提升，而這又會進一步影響鄉村產業、鄉村企業對優質資源的吸引力。因此，許多地處鄉村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產業鏈條短，產業層次低，創新能力、盈利能力和品牌影響力弱，經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差且發展后勁不足，對周邊小微企業帶動能力弱。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對就業環境要求的迅速提高，許多鄉村企業招工難，工資侵蝕利潤問題凸顯，招青工和技工難問題更為 嚴重。尤其是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考驗，鄉村企業容易出現資金鏈斷裂、產能利用率下降甚至停產、倒閉等問題，這與營商環境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等方面的 短板制約有很大關系。比如，許多鄉村企業產品結構單一、營銷渠道不暢，一個重要原因是相關公共創新和營銷服務平臺建設滯后。近年來，在行業集中化、品牌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許多鄉村企業難以成為行業頭部企業，容易因行業競爭或頭部企業“圍剿”，而經營狀況加速滑坡。這同鄉村營商環境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局限密切相關。部分地區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足，加之許多重大災害往往突發性強，甚至多災并發，容易加大鄉村產業運行風險。

此外，許多地方的鄉村產業缺乏具有行業影響力和輻射帶動能力的頭部企業，從而影響了鄉村企業競爭合作關系的優化和產業鏈供應鏈升級。頭部企業與一般企業之間、鄉村企業與農戶之間利益聯結機制不健全，也影響鄉村企業帶動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效果。有些地方對鄉村企業行為缺乏有效的社會責任約束和負面清單管理，容易導致鄉村企業對鄉村資源要素采取掠奪性經營，甚至將破壞耕地、損害生態環境的后果轉嫁給鄉村區域和農民。有些地方只注重帶動農民增收，不注重帶動農民提升參與發展的能力，導致農民增收高度依賴相關財政支持項目，項目結束后，農民收入很快回歸從前。如有些地方政府通過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方式支持鄉村企業發展，其前提是享受這些優惠政策支持的鄉村企業需將財政補貼或優惠貸款作為低收入農戶股金，按固定股息給農民分紅，卻缺少帶動農民增強發展能力的有效機制。近年來，推動農業農村經濟數字化轉型日益引起重視，但如何對“贏者通吃” 和“少數人迅速得益，多數人被迫“買單”現象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如何幫助農民特別是小農戶有效解決參與數字化轉型能力短缺的問題，在許多地方尚未引起重視。這都會妨礙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

（五）鄉村產業支持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亟待加強，優化市場調控仍需不懈努力

近年來，國家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政策頻繁出臺，鄉村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不斷改善。如2021年9月出臺的《農業農村部辦公廳 中國農業銀行辦公室關于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聯合 體發展的意見》 、2021年10月出臺的《農業農村部關于促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做大做強的意 見》 、2021年11月出臺的《農業農村部關于拓展農業多種功能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政策導向鮮明，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但就總體而言，這些政策實際作用的發揮客觀上需要經歷一個漸進過程。就當前而言，鄉村產業發展的支持政策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政策支持上過分重視引導鄉村產業組織做大做強，對鼓勵頭部企業或經營主體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帶動農民農村共同致富方面發揮引領帶動作用亟待加強；二是對支持鄉村小微企業和庭院經濟、手工作坊等鄉村產業非正規組織發展鄉村特色經濟帶動農民共同富裕重視不夠，在支持市場營銷、創新服務、質量檢測等相關服務體系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上亟待加強；三是對電商平臺的壓級壓價和失信行為缺少有效的制衡機制，影響鄉村企業推動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標準化生產的積極性；四是部分支持政策缺乏有效的實施機制，仍然存在“政策好、落實難”的問題，增強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仍需不懈努力。如隨著產業融合的深化，許多鄉村產業對中長期資金的需求迅速增長，而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和企業經營風險的增加，銀行對企業限貸、惜貸、抽貸等行為有所強化，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這一問題亟待財政、金融部門合作，探索加強對鄉村企業中長期資金支持的方式和路徑。

此外，近年來國內外發展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國內外發展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性，給優化鄉村產業發展的市場調控增加了新的難題。在此背景下，優化鄉村企業發展的市場調控至關重要。但是，在鄉村企業發展中，部分政策調整和市場調控舉措就單項政策出臺而言，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因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缺乏統籌協調，容易因政策疊加導致用力過猛或“急剎車、猛給油”的問題，加劇市場供求和價格波動。還有一些政策前瞻性不足，加之政策落地見效的滯后性，導致順周期調節的問題，放大經濟運行波動。此外，當今世界數字經濟日新月異，但是利用數字技術優化農業和鄉村產業發展的市場調控在總體上仍然剛剛起步，亟待加強引導支持，為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服務。

三、以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為導向，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一）高度重視農業在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中的功能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業農村經濟 多元化綜合化融合化發展

發展經濟學家很早就關注到農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和外匯貢獻。近年來，農業多功能性日益受到多數國家的重視，成為豐富鄉村功能價值的重要途徑。世界銀行指出，“如何將小農推動農業增長與農業的經濟、社會和環境調節功能協調起來尤 其重要”，甚至農業本身就是環境，也是農耕文化的載體和社會風險的消融器。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指出，“農業不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功能。建設現代農業，必須注重開發農業的多種功能”。《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共進、共生共存”。農業對發揮鄉村的這些功能，往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農業乃至部分農業關聯產業往往是鄉村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多數地區鄉村產業不可或缺的內容，對發揮鄉村獨特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在許多鄉村地區，農業可以成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人口或老年人口的謀生手段、維持生存之本甚至一種生活方式；農業通過其對環境的影響，還可以提供多樣化的生態功能。農業在為部分鄉村居民提供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可以促進其身心健康和精神愉悅，助推農民更好地參與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

根據工業化、城鎮化演進規律，經濟發展或推進現代化的過程，往往伴隨著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部分農業退出鄉村、部分鄉村融入城鎮是難免的。但是就全國多數地區而言， 在推動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農業比重的下降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可以與農業總量規模的增長并行不悖，至少不能以農業功能作用的絕對下降和農業總量規模的絕對萎縮為前提，更不能盲目要求農業退出鄉村。何況推動鄉村振興的過程，既是一個推動鄉村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個推動鄉村獨特功能得到有效發揮的過程。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農業現代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之“ 根” ，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只能加強、不宜淡化或偏離農 業現代化。“農為邦本，本固邦寧”，穩住農業基本盤，可以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供“壓艙石”。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應該努力做好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文章，夯實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增強農業對農民就業增收的帶動能力。

從國內外經驗來看，推進農業現代化要順應農業專業化、規模化發展的大趨勢，提升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與此同時，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多元化綜合化融合化，不僅有利于激發農業農村的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發揮，防止農業農村經濟陷入蕭條衰敗，還有利于農民農村特別是歷史文化厚重的欠發達地區和脫貧地區農民農村加快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對相當一部分農民特別是外出就業比較困難的農民來說，從事農業就業壁壘低，更容易融入長期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社會，從而形成對鄉村的本土根植性和產業親和力。許多鄉村產業立足農業、依托農村，與農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聯農帶農是鄉村產業發展應該發揮的比較優勢。發展這些鄉村產業，有利于夯實農業基本盤，促進產業循環和城鄉循環，也有利于促進農民就業增收。推進農業農村經濟多元化綜合化融合化，要注意順應環境變化和發展要求應變局促新 局，腳踏實地求真務實；要在鼓勵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同時，避免隨意踩踏傳統業態的發展空間，注意引導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對鄉村產業傳統業態模式加強滲透和改造，促進二者融 合發展，合力帶動農民增收致富。如在許多欠發達地區特別是歷史文化厚重的脫貧地區，就小農戶而言，發展庭院經濟既是一種生產方式，又是一種生活方式。在農村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重的背景下，鼓勵農民發展庭院經濟，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拓展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增收的路徑，豐富農民美好生活的內涵，還有利于農民規避商品化農業濫施化肥、農藥等影響農戶消費的農產品質量。要結合完善財政支持政策，鼓勵欠發達地區特別是山區、脫貧地區和富有歷史文化的鄉村地區，加強對發展庭院經濟的財政信貸支持，幫助農戶更好地融入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

（二）引導不同類型產業組織公平競爭、優勢互補，將鼓勵領航企業、新型經營主體增強引領 帶動作用同加強對小微企業等鄉土特色經濟的支持結合起來

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不同類型的鄉村企業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鄉村頭部企業往 往經濟實力較強，在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等方面具有較強競爭優勢，對行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可以發揮重要引領、輻射和示范帶動作用。頭部企業做大做強，往往較好地體現了效率導向。但從宏觀層面，特別是中觀的區域或行業層面來看，過度強調支持企業做大做強，甚至不惜擠壓小微企業和鄉村非正式產業組織的生存空間，未必有利于提升宏觀或中觀層面的效率，并且不利于廣大農民農村更好地融入走向共同富裕的進程。小微企業甚至庭院經濟、手工作坊等鄉村非正式產業組織在利用鄉村特質資源、發展鄉土特色經濟方面，往往具有大企業難以替代的作用，對帶動農民就業增收具有較強親和力。在作為鄉村產業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中，情況也是如此。無論是在農業還是在畜牧業中，小農戶往往都是維護糧食安全和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積極力量。近年來，許多農牧業行業價格波動加劇，與推進其產業組織規模化進展較快有很大關系。有人看不上小微企業，特別是庭院經濟、手工作坊等鄉土特色經濟的發展方式，將其等同于城市的“地攤經濟”。發展地攤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恰恰應該引起重視，因為地攤經濟往往是低收入者最后的“飯碗”，是低收入者應對風險最后的體面和韌性所在。“地攤經濟”對于維護鄉村社會的“鄉土味”和降低居民生活成本，也具有重要意義。

應注意引導不同類型的鄉村企業和產業組織公平競爭、優勢互補，協同推動鄉村產業優質高效發展。比如，要注意引導頭部企業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 發展、加強鄉村企業產業生態建設方面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同時，要通過加強信貸支持和對市場營銷、創新服務、質量檢驗檢測等服務體系、公共平臺建設的支持，創新支持方式，加強對小微 企業和庭院經濟、手工作坊等鄉土特色經濟發展的支持，幫助農民農村拓展參與共同富裕的渠道。當然，對鄉村企業等產業組織的支持，應注意同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要求對接起來。頭部企業或新型經營主體做大做強是企業自身的事，過度強調支持企業做大做強有違公平競爭原則；但是支持企業通過做大做強更好發揮對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引領帶動作用，同支持小微企業、庭院經濟、手工作坊等鄉土特色經濟發展一樣，具有較強的公益性，符合公平競爭審查的例外規定，應是創新鄉村產業支持政策的重要方向。此外，創新對鄉村產業組織的支持政策，應同鼓勵企業推動品種培優、品質提升、品牌打造和標準化生產結合起來，借鑒國際經驗，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低價傾銷和掠奪性定價行為的規制；探索設立誠信底線或社會責任底線，加強對直播賣貨、電商直播平臺和電商平臺的規制管理，引導其揚長避短，更好發揮對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也是重要的。要鼓勵探索財政、金融協同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路徑，引導督促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加強對鄉村產業發展的支持，帶動金融系統增加對鄉村產業發展的中長期資金支持；鼓勵地方財政支持政策和金融、保險、擔保等部門協同發力，探索通過設立農村小微企業和鄉土特色經濟風險擔保基金等方式，幫助農民降低對創新創業風險的擔憂，增強抵御風險的韌性。

優化對鄉村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和市場調控，還需注意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引導市場調控增強前瞻性和有效性，多用政策“文火”，少下政策“猛藥”，努力規避因政策同向疊加發力形成“急剎車猛給油”的問題。還有一些政策缺乏超前性和預見性，加之政策落地見效在客觀上需要一個過程，容易導致順周期調節的問題，放大經濟運行波動。此外，如何利用數字技術優化農業和鄉村產業發展的宏觀調控，目前在總體上還處于概念和局部探索階段。要加強這方面的引導支持，鼓勵開展相關試驗示范；也要鼓勵城鄉服務組織利用數字技術成果，探索促進鄉村產業優質高效發展的方式。

（三）順應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分化趨勢，注意推進鄉村產業適地適度發展和因地制 宜、精準施策

按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計算，2019年我國人均GDP跨越1萬美元大關，2020年達1.05萬美元。從國際比較來看，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分化日益深化，消費需求呈現個性化、多樣化、優質化、綠色化和服務化趨勢。如從產品需求來看，消費需求日益走向專用化、方便化、特色化、優質化、精致化、安全化、品牌化 和體驗化；從食品需求來看，日益重視營養、綠色、風味、口感和保健、滋補等功能。因此，包括農業在內的鄉村產業發展應該順應消費市場日益細分、重要性迅速凸顯的趨勢，注意打造特色競爭優勢，提升品質品牌品味，努力以差異化、特色化取勝。以農業為例，要在重視常規農業發展、 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更加重視特色農業發展及其競爭優勢的培育。再考慮到進入“十四五”，我國人口總量增速已明顯放緩，我國將在2022年進入人口中度老齡化 社會，即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14％。在此背景下，鄉村產業發展應跳出片面追求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的思維局限，推動適地適度發展，做好穩量提質增效甚至減量提質增效的文章。

實際上，隨著產業發展中消費者主權的強化，區分鄉村產業的主導產品到底是屬于大眾市場還是小眾市場，其重要性也在迅速凸顯。因此，鄉村產業發展要注意因地制宜、分類施策，注意采取不同的產業發展甚至品牌建設思路。鄉村產業的產品生產，有的適合打造區域品牌或行業品牌，有的只宜打造企業品牌或產品品牌。要注意引導特色農業和鄉土特色產業瞄準細分市場，拓展發展空間。有的鄉村產業應該加快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有的則應注意培育傳統產業的文化內涵和體驗價值。更多的鄉村產業發展則應在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同時，注意推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協同提升。

（四）強化鄉村產業發展的底線思維，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更好地帶動農民共同富裕

當前，鄉村產業發展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加強鄉村產業發展風險的防范和化解工作日趨重要。可借鑒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風險補償機制建設的思路，鼓勵探索建立鄉村企業融資風險補償機制，借此激發城鄉居民和投資者在鄉村創新創業的積極性。許多脫貧地區雖然擺脫了絕對貧困，但脫貧的脆弱性仍然較強，要結合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重點加強對脫貧地區鄉村產業發展風險的防范和化解工作。要鼓勵加強鄉村產業生命周期和競爭者行為的研究，為防范化解鄉村產業發展風險提供預案；鼓勵探索綜合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數字技術，加強鄉村產業發展風險的超前預警和防范化解工作。要堅守保障糧食安全、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不對農民利益和生態環境形成實質性損害三條底線，鼓勵探索 建立鄉村產業發展的負面清單。要結合鼓勵鄉村企業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引導督促其將帶動農民增收與加強農民培訓、幫助農民提升參與發展能力結合起來。

此外，結合統籌城鄉發展空間、優化鄉村發展布局，穩慎優化農業農村發展的空間組織形式和城鄉國土空間開發關系，引導城鄉產業培育分工協作和產業鏈梯度發展關系，對于發揮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對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引領帶動作用，夯實鄉村產業發展的人才支撐，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此本文存而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