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2005-2019 年全國主要糧食作物跨區機收面積
注：數據來源于2006-2020年《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年鑒》
已有文獻對農機作業服務市場的“本地化”傾向進行了不同維度的解釋：（1）在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支持下，隨著當地農機購置數量增多，農戶會優先選擇本地農機服務，從而壓縮了跨區農機作業的市場范圍；（2）農戶優先選擇本地農機服務，是因為受農時特點所制約的農機服務需求集中且迫切，為此農戶需要依靠本地社會網絡關系來保障機械服務的及時有效供給；（3）受農業生產特性以及農機作業服務市場松散的契約關系影響，選擇跨區農機服務的農戶將面臨更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風險，而本地農機服務則能利用空間距離優勢和熟人社會關系來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服務的及時可獲性。這些研究表明，農機作業服務價格并不唯一地對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起決定性作用。
盡管大量研究為當前農機作業服務市場的農戶選擇行為提供了理論解釋與實證支持，但鮮有文獻圍繞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行為的發生機制及其交易特點的內在邏輯進行深入研究。可以認為，如果說農機作業服務的可獲性、及時性與交易預期穩定性導致了市場的“本地化”，那么，由此導致的服務交易價格的“差異化”及其“價格悖論”，則可視為是節省服務交易成本的策略性選擇。農機作業服務市場看似屬于完全純粹的要素市場，但因其特殊的農村社會網絡關系與其農業生產要素獨特的稟賦特征，使其呈現出關系型交易的特點。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結合農機作業服務市場所處特殊的熟人社會交易環境以及農地要素稟賦特點，來探究農機作業服務這種看似符合市場化運作規律的生產要素，為何會呈現“內卷”式的本地化需求傾向，并從交易成本角度對農機作業服務市場中的“價格悖論”現象做出合理解釋。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1.農機作業服務交易“本地化”的成因
農機作業服務作為一種參與農業專業化分工的生產要素交易，在農戶面臨服務需求時的交易選擇必然會受到其交易關系的影響。農戶的認知理性行為具有顯著的情境依賴性，會與熟悉的社會環境在長期互動中產生穩定的耦合關系，使得農戶在選擇農機作業服務時受交易環境的影響做出有限理性下的最優選擇。
由于從事農業生產的土地不可移動以及農耕經濟存在的脆弱性，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在維持本地社會交往中首先要保證與附近農戶的人際關系和諧融洽，從而在農業生產中形成利益聯盟來共同維護農田水利和抵御自然風險，以及在農忙時令進行互幫互助等維護社會關系的行為。因此農戶之間較為頻繁的往來互動為農村熟人社會的產生和其交易傾向的形成提供了生存土壤。一個低成本并且有效率的正常熟人社會的維持，主要是源于內嵌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聲譽機制和道德輿論在起作用，加之其建立起的信任關系格局作為集體成員互惠行動的產物，足以讓農戶在農村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中選擇交易對象。在農業生產環節中農戶對于農機作業服務的選擇，自然也會受到所處的農村社會關系的影響。相比于外地農機作業服務供給，與農戶共處于相同或相近地緣關系的本地農機服務商更具有熟人優勢，農戶更易與之形成持續性交易。這既能基于地緣優勢建立起的信任機制和非正式信息傳導機制，在信息搜尋、談判議價以及執行監督等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因“一錘子買賣”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減少交易的不確定性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擁有不同農地稟賦條件的農機服務需求農戶而言，其農機作業服務選擇可能存在異質性。農機作業服務因受制于農業要素資源稟賦的有限性，使得農戶在交易市場上容易被“套牢”，在交易中被對方“要挾”的可能性變大，因此選擇恰當的交易關系并維持交易的穩定性尤為重要。由于農機作業尤其是用于收割的大型農機作業需要與一定的土地經營規模相匹配，才能有效發揮其作業效能。如果農機作業的地塊細碎分散，將增加農機在地塊間頻繁轉移的服務成本。并且如果農戶種植的作物種類越多，為滿足不同作物的農機作業需求，農戶在農機服務市場上面臨的交易頻率就越高，由此帶來的交易成本上升不僅會導致農戶的生產投入增加，也會使得生產不確定性風險加大。因此農戶在農機服務市場上的談判能力會因農地稟賦條件較差而使其處于弱勢地位。不過由于本地農機服務市場并非是純粹的競爭性市場，而是以情感為依托的關系型要素市場，這就使得同處于本地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中的農機服務供需雙方在達成交易的過程中隱含著人情交換，從而為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提供了生存土壤。據此，本文提出假說1：
H1：農村特殊的交易環境即熟人社會關系會助推農戶選擇本地化的農機作業服務。
2.農機作業服務市場交易“本地化”的“價格悖論”
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會產生交易成本，市場的正常運行依賴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如果交易成本過高，可能會阻礙市場交易的正常運行。選擇能減少交易費用的契約形式往往能增強農戶參與市場交易的熱情，因此交易成本理論為本文探尋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行為發生機理提供了啟迪。對于有農機服務需求的農戶而言，農村熟人社會中農戶間的互助合作傳統，有助于農戶在往來溝通中促進經驗的交流和信息的共享，農戶也更容易在此環境中獲得具有地緣優勢的本地農機作業服務信息，降低農機服務交易的信息搜尋成本以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交易損失。并且聲譽機制和道德約束等非正式制度在良好社會氛圍的影響下，能對農村本地要素交易市場起到社會輿論監督的作用，減少機會主義和違約行為造成的交易成本負擔，降低交易風險。因此在農村社會中基于聯系緊密的血緣和地緣關系所形成和建立起的特殊信任關系是深植于農戶間頻繁社會交往基礎上的情感依賴，可以降低交易的搜尋成本和監督考核成本。
簡明扼要地展示在以完全競爭市場為參照下，采納本地或跨區農機作業服務的交易成本的差異及其隨之引起的交易成本-農業收益曲線的變動。假設除農機服務交易成本外的其他農業要素投入不變，其中農機作業服務市場在完全流動的標準化競爭市場條件下其交易成本-農業收益關系為L2。由于現實市場交易半徑有限，市場被分割成一個個相互嵌套的子市場。本地農機服務因明顯的地緣優勢和熟人關系網絡會擠出部分信息搜尋、談判議價及監督等交易成本C1C2，相反的跨區農機作業服務則會因為空間距離的影響將增加部分交易成本C2C3，因此二者的交易成本-農業收益關系曲線會隨著交易成本差異分別向左和向右變動到L1和L3。這也就意味著即使面對同質化的農機作業服務，或者在相同的農業產出收益（P）下，選擇本地農機作業服務將比跨區農機作業服務能節約交易成本C1C3，C1C3正是本地和跨區農機作業服務在信息搜尋、談判監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差異。由此本文提出假說2:
H2：農戶擁有的熟人社會關系中，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越頻繁越能降低采納農機作業服務的交易成本。
二、數據、變量及模型
1.數據來源及樣本說明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7 年6-7 月份對河南省6 個縣展開的農戶問卷調研。課題組依照分層抽樣的原則分別在6月17日至24日和7月1日至8日展開兩批次調研。第一批調研根據村莊經濟發展水平和村莊農戶人均純收入指標，在地處典型中原地貌的正陽縣抽取了10 個鄉（鎮），每個鄉（鎮）抽取5個村，每個村隨機抽取40戶樣本戶，共計2000個樣本。第二批調研根據地理方位、人均收入水平、作物播種面積等指標選取河南省開封市杞縣（豫東）、駐馬店上蔡縣（豫南）、洛陽市新安縣（豫西）、安陽市安陽縣（豫北）、漯河市舞陽縣（豫中）五個縣，然后將各縣所有鄉鎮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等分五組，在每組中隨機抽取一個鄉鎮，并以此類推，將樣本鎮的所有村莊分為兩組，每組隨機抽取一個樣本村，然后在每個樣本村隨機抽取40戶，共得到2000個樣本戶。兩批次調研累計發放農戶問卷4000 份，均由經過培訓的本地調研員采取一對一入戶訪談的形式進行，最終回收有效樣本3914份。
本文以河南省小麥農機收割服務作為農戶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主要研究對象。（1）對研究對象的解釋說明：①小麥作為中國三大主糧之一，其綜合機械化率已達95%以上，并且由于小麥收割環節所用農機具有區域流動性強、投資成本高的特點，因而成為小麥種植過程中農機服務外包率最高的生產環節。②河南省作為地處中原的農業大省，小麥是其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其播種面積及產量常年高居全國首位，并且河南省小麥農機化作業機收面積的逐年變化趨勢與全國小麥農機化機收面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選取河南省的農戶小麥機收作業服務作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2）對研究所用主要樣本數據的說明：除去樣本中未購買小麥農機收割服務及主要變量缺失的農戶樣本，經數據整理后保留99個村莊3251份有購買農機作業服務的有效農戶樣本數據。其中，如表1 所示，全部采納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樣本有2112 戶，約占農機服務樣本總數的64.96%，農戶選擇農機作業服務表現出明顯的本地化傾向；然而全部采納本地農機作業的畝均服務價格均值卻高于其他服務供給方式，使得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呈現出“價格悖論”的現象。
2.模型與變量設置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為檢驗農村特殊的熟人社會交易環境對農戶選擇農機作業服務交易本地化程度的影響，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Servicei＝α0+β1eachhelpi+β2jX′ij+countryi+εi
其中，Servicei作為被解釋變量，表示農戶i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行為，賦值依次代表農戶對農機作業服務需求選擇的本地化程度，即農戶全部采用外地農機作業服務則賦值為1；本地和外地農機作業服務均有采納則賦值為2；全部采用本地農機作業服務則賦值為3。隨著被解釋變量的賦值依次增加，農戶選擇農機作業服務的本地化程度亦逐漸加深，由此表明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需求選擇越“內卷”。另外eachhelpi代表農戶i擁有的熟人社會關系情況，用農戶與周圍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來衡量；Xij′表示農戶i的j個控制變量，包括戶主特征、家庭特征及村莊區域特征等；countryi表示控制縣級層面上影響農戶選擇本外地農機服務的因素；εi是隨機擾動項。
主要變量賦值及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其中，農戶選擇農機作業服務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交易前為獲取農機服務信息所投入的信息搜尋成本，和交易中為保證農業生產效率所投入的監督實施成本。信息搜尋成本是以農戶獲取農機服務的難度來衡量，及時可靠的農機服務信息能保證農忙時必要的農機服務有效供給，其賦值從低到高依次代表獲取難度逐漸增大，農機服務獲取難度越大，則信息搜尋成本越高；監督實施成本是以小麥生產過程中的畝均勞動投入來衡量，由于農機服務并不能完全替代農業生產中的勞動投入，即使農戶覓得農機服務，也需要一定的勞動投入作為補充，農戶投入的勞動工作量越大則意味著監督實施成本越高。
3.農戶特征的差異性比較
農戶特征的差異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戶行為決策的異質性，影響農戶生產環節的外包行為采納。表3 匯報了采納不同農機作業服務來源的農戶特征差異。結果顯示，全部采用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與周圍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顯著高于全部采用外地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由此表明采用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具有更強的熟人關系優勢。當然，僅以此分析尚不足以得到有信服力的結論，仍需展開進一步的分析判斷。此外，農戶特征變量中的家庭務農人數占比、小麥種植規模以及經營地塊數，在不同農機作業服務采納方式下分別表現出明顯的組間差異性。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差。
此外，為分析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的差異對不同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影響，本文對不同農戶互助往來頻率下的農機作業服務交易成本均值差異進行了比較。如表4 所示，就采納農機作業服務的信息搜尋成本而言，農戶間的互助往來越頻繁，獲取農機作業服務的難度越低，這與農村熟人社會關系的特點相符；而對于采納農機作業服務的監督實施成本而言，從表中未能看出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差異與農戶在小麥生產中畝均投工量的一致性變化。為此本文將進一步展開實證分析。
三、模型結果與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
表5 中（1）-（3）列報告了農戶的熟人關系往來對其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OLS 模型回歸估計結果。首先第（1）列在未控制任何農戶和區域層面控制變量的情況下，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變量系數在5%的水平上正向顯著。其次第（2）-（3）列是逐步加入農戶的家戶特征、區域特征等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隨著各類控制變量的逐步加入，主要解釋變量與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的估計系數值略有增大，系數符號并未改變并且都依然顯著，由此表明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會顯著正向影響農戶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本地化，因此假說1得到驗證，即農戶所擁有的農村熟人社會關系會對農戶采納本地化的農機作業服務起到正向激勵的作用。
對于控制變量而言，農戶家庭層面變量中，務農人數占比越大的農戶越會采用本地化的農機作業服務，由于家庭農業勞動力占比越高的農戶，其農村熟人社會資本積累也越豐富，對于農業相關信息的獲取和掌控能力也越強，從而更易選擇具有熟人優勢的本地農機服務；經營地塊數越多的農戶越傾向于選擇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由于經營地塊數越多意味著進行農機作業的農地稟賦條件越差，這就導致農戶購買農機作業服務可能面臨更高的交易成本，從而促使農戶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本地農機作業服務；區域層面的地形、交通以及地理區位變量的估計系數表明，地形越崎嶇、交通條件越差、距離行政中心越遠的農戶，其獲得外地農機服務供給的便利性受限，故采納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的程度較高。
2.內生性問題
一是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與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選擇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二是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可能會受到未觀測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遺漏變量的問題。以上兩種情況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可能會使得估計結果出現偏誤。故本文選取本村內除本農戶以外的其他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的均值作為農戶與其他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的工具變量。選擇該工具變量的可行性在于：一是農戶間的互助往來作為一種地緣關系內的社會資本積累，能夠促進信息溝通和共享，并且同一地域范圍內的語言、風俗和農耕文化特征相似，所以其他農戶之間的互助往來氛圍會影響到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動交往頻率；二是其他農戶之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農戶自身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較為外生，因為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更多取決于農戶自身特征以及與周圍其他農戶間的交流互動，而與其他農戶的互助往來情況沒有直接關系。并且通過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該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981和0.039，由此滿足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相關，而又與擾動項不相關的要求。并且本文在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模型（2SLS）進行第一階段估計的F統計值遠大于10，表明選取的該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的問題。
表5中的第（4）列是利用工具變量在考慮模型內生性問題后的估計結果。結果表明，加入工具變量后的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對農戶選擇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的影響依然正向顯著，并且是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2SLS 模型的估計系數是OLS 估計值的2 倍左右。加入工具變量后的模型估計系數有所增大，可見在未使用工具變量進行估計時可能對結果有所低估。
注：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和*分別表示系數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下同。
3.穩健性檢驗
（1）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再估計。在前文的基準回歸中主要采用了OLS 模型和加入工具變量的2SLS 模型進行回歸，為此進一步變更估計方法，將原本作為連續變量的農戶農機作業服務采納本地化程度視為有序因變量，將賦值依次代表農戶選擇農機作業服務市場交易半徑的變化，利用有序Probit（Ordered-probit）模型和帶有工具變量的IV-oprobit模型進行穩健性分析。表6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別給出了Oprobit模型和IV-oprobit模型的估計結果，估計系數依然是正向顯著，表明基準回歸結果較為穩健可靠。
（2）變更被解釋變量，重新組合樣本。前文模型估計中的被解釋變量分別是以連續變量和有序變量的形式來刻畫農機作業服務的本地化程度，現再次放寬被解釋變量的分類標準，把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選擇簡化為是否采用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的二值選擇問題，將農戶采用了本地農機作業服務賦值為1，未采用本地農機作業服務賦值為0，并利用Probit模型和帶有工具變量的IV-probit模型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如表6中第（4）列所示，在考慮模型內生性問題后，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農戶采納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回歸結果依然是正向顯著，從而進一步表明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3）對核心解釋變量的重新刻畫。盡管不少研究學者以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來衡量農戶的熟人社會關系強弱，但是為避免量化標準單一帶來的結果準確性質疑，故以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作為農戶熟人社會關系的替代變量再次進行穩健性檢驗。農村熟人社會關系交往特性是建立在互惠關系基礎上的，而農戶之間的互惠關系，不僅包括像互助協作這樣的非經濟互惠關系，也包括如人情禮金往來的經濟互惠關系。其中農戶之間在重大節日或婚喪嫁娶等重大儀式時互贈禮金即是出于對熟人關系的表達。因此以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占比作為替代變量對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影響進行再估計。人情禮金支出占比是以該戶人情禮金支出占本村農戶人情禮金支出平均值的比重來衡量，選取除該戶以外的村其他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占比作為其工具變量。
如表6的估計結果所示，由于可能受潛在內生性問題影響使得采用OLS 模型的人情禮金支出占比系數不顯著，故加入工具變量利用2SLS 模型再次進行估計。其結果表明，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占比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正向顯著，表明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占比越高，其采納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的趨勢也就越明顯。因此無論是基于非經濟型互惠的互助往來還是基于經濟互惠的人情禮金支出，二者作為農村熟人社會的典型交往行為，都是會顯著影響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交易選擇。由此得證上述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4.進一步討論：農地經營稟賦的異質性
由于受制于農地資源稟賦特征的異質性，農機作業服務會因田間作業條件的不同導致其作業成本和作業效率的差異。既然農機作業服務是處在農村特殊的熟人社會環境中的要素交易，對于具有不同農地稟賦特征的農戶而言，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是否依然能助推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為回答這一問題，本文通過對農戶的農地經營異質性展開進一步探究，并驗證假說2 的合理性。表7 匯報了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與農地經營特征（包括小麥種植規模、種植比例以及平均地塊面積）影響農戶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選擇的估計結果。
首先，小麥種植規模、種植比例以及平均地塊面積，分別與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呈現負向顯著，表明小麥種植規模越大、專一化程度越高以及平均地塊規模越大的農戶，越會選擇市場化的跨區服務而不是本地化的農機作業服務，這一結果符合市場價值規律，即交易主體越是具有規模性，越會出于成本-收益風險的考慮選擇更為正式的交易方式。相反，對于經營規模越小、種植專業化程度越低、土地越細碎的農戶，因受制于農地經營稟賦條件的制約，會更傾向于選擇本地化的農機作業服務。這與農村熟人社會內生的本地農機服務一般不排斥外部市場不愿服務的小地塊和分散土地有關。這也在無形中限制了農機作業效能的發揮，增加了農機在地塊間頻繁轉移作業的服務成本，從而形成了本地農機作業價格高于跨區農機作業價格的現象。
其次，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與農地經營特征變量的交互項系數顯示，原本與農機服務本地化程度呈現負向顯著關系的農地經營特征，隨著與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交互項的加入，其交互項系數均呈現正向顯著。由此表明，原本受制于農地經營稟賦條件較差從而傾向于選擇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隨著與其他農戶間互助往來頻率增加，逐漸放寬了農地稟賦特征對其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選擇的制約作用。即使是種植規模大、種植比例高、塊均面積大的農戶，隨著與農戶間交往頻率的增加也表現出選擇本地化農機作業的趨勢。其原因在于，隨著農戶種植規模的擴大、作物同一化種植程度的提高，選擇搜尋成本更低、獲取更方便及時的本地農機服務更能降低其交易成本和風險損失。
四、機制檢驗
根據Williamson交易成本理論的觀點，不同的交易特性和制度安排決定不同的交易成本，而不同的交易機制或契約形式的存在皆是用于節約交易成本、實現交易費用最小化。由前文可知，農戶擁有的熟人社會關系會影響其農機作業服務的本地化選擇。而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實質上是在農機作業服務交易環境中基于有限理性下降低交易成本的最優選擇。為此本節從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熟人社會關系影響農戶農機作業服務本地化的發生機理。表8匯報了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其農機作業服務交易成本影響的估計結果。在信息搜尋成本方面，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其農機作業服務信息搜尋成本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農戶間頻繁地互助往來使得農戶更容易獲得農機作業服務，因此農戶間的互助合作傳統，有助于農戶更及時獲取農機作業服務信息，降低交易的信息搜尋成本以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損失；在監督實施成本方面，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小麥畝均投工量影響并不顯著，表明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關系并沒有起到改善農業生產中勞動投入的作用。由于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投入與農戶采納農機作業服務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關系，因此對于采納不同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來說，農戶間交往的關系強弱未必對其交易成本沒有影響，為此需要對不同本地化程度的農機作業服務交易成本展開分析。
考慮到采納不同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交易成本可能存在差異，因此對選擇農機作業服務的農戶群體進行分組回歸，如表9 所示，表9 中第（1）-（3）列和第（4）-（6）列分別為全部采納外地農機作業、本外地農機作業兼有和全部采納本地農機作業的農戶分組回歸結果。信息搜尋成本的分組回歸結果中，無論是全部采用外地農機作業還是全部采用本地農機作業的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越頻繁，越能顯著降低其服務獲取難度，從而降低采納農機作業服務的信息搜尋成本；不過對于采用本外地農機作業服務相結合的農戶而言，其節約成本的影響效果不顯著。由此表明，農村熟人社會關系不僅能降低本地關系型交易的信息搜尋成本，而且在全部采納外地服務的市場化交易中依然能夠發揮信息優勢，提高農機作業服務的可獲性。至于本外地農機服務均有采納的農戶，其采納多渠道農機服務本身即隱含著信息獲取能力較強的特性，因此其估計結果不顯著。監督實施成本的分組回歸結果中，只有全部采納本地農機作業的農戶，與其他農戶間的互助往來頻率對其監督實施成本影響顯著，由此表明，農戶間的互助往來背后所反映出的是農村熟人社會環境中非正式制度對人們經濟行為所產生的重要影響，即道德輿論、聲譽機制等非正式制度功能的發揮，能顯著降低農戶在本地關系型交易中的執行監督成本，從而減少交易風險。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調研發現，相比跨區農機作業服務，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相對更高的服務價格并沒能阻止農戶對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青睞，于是農機作業服務市場上出現了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需求“內卷”及其交易“價格悖論”的現象。由于農時的節律性和農業生產不確定性風險的影響，農戶為獲得及時可靠的農機作業服務，更傾向于選擇更穩定的交易關系來降低突發情況帶來的農業經營風險。于是嵌入到農村熟人社會的本地農機作業服務憑借其地緣特征和關系型交易的穩定性優勢由此凸顯。本文利用河南省調研農戶在小麥收割環節的農機作業服務相關數據，實證分析了農村特殊的熟人社會交易環境下農戶的農機作業服務選擇行為。研究結果表明，往來互動頻繁的農村熟人社會關系會助推農戶對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的需求選擇，并且農戶的熟人社會關系能顯著降低其采納本地農機作業服務的交易成本。對于種植規模越大、作物同一化程度越高的農戶，越會利用熟人社會關系來降低其規模經營成本和風險，選擇更為及時可靠的本地化農機作業服務。由此表明農機作業服務市場并不是單純的要素交易市場，而是呈現出關系型人情交易的特點，所以才會出現農戶在農機服務市場上交易選擇的“本地化”和“價格悖論”現象。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結合當前我國農機作業服務市場的發展現狀，現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在尊重農村鄉土人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打破地域觀念的束縛，增進區域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農業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流動，建立更加科學完善的農機服務信息共享平臺，引導農業機械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和科學調配，從而減少農機作業服務市場上的信息搜尋成本和區域間的溝通障礙，避免資源閑置或者惡性競爭破壞市場秩序；（2）進一步優化調整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根據不同區域的農機保有量和農機作業量飽和程度來調整補貼結構，適度控制交易密度過大區域的補貼額度，并加大對農機供需失衡地區的補貼調控力度；（3）鼓勵農戶進行專業化連片種植，支持培育多種形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經營主體，倡導農業生產的服務規模經營。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注：限于篇幅，參考文獻、腳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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