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深情贊嘆：“脫貧地區處處呈現山鄉巨變、山河錦繡的時代畫卷。”《求是》雜志2021年第20期刊發的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署名文章《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一文寫道：“周立波1955年攜全家從北京回到故鄉湖南益陽農村安家落戶，他白天同群眾一起勞動，晚上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有時一直寫作到天明，成就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新時代文學工作要努力拓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途徑方式，引領作家不斷提高深入生活、發現生活的能力和自覺，在‘身入’、‘心入’、‘情入’中創作出反映新時代、具有大氣象的精品力作。”
當時，我正在中央黨校參加一個學期的封閉學習，看到這篇文章內心十分高興。因為這標志著，中國作協正式官宣，中國作協作為黨領導下的文藝社團即將成建制地向周立波、柳青等老一輩作家學習，牢固樹立“和人民一道前進”的創作理念，全部身心投入火熱的生活和書寫人民的光榮事業中。
2021年12月15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張宏森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首次提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
2022年3月17日，中國作協會正式發布“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征稿啟事。《旗幟》雜志2022年第5期發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張宏森文章《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新史詩》。
昨天，我看“觀潮的螃蟹”文章得知，7月30日上午，在十八洞村精準坪廣場舉行了中國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時代文學實踐點授牌儀式。最近幾天，中國作協團隊還將重走清溪村，感悟新舊“山鄉巨變”，書寫嶄新的歷史詩篇。
（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就是對周立波創作《山鄉巨變》的經典總結和肯定。二十世紀50年代，湘籍作家周立波全家從首都北京遷回老家益陽，與家鄉鄉親天天生活在一起，親眼見證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活生生實踐，《山鄉巨變》一夜成名，影響億萬國人，成為了那個時代的標記。
六十多年前，周立波回到久別的故鄉，把自己的文學創作根植進家鄉清溪村的沃土。十年左右，他就與鄉親們朝夕相處，得以在田間地頭、村舍屋場等任何地方與村民隨時談心，于廣闊天地、白墻青瓦間搜集大量第一手最真實素材。所以，他在故鄉就能遇到了書中“亭面糊”的原型鄧益廷，還學會了許多鄉親勞作時的方言土語。《山鄉巨變》等一系列文學作品，是他扎根鄉村十載孕育出來和自然流淌出來的文學碩果，這些作品不僅生動深刻展現了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業合作化運動對鄉村的歷史性重塑和巨變，而且也盡情傾訴著對社會主義山鄉未來發展的美好愿景和期許。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就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人民，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高舉的黨旗就是鐮刀錘頭旗，代表著共產黨要喚起工農千百萬，一起革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命，徹底推翻“三座大山”，讓貧苦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為人民謀利益，為民族謀復興，就是我們黨的初心使命。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是為人民脫貧的，就是要為全國山鄉巨變的。
半個多世紀前，周立波筆下的山鄉巨變來自于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合作化”運動。這一山鄉巨變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引領中國社會偉大變革過程，史稱農業集體化。
那么，這場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是什么、來自哪里、最終走向如何呢？農業合作化就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的過程。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就是黨中央帶領全國農民在農村對社會主義的偉大探索，主要包含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合作化的起源其實大可追溯到紅色革命根據地時期、解放區時期，那時許多農村早就組織了互助組進行農業生產。1949年10月至1953年，全國農村開始以辦互助組為主，同時試辦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會議通過《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全國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發展加速。1952年底，全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發展到830余萬個，參加的農戶達到全國總農戶的40%。1952年冬至1953年春，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出現了急躁冒進傾向。為糾正這種傾向，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8日發出了《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五年計劃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1953年4月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穩步前進”的方針。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毛澤東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提出互助合作運動是農村中一切工作的綱，是農村工作的主題，說“糾正急躁冒進”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3年12月16日，黨中央公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農業合作社從試辦進入發展時期。農業生產合作社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1954年農業合作社的數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
第二階段：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農業生產初級社在全國普遍建立和發展。1954年4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1955年合作社要發展到30萬個或35萬個。1954年11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進一步提出在1955年春耕前將合作社發展到60萬個。1955年4月，合作社發展到67萬個。1955年1月10日，中央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發展，集中力量進行鞏固，在少數地區進行收縮。3月上旬，毛澤東提出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停止發展、實行收縮和適當發展。4月下旬召開了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總結經驗，布置工作，提出要求。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華東區、中南區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個省市委書記會議。根據毛澤東原來的提議，會議提出1956年發展到100萬個社的意見。1955年7月，全國原有67萬個合作社，經過整頓，鞏固下來的有65萬個。
第三階段：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三個階段，也是農業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時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對黨的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和政策作了系統闡述，并對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后僅3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在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到1956年底，參加初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參加高級社的達到農戶總數的87.8%。
歷史表明，聲勢浩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使農村土地由農民個體所有轉變為合作社集體所有，解決了土地公有的問題，這才有可能對土地利用進行科學合理規劃，開展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可以這樣說，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完全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轉變，奠定了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制度，開啟了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歷史時期，這是今后改革開放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土地流轉集中經營的基本制度保障。
此時，我的腦海中突然閃現電影《周總理回延安》一組鏡頭，這組畫面反映了總理在1973年抱病回訪延安的真實故事。影片中，他發現老房東郝二爺，好像很久都沒有吃飽過，一碗大米飯很快就吃完了，吃完后還盯著鍋里的看，想要吃卻又不好意思，便把自己的碗筷放下，把開水倒進碗里，把剩下的米粒就著水一起喝下去。周總理招呼老鄉們快吃飯，但老鄉們都蹲在地上不肯上桌吃飯，說家里的婆姨和娃還餓著肚子，要把飯帶回去。周總理吩咐工作人員，給老鄉們帶飯回去，老鄉們這才放開肚皮吃飯。周總理知道延安還很貧窮，但是他沒有想到人民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戰爭年代時大家尚且可以吃飽肚子，但是在和平年代，卻沒有飯吃，他流下了自責的淚水：“這是我的責任啊，我沒有當好這個總理。”
從這個電影片段可以發現，因為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沒有徹底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和溫飽問題。這一充滿社會主義夢想與情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最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畫上了句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廣大農村普遍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形式上似乎回復到了農業合作化前的個體經營狀態。實際上，以包產到戶為基本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農業合作化以前的個體農業區別很大。主要區別在農業合作化之前的土地是個體農民私有的；而包產到戶之后的土地所有權仍是集體的，農民與集體是一種承包關系，經營方式由集體生產變為農民個體勞動。當年農業合作化的目的，就是要將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改變為集體公有。
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只是當時億萬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真實反映了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生動景象和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制度變革讓無數中國山鄉發生了巨變，這偉大歷史功績是任何時候都不可抹殺的。歷史表明，生產關系的大變革往往會伴隨一段時間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但總體而言，農業合作化不僅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且極大促進了生產力。比如，1956年農業總產值就比1955年增長6.4％，工業總產值增長28.2％。而且，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造逐年都在發展，糧食產量逐年都有增長。我們也不否認，在其進程中確實出現冒進和右傾主義，這是我們今天還要警醒的歷史教訓。
（二）
2013年11月3日，湖南湘西州花垣縣十八洞村，一張與老鄉們合影的經典照片至今還放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辦公室，那就是總書記和圍坐在身邊的鄉親們親切攀談的精彩瞬間，在這里，總書記首倡“精準扶貧”。從此，“精準扶貧”從十八洞村走向全國，照亮了千村萬落的脫貧之路。以“首倡之地”行“首倡之為”的十八洞村，成為了中國精準脫貧的樣板。
歷時八年，十八洞村人均收入由2013年的1668元增至2021年的20167元，增長11倍。湖南682萬建檔立卡貧困戶、6920個貧困村、51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這一偉大壯舉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古老神州大地書寫了人類反貧困斗爭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故事，創造了又一個驚艷世界的人間奇跡。
人們不禁要問，這一減貧奇跡為什么沒有發生在自詡現代化最高的美西方國家和地區，而偏偏發生在多被美西方責難和污蔑的古老神州中華大地呢？這是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獨特魅力，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獨特魅力，這是中國式現代化書寫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偉大創舉。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起就不忘初心使命，把為勞苦大眾扶貧脫貧的責任自覺扛在肩上。歷史和實踐證明，“解放區的天，是人民的天。”經過二十八年浴血奮斗，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180多年近現代史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復證明，廣大工農只有翻身作了國家主人，才有可能讓山鄉巨變。所以，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才為山鄉巨變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東亞病夫”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雖然歷經曲折，但黨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取得了巨大歷史性成就，這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當時的中國還有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經過脫貧攻堅戰，中國貧困民眾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年的6079元增長到2020年的12588元，年均增長11.6%。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社會長期穩定，中國減貧進程加快推進，絕對貧困人口已經沒有。
1986年，我國第一次大規模調整扶貧開發政策，從上到下正式成立專門扶貧機構，確定開發式扶貧方針，劃定273個國家級貧困縣。后來又將牧區縣、“三西”項目縣加進來，到1988年共有328個國家級貧困縣。
1994年，國家啟動“八七”脫貧攻堅計劃，經過重新調整，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個。
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出臺，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扶貧開發重點縣。
2011年，中國將扶貧標準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貧標準下，截至2012年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9899萬。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不僅使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還使長期困擾貧困地區的行路難、吃水難、用電難、上學難、就醫難、通信難等一系列老大難問題真正得到解決，中國貧困地區整體面貌發生了歷史性巨變。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反貧困的實踐特別是8年脫貧攻堅戰中形成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開辟精準扶貧模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特別是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國情，把握減貧規律，出臺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制度體系。這既是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的勝利，更是黨領導億萬人民偉大脫貧攻堅精神的勝利，已經深刻載入人類反貧困光榮史冊。
綜合有關專家觀點，主要集中體現在“三個始終堅持”：一是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是脫貧攻堅的堅強政治和組織保證，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形成脫貧攻堅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動。二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弘揚和衷共濟、團結互助美德，營造全社會扶危濟困的濃厚氛圍，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脫貧內生動力。三是始終堅持堅持精準扶貧方略，用發展的辦法消除貧困根源，求真務實、較真碰硬，做到真扶貧、扶真貧、脫真貧。“三個始終堅持”是中國反貧困特別是8年脫貧攻堅戰理論與實踐的寶貴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三）
▲ 俯瞰益陽清溪村。
“讓鄉親們生活富裕起來，讓家鄉變成美麗的花園”，這是六十多年前周立波最原始最真誠的愿望。今天的清溪村，風光秀美、文化誘人，周立波故居、山鄉巨變連環畫長廊、清溪劇院、網紅民宿等，已經成為網紅打卡景點。大氣寬敞的柏油路旁，文人標識的周立波書屋、作家出版社書屋、王蒙書屋等幾十座作家書屋，依次排開，中國作協“天團”為人民創作，為時代放歌，重走清溪村。
我們知道，中國革命道路，有別于蘇聯“城市暴動”模式，而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所以，我們革命本來就是從農村開辟出嶄新道路的。應該說，從鄉村運動到新農村建設再到鄉村振興，都是我們黨探索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如何實現。無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無論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實現山鄉巨變一直是我們黨以自我革命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回顧百年多黨史和中國鄉村巨變歷程，中國“三農”沒有辜負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也沒有辜負中國“三農”。
今天，清溪村，每年吸引70萬游客，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2萬余元。這就表明，益陽清溪村，山鄉巨變原型地，正在成為鄉村振興示范區、新時代“山鄉巨變”標志地、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基地，釋放著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強勁動力。
據媒體報道，2021年清溪村所在的謝林港鎮生產總值達8.85億元，人均純收入23117元。清溪村正在采取措施深耕紅色文化、地域文化、作家文化，促進生態、人文、產業等要素融合發展，形成“互聯網+旅游+文化+康養”的完整業態鏈，打造文旅融合新村，帶領村民邁向共同富裕。
走進曾經“山鄉巨變”的清溪村，為何在新時代再次爆發“山鄉巨變”的強大動力？有媒體記者說，山還是那座山，河還是那條河。所有的巨變，源于現代產業的“魔法”實現了農村生產力要素的有效聚合，催生出一批富有活力的經濟單元。這說得很有道理。我認為，在這里不僅確實可以“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而且還看得見“山鄉巨變”的歷史與現實，現場感悟社會主義在中國農村的成功探索與實踐，沉浸式體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擘畫的鄉村振興戰略生動實踐。
一段時間以來，農村勞動力、農田和農村其他資源長期閑置，在鄉村振興戰略引領下，這些本來閑置的資源與市場有機對接，讓閑置的資源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比如，媒體報道的山鄉巨變村所在地謝林港鎮益陽市福星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公司+基地+農戶+電商平臺+直營店”，直接帶動周邊季節性用工和臨時用工7000多人次，為農民年創收近800萬元。周立波的侄孫女周琴常年在外打拼，3年前，她就與丈夫一道回鄉創業，投資1000萬元，創辦“清溪壹號”農家樂，帶領村民發展鄉村旅游。
清溪村只是一個縮影。正是黨中央鄉村振興戰略激活新時代農村的滿池春水，上演了又一場改變鄉村命運的山鄉巨變。十年來，湖南全省經濟總量從2012年的22154億元增至2021年的46063億元，連續跨過3萬億、4萬億臺階；十年來，湖南加入“人均GDP超1萬美元”俱樂部，正努力朝著經濟總量5萬億元的新目標邁進；十年來，湖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7440元增至18295元，增長了146%。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開局起航，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起步，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等“四個不摘”政策，推動脫貧地區持續提升幫扶產業規模和質量，積極打造特色優勢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帶動脫貧人口就業和增收，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良好開局。國家確定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并截至2021年底，全國脫貧勞動力通過務工就業3145萬人，比2020年底增長4.2%。
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宏偉戰略。他強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他還說：“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
鄉村振興戰略主要內容就是“四總一制、五振興七條路”。所謂“四總一制”，那就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就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其總方針就是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其總要求就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制度保障就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四總一制”勾畫出了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
所謂“五振興”，就是指產業振興，文化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所謂“七條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必須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須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必須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走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必須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走中國特色減貧之路。
前段時間，我到漣源市古塘鄉古仙界村調研，我們看到了鄉村振興戰略推進以來發生的巨大變化，體會到黨中央這一決策的英明和及時，但也心憂“三農”，與鄉村干部促膝細聊今后鄉村振興的許多困難與出路到深夜。就當晚聊到的主要困難可以總結為“六個缺六個更缺”，即缺項目更缺產業、缺人更缺人才、缺錢更缺資本、缺農業條件更缺農業科技、缺文化更缺文明、缺管理更缺科學治理。
推進鄉村振興，牽涉千家萬戶，必然千頭萬緒，困難很多，堵點痛點不少，推進起來絕非易事，須久久為功。當前，應該突出抓住三個關節點。
一是健全完善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制度機制，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不斷增強內生發展動力和活力，更好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二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讓土地集體所有名實相符，建立健全集體資產各項管理制度，既應完善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發展壯大新型集體經濟和公益事業，又應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辦法，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
三是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實際上也是農民進城和回鄉的過程。我認為，無論進城還是回鄉，農民及農民后代不能當“學奴”“房奴”“車奴”“醫奴”，必定要把習近平總書記優先農業農村發展這一方針落到實處。城鄉融合體制機制的變革就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必將爆發山鄉巨變的洪荒之力。當前，既應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機制，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又應切實建立健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機制，把農村土地金的百分之五十一真正用到“三農”事業，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還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強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當代國學大家南懷瑾說：“三千年讀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總歸詩酒田園。”周立波等文人巨匠文學作品里的鄉村，其實就是中國的縮影。農村還是當今中國相對發展最不充分的地區。因而，要了解和懂得中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懂得中國“三農”；要中國復興，鄉村必先振興；要改變中國，就必須先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必須以思想變革引領新時代山鄉巨變。文學思想的一場革命就是深化社會變革的磅礴力量，最強大的力量往往隱含在國民的文化覺醒和文化自信自立自強之中。
“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鄉村振興戰略已經為這項偉大事業啟航導向，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中正在壯行，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力量正在迅速聚集。衷心祝愿新的山鄉巨變更好造福農民、改造國民、強盛國家，偉大奇跡必定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如期誕生。
（作者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院長、副主任，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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