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數字社會的興起對經濟活動和國家治理產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將構筑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作為提升國家治理競爭優勢的戰略選擇，推動生活、生產、治理領域的信息化、數字化與智慧化， 尤其是加強了數字技術在農業農村的應用擴展，為實現中國式農村農業現代化注入了智技動能。在數字鄉村建設熱潮之下，鄉村場域的生產、生活與自治方式發生了巨變，其愈發成為影響國家治理函數的關鍵性變量。
“國家-社會”二分框架是目前學界用于分析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常規理論范式。從理論角度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實質是“失衡”與“制衡”的組合張力，依據此組合張力，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大致分為以國家強力控制和“最弱意義上國家”為二分結構的單一論，以國家與社會并列、國家附屬市民社會為特征的對立且同一的辯證論，以及以相互共變、相互制約、相互依賴、相互發展為特征的互構論。互構論注重探討獨立主體間的互構共生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單一論與辨證論所蘊含的對立關系，強調尊重國家與社會之間差異性、可交換性與可平衡性，對本文闡釋國家與鄉村平等互利的“數位關系”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從實踐沿革看，國家與鄉村關系的本質是“政權”與“村治”的組合配對，依據此組合配對，國家與鄉村關系形成了古代“弱政權-強村治”的“皇權不下縣”共治機制，清末民初的“硬政權-軟村治”國家經紀型體制機制，新中國成立之初“強政權-弱村治”的全能主義國家結構，以及偏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的“軟政權-弱村治”農村治理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推動著國家與鄉村“懸浮”關系的萌生、演變和固化，并衍生了諸如“空心村”、村莊政治冷漠、國家政權對農民的粘合性降低等國家與鄉村關系癥候。在數字技術泛在應用的基礎上，原有的國家與鄉村“懸浮”關系和城鄉二元結構體制被賦予數字意義，推動數字鴻溝的衍生與擴散，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家與鄉村的間隙運作，阻滯著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推進。
既有理論爭鳴與實踐沿革雖為鞏固和拓展國家治理鄉村成果提供了指引與參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研究視角看，無論是理論探討還是實踐探索，關于國家與鄉村關系的研究主要從自上而下的國家政權建設出發，鮮有從自下而上的鄉村建設微觀視角窺察其關系變遷；從研究邏輯看，雖有學者已從互聯網的視角研究國家與鄉村互動方式的嬗變，但未對具體關系特征和結構進行深入探討，尤其是未將“懸浮”關系癥候與數字語境進行延伸論證；從研究理論看，鮮有利用互構論解釋國家與鄉村關系。對此，本文以互構論為理論指引，以數字鄉村建設過程為分析視角構建國家與鄉村關系嬗變與重塑的分析框架， 以期拓展窺探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微觀動態視角，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鄉村”關系體例，為實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理論參考和實踐指向。
數字鄉村建設過程視角下國家與鄉村關系
在新技術革命的條件下，國家與鄉村之間的傳統物理空間更多為數位空間所替代，鄉村社會資源稟賦、自治內生力不斷被挖掘和激發，國家權力延展能力、鄉土合法性整合能力持續增強和擴張。對此，驅動國家與鄉村關系變遷的動力機制、底層邏輯、載體構建和發展導向已然從單向的政權作用向復合的“政權-智技”作用轉變。從政策賦值看，《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和《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均指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也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抓手，更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和數字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數字鄉村既是對鄉村數字技術擴散的應用，也是對城鄉融合發展的順承，更是對國家與鄉村技術銜接的具象描繪。
結合數字鄉村政策指引和學理探討，本文將通過構建數字鄉村建設過程分析框架探究國家與鄉村關系的演變特征，即分別從作為建設動機的“數字惠民”、作為底層邏輯的“數字下鄉”、作為載體構建的 “數字鄉村”和作為發展導向的“鄉村振興”的邏輯理路論證國家與鄉村關系的 嬗變動力與邏輯、重塑表征和現代化體例 ，并以互構論為理論基調，提煉數字時代下國家與鄉村關系重塑的三種形態，以期優化國家與鄉村的運作結構，實現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
“數字惠民”：國家與鄉村關系變遷的動力機制
1、“汲取式懸浮”的數字延續
國家作用鄉村的場景變化與“汲取式懸浮”的交疊演繹將引發國家與鄉村關系的新癥結。國家政權的上收和經濟的有限激活對煥發鄉村生態活力，構建充滿動力的鄉村自治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但也產生了以政策缺位、權益錯位、群眾脫離、服務空位為特征的“汲取式懸浮”。“汲取式懸浮”是指在城鄉二元結構的作用下，國家權力開始從鄉村撤出并不間斷汲取各種資源為服務城市建設的一種狀態，不利于農村持續發展、農業提質增效和農民權益維護。隨著數字技術的躍進，原始政治產出、經濟生產、社會互動的場域發生了巨變，賦予“汲取式懸浮”原始意義的物理場域被以跨界、交互、即時為特征的虛擬場域取代，“汲取式懸浮”繼而轉化為“數字懸浮”，即互聯網紅利政策、信息技術、智能服務和數字人才在鄉村社會的缺位與錯位。伴隨數字概念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越加顯著，“數字懸浮”狀態的存在會進一步引發鄉村社會的數字化危機，從而加劇城鄉或不同鄉域之間的非均衡性發展。換言之，“數字懸浮”在與社會經濟成分、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作用的一定周期內會演化為數字鴻溝，而“數字鴻溝”是數字時代信息技術在鄉村社會衍生出來的非對稱與非均衡化現象，具體包括數字生產鴻溝、接入鴻溝、應用鴻溝和知能鴻溝。
2、面向“數字鴻溝”的運作間隙
面向“數字鴻溝”的國家與鄉村運作間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農業對國民經濟的驅動效應降低。作為國家經濟結構的構成面向之一，農業經濟在實現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21》的數據表明：從絕對值增長看，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已從1952年的50.5%銳減至2020年的7.7%，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國經濟質態的躍遷、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但也反映出城鄉經濟鴻溝的愈演愈烈。二是農民對數字服務享用類型的減少。囿于鄉村數字接入鴻溝（互聯網、通訊設備等）存在和知識鴻溝的固化，鄉民無法較好地享受“網絡支付”“云旅游”和“數字金融”等數字紅利服務。三是國家對農村治理的敏捷性降低。及時、精準且有效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治理的敏捷性。在鄉村數字鴻溝加劇 的情形下，一方面，鄉村的基本情勢數據未能全面且系統地傳輸至上級政府組織；另一方面，國家的治理理念、政策福利未能廣泛且精準地下沉至鄉村片區，從而引致國家響應鄉村治理需求的速率和精準率降低。
3、面向“數字惠民”的國家在鄉化
為有效彌合數字鴻溝和推進“數字共同富裕”工程，國家在鄉化的目標和內容體現在以下三方面：以數字包容政策的賦值為保障點。作為數字社會福利配置的工具整合，數字包容政策為優化國家與鄉村關系結構提供了規范性指引。在現階段，由于城鄉數字發展不平衡、農村數字發展不充分是國家與鄉村關系不穩定的驅動因素，因而制定和實施數字包容政策便成為彌合國家與鄉村間隙的基點。數字包容政策是對城鄉數字鴻溝界面的有效回應。立足具有數字包容性的城鄉共同體政策制度，致力于激發新技術革命下數字鄉村和智慧城市的潛在力量，既益于推動數字城鄉的融合發展，亦利于國家與鄉村關系的黏合。數字包容性的制度政策不僅囊括傳統意義上民生服務、市場競爭、資金投入的“一體”與“融合”，也包括數字技術的“賦值”與“增益”。
以數字技術的賦能增值為驅動點。在新技術革命條件下，國家與鄉村傳統的物理空間將更多地為數位空間所取代。數字技術打造了基于物理空間、人文空間和數字空間的三維立體場景，虛實空間的結合壓縮了國家與鄉村之間的交流空間，國家借以多集成、泛鏈接與廣交互的數字技術在鄉村搭建數字平臺和孵化數字產業園，不僅能為實現農村產業要素積聚、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效能增加提供動能，也益于國家惠農政策的無邊界覆蓋和價值規范的無感傳播。
以數字紅利的共享利用為回歸點。歸根結底，國家重新回歸鄉村社會的根本目的在于促進城鄉數字共同富裕的實現。拆解數字圍墻、破解數字孤島、分化數字威權成為數字紅利人人共享的重要抓手。通過對“互聯網福利”和“數字紅利”的在鄉利用，有益于增加農戶個人資本積累，從而提升農村資本和社會資本。對此，擴大紅利共享的范圍與利用深度既是鄉村振興、數字鄉村戰略實施的著力點，亦是在數字鴻溝語境下，國家回應鄉村社會的價值回歸點。
“數字下鄉”：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多重嬗變
在數字下鄉的過程中，國家與鄉村之間的關系經歷了由點向線延展，由線向面擴散的遞進嬗變，主要表現在銜接節點、溝通交流、服務供給和治理路徑等方面。
1、數字設備通村：國家與鄉村社會銜接的零距智能
伴隨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老舊設備的數字化改造，城鄉數字設施設備的接入鴻溝逐漸彌合，鏈接國家與農村關系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具體而言，數字設備通村中國家與鄉村關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國家與鄉村生活銜接的無縫化。在新時期，國家主要通過政權和政策與鄉村生活鏈接，實現“一體雙權”的現代國家政治生活共同體圖景，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村民和農村黨員的流失使得國家鏈接并加強鄉村生活統合面臨風險。同時囿于復雜地勢區隔，國家意識形態未能全面覆蓋散布的村莊。在此背景下，國家重點開展“互聯網+”“數字×”等普惠農民的基礎性工程，推進以無感鏈接、泛化感觸為特征的生活類數字設備的通村入戶，從而實現與鄉村生活鏈接的無縫化和無阻化。據《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0）》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初，農村寬帶接入用戶數達1.39億戶，同比增長8%，農村廣播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98.84%，農村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99.19%，同時交通運輸部持續推進農村公路數字化改造，建立了超800 G的農村交通電子地圖數據庫。
國家與鄉村生產銜接的智能化。國家借實施“數智生產裝備”工程的契機，通過“實時監測”“遠程指導”的方式精確且全面掌握鄉村社會生產現狀、生產風險和市場價格，實現了對鄉村的“非接觸式經濟干預”，夯實了國家農業安全生產基礎，形成了與鄉村生產的智能銜接。據《數字鄉村發展報告（2020）》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9月底，1.2萬農戶購置了農業用北斗終端1.5萬臺，0.5萬農戶購置近1萬臺植保無人機，同時已有28個墾區2.16億畝土地完成了建庫上圖數字化處理，初步形成農墾土地資源大數據庫。
2、數媒平臺下移：國家與鄉村社會溝通的跨界多元
在數字接入的基礎上，數媒平臺的下移標志著鏈接國家與鄉村關系的載體發生了變化。具體而言，數媒平臺下鄉中國家與鄉村關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國家與鄉村組織溝通的多元化。在數字下鄉過程中，國家通過資金支持、技術推動和政策引導推動鄉村組織的服務匯聚，從而構建綜農服務平臺，如為農服務中心、農業科技超市、扶貧超市等，而且該平臺服務的提供主體既有農民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傳統農業服務組織等本土組織，也有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涉農服務企業和涉農基金會等村外專業組織。從“國家-社會”角度看，綜農服務平臺的構建使得鄉村除了能與代表國家意志的行政組織產生聯系，也能與嵌入國家結構的各種社會組織形式開展公益經濟、公益服務和公益產業對話，從而實現組織的跨界式互利共贏合作。
國家與鄉村貿易活動的跨界化。為推動農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城鄉經濟融合發展，農村電商建設是重要抓手。來自《2021全國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水平評價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有40.1萬個行政村已建有電商服務站點， 覆蓋率為78.9%。涉農電商平臺是以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云計算、多媒體）為支撐，為涉農經營主體提供農產品銷售、購買、電子支付和運輸的網絡交易平臺，電子商務的跨地域特性能夠幫助農村經濟打破以往的有形市場的局限，并助力農戶與鄉村外的各經濟類組織開展虛擬貿易。同時，本地政府官員能聯合農戶，通過“政務直播+助農”的交易模式推動本地特色農產品在全國范圍內售賣，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國家與鄉村的貿易活動由地域特性向跨域特性轉變。
國家與鄉村文化傳播的交互化。從“國家-社會”角度看，一方面，數媒傳播使得文化擴散呈現“去中心化”的趨勢，每位村民都變成鄉村文化的代言者、建設者和傳播者。譬如杭州市紫荊村村民們借助“云上村晚”平臺，向全國各地展現了紫荊村文化的獨特魅力。另一方面，國家以虛擬平臺代替組織嵌入向鄉村社會輸入國家意識、先進管理理念、運營手段和現代文化，以實現與鄉村的無感溝通交流，進而消解封建鄉村文化對現代社會主流文化的抵觸，鞏固民意基礎。
3、公共服務下沉：國家對鄉村福利供給的精準延展
隨著數字技術的迭代升階和公共服務下鄉，國家與鄉村福利鏈接方式發生了改變。具體而言，公共服務下鄉中國家與鄉村關系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國家對鄉村福利供給的網格化。作為管理與服務并重的治理方式，網格化已成為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重要政策手段。依托泛化的數字技術，網狀結構的管理優勢得到了強化，國家借此可通過公共服務網絡分包的方式精準且及時對接每一片村莊和每一位村民。譬如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依托網格化、信息化和大數據管理的優勢，將珠海122個行政村劃分為61個網格，實現“治安管家”通村入戶的目標。截至2021年底，數字城管共巡查處理農村生態環境案件64454宗，結案率96.46%。
國家對鄉村福利供給的末梢化。數字化平臺鏈接、動員所蘊含的“集聚化”邏輯和“零距化”邏輯有效解決了公共服務的碎片化分布、區隔化應用，為國家暢通鄉村公共服務“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技術性系統保障。例如甘孜藏族自治州聚焦農村殘障人士、老年客戶等特殊群體“到店難”的金融服務痛點，創建了“限時受理、臺賬管控、逐一上門、依規辦事”的服務模式，借力科技產品“移動營銷PAD”，把“暖心柜臺”搬到了農戶家中，滿足了老年特殊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
4、鄉民權利賦能：國家與鄉村治理關系的橫向協同
在數字設施設備通村、數媒平臺下移和公共服務下沉的基礎上，鄉民權利的賦能隱喻著國家與鄉村治理關系發生了嬗變，標志著國家權力的在鄉化和鄉村權利的擴散化。具體而言，鄉民權利賦能中國家與鄉村關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鄉村向國家反饋訴求的扁平化。從 “國家-社會”來看，鄉村民意反饋扁平化的蘊意主要體現在：一是村民可通過數字身份認證的方式跨層級反饋對村務村事和基層治理的意見建議，并實時與國家管理人員進行互動，如村民可通過 “我向總理說句話”互動欄目與國務院建立聯系；二是將紛繁復雜的基層政府工作和千頭萬緒的群眾生產生活融入平臺上進行扁平化管理，不僅有助于減少村莊事務管理層級和提高基層事務透明度，也使得村民能隨時隨地參與公共事務決策過程，從而織密黨群和干群關系網。
國家與鄉村監管事務的協同化。集體事務是國家與鄉村社會利益聯結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載體，利用數字技術的聚類、可視和泛連技術可將涉及集體事務的管理、決策執行、反饋監督等關鍵環節施以數據化、圖表化和數模化處理，并將多元治理主體重新匯聚在同一治理空間中，使得國家與鄉村共管共治集體事務成為可能。
“數字鄉村”：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多維重塑
數字鄉村的建設打通了舊時國家宏大敘事邏輯與鄉村日常敘事邏輯的壁障，從互構論看，數字鄉村建設從技術互構、結構互構、組織互構三個方面促推國家與鄉村關系的重塑。
1、技術疊加：國家與鄉村的“現代-傳統”關系
從技術變遷的角度看，數字時代下國家與鄉村關系夾雜著傳統技術與現代技術的持續交疊更替過程和結果。自國家建制以來，意識建權與實體制權成為撬動國家與鄉村關系變動的杠桿。如封建王朝時期，以儒士經典為代表的意識桎梏維系著皇權對鄉村的控制。“傳統技術”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家控制鄉村的力度，但簡單粗淺的道德治理和制權治理技術將限制社會的發展，從而給國家帶來巨大治理困難。伴隨數字鄉村建設工程的推進，撬動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變化的關鍵變量也隨之發生改變。以萬物互聯、邊緣計算為基礎生成的智能平臺實現了去地域化，延展了政權嵌入的深度，有助于國家依據數字化、實景化、可視化數字器物對鄉村生態做出理性決策。在“傳統-技術”交疊過程下，國家與鄉村的關系表現出相對“滲透”的狀態，即國家基于數媒平臺在尊重村莊“恒定”行為邏輯的基礎上與鄉民溝通交流、交換意見，同時村民也可通過數媒平臺即時向上級表達利益訴求。
2、結構扁平：國家與鄉村的“模糊-具體”關系
從結構重塑的角度看，在信息暢聯互通的法則下，國家與鄉村關系凸顯出一種“模糊-具體”的扁平化結構。 “治理邊界模糊”是指在各類經濟、文化、政治、生態等要素的跨時空、跨領域流動的作用下，國家與鄉村之間的物理邊界日漸式微，并逐漸被數字空間所替代的關系形態。“治理場景具體”是指在泛鏈接、廣擴散和可視化的數字技術作用下，鄉村場域的情勢被實時動態采集、分類、整合和分析，其數據毫無保留地通過數字平臺推送至上級政府，從而使國家能制定針對性、可操作性、靈活性的政策方針和行動策略來建設鄉村的關系形態。
政策傳導即時化。數字技術塑造了介于物理空間與人文空間的“虛擬空間”，“虛擬空間”這一隱喻其實暗含了信息流動時間的壓縮，流動空間區隔的打破。通過“虛擬世界”這一介質，國家能將政策信息及時且精準地推送到散落分布的村莊和村莊里的每一位村民，使村民能時刻悉知黨中央發布的最新益農政策和最新的會議精神，從而有助于增強鄉土社會對國家行動戰略的支持和認同，進而實現國家與鄉村戰略行動的同步。
服務傳遞零距化。在智技下移和平臺下設的過程中，鄉村的基礎設施正步入智能化、數字化和交互化的快車道，通過對國家與鄉村終端的拼接能實現政務服務向鄉村的快下沉和廣覆蓋，使得數字紅利漫入鄉村的每個角落，暢通服務傳遞的“最后一公里”。
事務監管協同化。在數字孿生技術的作用下，數字田園涵蓋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鄉域實況，加之數據流的彌散效應，有關農情、農景與農田的數據能一覽無余地呈現。在掌握海量數據的條件下，國家政權能在尊重鄉域獨立性的基礎上自適應嵌入，并與鄉村自治組織共同決策、聯合行動和協同監控鄉村的每一角落。
3、組織交互：國家與鄉村的“嵌入-協同”關系
數字鄉村是國家項目式治理蘊意的彰顯，突出國家組織和行為在鄉村場域的“嵌入式協同”。在數字下鄉與數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國家與鄉村的組織交互逐漸向多元結構的“嵌入—協同”轉變。
在“數字網絡”的重塑下，國家與鄉村組織關系凸顯開放特征。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滲透和數字媒體的下設，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熟人關系漸次轉變成以“網緣”為特征的虛擬關系，處在不同時空的個體、群體、組織或系統都能借助虛擬網絡鏈接各個角落和各塊片區。為此，國家與鄉村的組織交互過程已然革除了舊時封閉孤立的繭區，在實現 無縫隙式上傳下達的同時，也引入了外在力量的作用機制，如城市社會組織與鄉村社會組織的跨域業務協同。
在數字平臺的賦能下，國家與鄉村組織關系呈現交互的特征。數字平臺在治理方面的功能與影響總結歸納為“集聚化”邏輯、“零距化”邏輯和“節點化”邏輯3個方面。“節點化”邏輯將平臺各參與主體視為數字網絡中的一個信息樞紐點，為網絡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前置條件；“聚集化”邏輯為鄉村組織鏈接和吸引城市社會組織、行政化機構提供了交互式載體；“零距化”邏輯拉近了黨和政府組織、社會組織與鄉村組織資源交換、要素流動和人才交流的距離，以此放大并拓展了平臺中各參與主體的作用。
在數字孿生技術的推動下，國家與鄉村組織關系呈現場景化特征。鄉村的實然生態以量化虛態的形式標刻在與國家和社會組織的交互過程中，并在可視化技術的基礎上構建了鄉域治理場景動態感知與鄉情決策研判交互的動態模型，從而實現鄉域建設“預想”與實際場景研判的動態切換。關于鄉域實然情勢能通過數字虛擬平臺有效地傳輸至各個主體，使得國家和社會組織都能在尊重鄉情實況的基礎上進行建設和改造，并與鄉村組織共同監視、協同計劃、聯合行動。
“鄉村振興”：“強國家-韌鄉村”關系體例的產生
在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國家與鄉村關系衍生了新范式。結合“國家-社會”理論，本文將用“強國家-韌社會”概括面向未來的“國家-鄉村”關系體例，并將其作為“強國家-弱社會”向“強國家-強社會”過渡的理論指引。在此有必要指出“強”是指國家統合社會經濟、政治、服務的能力強，“韌”是指在國家統合能力之下，鄉村社會發展的產業強度、民主參與廣度和福利服務下沉深度。由數字鄉村建設演進過程可知，數字時代下“強國家-韌鄉村”的關系體例可通過以下結構函數關系加以表示。
1、國家經濟統合能力強與鄉村產業發展強度足
從經濟視角看， 國家對社會經濟體量、質量調控能力的強化 與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度構成“強國家-韌社會”的結構函數之一。在數字平臺“節點化”邏輯的主導下，泛物理空間的產業體量精準控制和產業質量精細優化便成為了可能，極大緩解了幅員遼闊的地域現實與經濟質量精細治理需求之間的張力。一方面，借助大數據可視分析與趨勢分析技術，國家能通過“實時監測”“遠程指導”等非實體干預方式保障農業安全發展基礎與平衡鄉村生產的數量與質量參數，其經濟統合能力得到增強。另一方面，伴隨數字設備和數字平臺下鄉，農業智慧生產、冷鏈智能物流和農村電商經濟等概念在鄉域廣泛落地，推動了“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向“產銷耦合”的數字農業生產經銷模式轉型，加深了農業生產經營數字化。
2、國家政治統合能力強與鄉村民主參與范圍廣
從政治視角看，國家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能力與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能力的提升構成“強國家-韌社會”的結構函數之一。基于無感的信息推送和信息檢索功能形成的信息流通規則，國家一方面能向偏遠的鄉域傳播民族共同體意識和統治階級的意志理念，另一方面能把控鄉村社會輿論趨勢和掌握鄉民的共性需求和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國家政治組織和動員能力的強化。在國家政治統合能力增強的條件下，鄉村居民并非一味地承接并內化國家決策意志，而是會基于扁平化的數字平臺結構就鄉域發展情勢與上級行政機關開展磋商、討論和博弈，也會借助數字媒介的社會外溢效應爭取社會廣泛的支持與幫助，倒逼國家在部署戰略和決策規劃時不得不考量鄉域實情。此外，信息交流的扁平化會進一步推動鄉村“微組織”之間的合作治理，實現鄉民“微需求”“微事務”與鄉域“微資源”之間的匹配。
3、國家政策統合能力強與鄉村服務普惠程度高
從政策視角看，國家政策的統合能力與鄉村普惠性服務豐富且覆蓋廣構成“強國家-韌鄉村”的結構函數之一。數字時代的到來為解決這一困境提供了技術變量。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統合過程就是信息流動與轉換的過程。國家依托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搭建的數據信息系統，不僅能實現對鄉村散漫信息的過濾性收集和加工處理，也能拆解區域信息傳輸圍墻，化解信息流通阻滯，從而暢通鄉村與國家的對話與交流，進而益于強化國家的政策統合能力。另一方面，在國家政策統合能力加強的條件下，鄉域與國家的利益分歧得到了有效緩解，嵌入國家層面的社會組織、福利組織和企事業單位也能為鄉村提供非制度資源保障，由此鄉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和內容亦日趨多樣性，有效提升了其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余論
當前在數字革命浪潮的拍打下，國家與鄉村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劇烈的變遷，并逐漸演變為“強國家-韌鄉村”的關系范式。從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來看，數字技術的零壁壘、泛邊界、廣交互的屬性助力國家的信息整合、資源整合和組織整合突破了原有場域空間的地理限制，推動國家信息軌道、資源軌道、組織軌道在零碎化、原子化鄉域的鋪設。與此同時，鄉村的自主性和能動性也通過虛擬化、交互化、數字化平臺得到了極度釋放，在國家下鄉的同時，鄉村社會并非被動地承接自上而下輸入的資源、資本、資產、技術與政策，而是通過以跨界、交互、即時為特征的數字技術與國家展開平行空間的對話和民主協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放大本地的優勢與特點，主動抓取由數字技術帶來的互聯網紅利和數字紅利，并借此構建和諧、美麗、富足的鄉村社會。
誠然，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把超脫的、不成熟的“烏托邦社會”整合成了虛實結合的“數字空間”，換言之，“數字空間”是“烏托邦社會”的翻版或新版，撐開了學術界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無限想象。就國家與鄉村關系而言，“強國家-強鄉村”既代表著國家與鄉村的理想型關系，也隱喻著國家與鄉村之間存在著一種恒定的制衡機制。這種類似韋伯式的理想型看起來離我們甚是遙遠，但站在新興技術發展的前沿上看，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卻成為了可能，對此，將“強國家-韌鄉村”作為“強國家-強鄉村”體例實現的過渡何嘗不是一次對未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暢想。概而言之，數字技術為鄉村創設了超脫時空束縛的利益表達機制和生產生活機制，也為國家政權的全面延伸和滲透提供了虛態介質，更為社會組織、福利組織和企事業單位嵌入國家與鄉村關系運作過程提供了契機，這種自上而下的高位驅動、自下而上的低位牽引與由外而內的協同嵌入將成為新時代國家與鄉村關系的制衡機制，共同描繪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作者系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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