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本文選編自劉守英教授新書《中國鄉村轉型與現代化》，該書是劉守英教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期間長期觀察和思考的結果，被收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全書以農民與土地、村莊的黏度變化為線索，提出了“城鄉中國”，為理解轉型中國形態，討論城鄉關系與鄉村變遷提供理論基礎與重要范式；提出了城鄉融合理論，實現從城鄉二分范式向城鄉融合下的城鄉連續體范式的重大轉換，論證了連續體范式在非西方社會的適用性；提出了以農業部門要素組合重構與連續性變化為特征的農業工業化理論；提出了城鄉中國下的農村現代化理論與鄉村制度變遷理論。從實踐的視角，探討了因地制宜構建不同區域的實現城鄉“通”“融”“合”體制機制的實現路徑。
本書中關于城鄉融合的改革研究直接轉化為地方試點實踐，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權寫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直接參與33個國家試點方案的設計和評估。以人、地、村系統聯動為基礎，鄉村轉型的總體思路、目標模式、路徑選擇與制度供給方案等觀點，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了參考依據。
一、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
從鄉村變局觀中國轉型，兩個維度尤為關鍵：一個是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這是鄉土中國的“根”，另一個是農民與村莊的關系，這是鄉土中國的“魂”。
歷經近百年的結構變遷，中國的城鄉關系在2003-2010年間發生了革命性的躍遷，我們告別了那個以農為本、以地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進入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階段。城鄉中國是理解、分析和解決中國鄉村現代化問題的基本結構形態。
這一變革的根源在于農民與土地、農民與村莊關系的根本性變化。而推動這一變革的主力軍，正是農二代——這批繼承了上一代離土、出村傳統的農民，他們中的大多數選擇了不回村、不返農的道路。這一選擇導致了人地關系、農地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發展方式以及村莊的演化與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變革。
這些新的經濟社會特征不僅昭示了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鄉土中國”的告別，還將對未來相當長時期的農業、村莊乃至整個鄉村現代化走向產生深遠影響。農民的代際革命，以及他們與土地和村莊的黏度變化是研究鄉村轉型的根本維度。
二、三代農民何以立身？
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離土出村成為推動中國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的最主要力量之一。
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遷移的“農一代”，在經歷了多年的城市漂泊和艱苦打拼后，往往選擇“返鄉”和“回村”。這主要是由于他們在城市面臨諸多不公平待遇，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缺失，以及制度性歧視的存在。這使得他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社會。“農一代”很少有長期留在城市的期望，他們通常忍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相對艱苦的居住條件等，以便在盡可能短的時間積累更多的資金，攢足回家過日子的費用。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為農民入城創造了機會。但是，中國農民撞城入城后，城市的權利依然只賦予本地市民，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群體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權利和公共服務。他們只是充當了城市的過客，重歸鄉土。
2010年前后，中國的城鄉關系發生革命性躍遷。在城鄉人口遷移中，80、90后已經成為主力軍。他們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行為特征呈現顯著的代際分別，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為引領中國城鄉關系變革的重要力量。
他們保留著農民身份，但已不再務農。農二代差不多進入勞動年齡就開始離開家鄉，他們的初次外出務工平均年齡為21.7歲，與農業和土地的關系疏離，每年平均在外時間達9個月，不像他們的上一輩那樣農忙時回家打理農事，他們之中87.3%的沒有從事過任何農業生產勞動，平均每年花費在農業活動的時間僅0.7個月。
他們不再像農一代那樣主要依賴建筑行業謀生，而是更多地轉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等更為正式的行業，從事機關、專業技術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還有部分開始選擇自營勞動或作為雇主生產經營。
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9.515年，90后更高達9.79年，他們在城里也獲得了比農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訓，人力資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他們遷移的距離離家鄉更遠，跨省流動、前往東部地區以及大中城市務工經商是他們的主要選擇。
他們既看重在外掙錢，也更加注重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孩子的教育成長。他們中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將孩子帶在身邊，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間由父母一方回縣城陪讀，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們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農二代在城市的消費方式已經與城市同齡人趨同，樂于通過商場、公園等城市公共設施從事休閑娛樂活動，在外面掙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費。
他們不像農一代有錢就在農村蓋房，而是選擇將積累的資本在本地的縣城和城鎮買房，顯示出將未來“落葉歸根”于城而非村的傾向， 2016年農民工購房占農民工總數的17.8%，其中購買商品房的為16.5%。農二代購房意愿比本地農業戶籍居民高出很多。
他們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強，農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顯著高于農一代，但是由于城鄉之間的那堵墻的隔離，他們對不被城市接納的感受更強。
他們與鄉村的情感聯結漸行漸遠，不少人在春節返鄉時住在縣城或鄉鎮的酒店，再開車回到村里，經過短暫停留后又回城。農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鄉土變“故土”，傳統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禮治秩序、非正式規則等正面臨嚴重沖擊與挑戰。
農二代已經不可能像他們的上一代那樣回農村去了！對他們來說，家鄉已成故鄉，鄉土已變故土，他們努力擺脫原來賴以為生的農業等行當，盡力帶著一家子進入城市并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干著城市需要的職業，過著與城里人趨同的生活，從他們所體現出的種種特征來判斷，這是離土出村不回村的一代人，他們的經濟和社會行為變化，正在引發鄉村經歷一場歷史轉型，標志著一個與“鄉土中國”不同的“城鄉中國”的到來。如果有一天他們還要被迫回到自己的村莊，那將是中國轉型的失敗。
三、進城農民不是他者，農民工不是城市的過客
農二代面臨的嚴峻現實是，他們如果不回村，進城就成為主要的選擇。他們的未來，將取決于城市權利向農二代的開放。與已經走過的城市化上半場相比，下半場最顯著的變化是進城農民的代際差異。若繼續沿用對待農一代的公共政策來應對這一革命性變化，將給中國轉型帶來巨大挫折。
我們必須要考慮中國農民的未來。長期以來我們在農民問題上，一直沒有一個讓農民成為城里人的制度設計。
自20世紀50年代起，戶籍制度將農民與城市人劃為兩類，限制了農民的流動與發展。盡管后來鄉鎮企業發展，農民可以在家鄉從事工業，但他們仍被束縛在土地上，身份未變。再到后來，即便進城，也缺乏落戶政策，使他們成為城市的漂泊者。
政策設計一直基于農民會回鄉、應該回鄉的假設，但這樣的思維只會讓農民永遠停留在原地。農民的現代化必須通過他們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來實現，這是現代化的基本形態。如果我們的政策不能促進這種轉變，那么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目前，兩三億人漂泊在外，漂不動了又回到鄉村。一個國家如果大部分人口仍是農民，且無法被城市接納，無法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轉變，包括他的精神生活、文明形態、觀念，創造財富的能力等，不能成為城市中平等的一員，那么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將受到嚴重阻礙。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通過讓農民留在鄉村來實現的。
解決農民進城后的問題，關鍵在于讓他們在城市中安定下來。農三代，那些在城市中出生、成長的孩子，他們對城鄉間的不平等已不敏感，但制度上他們仍被區別對待。我們需要從教育平權開始，為他們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因為這是他們在城市立足的基礎。
對于農二代，解決他們居住問題是關鍵。當前，我國已有大量工作機會，農二代也具備一定的購買力。只要我們制定合適的住房公共政策，他們便能在城市中找到歸宿。
當農二代獲得居住權，農三代獲得教育權，他們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穩定下來。有了這兩個“穩住”，農民是否回鄉或留在城市，便成為他們的自主選擇。我們應做的，是確保農三代享有教育權，農二代享有居住權，這樣農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才能更加體面。
農民的去向，取決于我們對待農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間是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窗口，農民現代化取決于對農民入城還是回村的政策選擇，這些政策選擇決定了中國現代化在的發展方向。
此外，社會進步的基本取向是公平。我們不能讓一部分人獨享城市的好處，而讓其他人承擔成本。農民從鄉村人變為城市人，是社會進步的基本路徑。每個人都應有進入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權利，不論他們是農民還是城市居民。我們必須利用公共政策，讓農民能夠體面地融入城市，特別要關注農三代的教育平權和農二代的居住平權。
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我們必須改變將農民工視為過客的政策慣性，推動城市權利向農民開放，以包容、公平的態度促進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社會。這是農民現代化的關鍵，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
四、重塑鄉村老人發展境遇
伴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農二代、農三代相繼離土出村，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境遇令人擔憂。他們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缺乏有力的保障，農村老年人服務供給不足、供需錯位現象嚴重。最代表中國農業和農民的是40、50和60后，他們是真正搞農業的，他們熱愛土地，鄉土情結很重。他們選擇以鄉村為歸宿，以土地為主要生活來源，以農業為主要職業。
然而，這些老人如今卻陷入絕望之境。這份絕望并非源于物質匱乏，而是社會大變革所帶來的情感失落。往昔，鄉村中一家一戶、世代相傳，如今老人身邊卻常年無人陪伴。昔日，家中年輕一代外出打工，尚有孫輩留守，老人尚能在照顧孫輩中找尋到生活的價值；如今，年輕父母攜子外出，初中時便有人回鄉陪讀，高中更是遠赴縣城，老人的傳統血緣關系、情感聯系被無情切斷。他們不再僅僅是貧窮，更是陷入了極度的孤獨之中。
面對鄉村老人日益嚴峻的生存現狀，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已難以為繼。我們亟需深入剖析鄉村老人的生活狀況，重塑其生活境遇，提升生活質量，為鄉村老人點燃希望。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提高養老保障水平，改變鄉村養老保險“廣覆蓋、低水平”的現狀，逐步縮小城鄉養老保障體系的差距。
同時，我們必須摒棄將老年人視為負擔的陳舊觀念，在鄉村經濟活動主體長期是老年人的現實下，積極開發鄉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資源。通過推動他們參與農業技術服務項目、社區服務，建立老年人協會等社會組織，讓他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實、有意義。
此外，我們還需完善鄉村老人助餐補貼制度，擴大助餐范圍，特別是針對獨居、高齡、失能失智、失獨等特殊困難的鄉村老年群體，提供精準化的助餐優待。提高健康服務水平，確保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正常運行，滿足老年人基本就醫需求，特別是急救呼叫和慢病治療的需求。
最后，通過完善鄉村留守老年人信息庫、建立社會互助養老體系和完善家庭養老支持政策，豐富鄉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解決他們的“精神慰藉”問題。
中國已經向鄉土中國告別，中國已經處于城鄉中國階段，中國還需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的努力，歷經結構進一步深化和二元體制的障礙解除，實現中國的結構現代化和偉大轉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