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論圈層結構——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再認識
一、導論
費孝通[1]24-30先 生指出，中國傳統農村社會是通過差序格局組織的。差序格局不僅是人際關聯的方式，也是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在這一格局中，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通過 血緣和地緣關系建構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圈子。這個圈子的中心是自己，從自己往外一波波地推出，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在差序格局的支配下，個人的 行動必須遵循相應的倫理道德規范，形成一種禮治秩序[1]48-53或曰倫理本位[2]70-84的社會。一直以來，差序格局成為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經典模型。
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家政權建設和現代市場經濟的裹挾之下，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快速變遷。傳統社會結構逐步解體，宗族力量迅速削弱，以區域比較的視角來看，農村社會分別呈現出了以宗族、小親族、聯合家庭、戶族、村民組、核心家庭等不同的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3]。傳統倫理規范也支離破碎，農民本體性價值逐漸喪失[4]，甚而出現了一場“倫理性危機”[5]。大量的調查研究表明，核心家庭本位已經成為許多農村地區的既成事實[6-7]。
目前，學術界對于村莊社會結構變化的解釋可以粗略地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差序格局”為基礎進行修正和擴展；另一類是試圖對于村莊社會關系結構的重新建構。
以人際關聯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變化，諸多學者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釋。李沛良用“工具性差序格局”來表達人際關系呈現的新形勢[10]，而楊善華、侯紅蕊則稱之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趨勢[9]；卜長莉則認為精英管理、社會分層和法治可以賦予差序格局以現代內涵[10]。陳俊杰和陳震認為，如今的差序格局是包括了倫理、情感和利益三個維度的差序[11]。 顯然，已有的反映農村人際關聯和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多數是以費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為基礎的。它們試圖在新的形勢下擴充差序格局的解釋力。然而，差序 格局本就有自身的意涵，它強調以傳統倫理道德規范為基礎的社會秩序建構，而以上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工具性”“現代內涵”等觀點所凸顯的是人際交往中的 個人主體性和新的交往規則。所以，如果簡單地用“差序格局理性化”、“工具性差序格局”等概念來表述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就無法消弭其概念本身的 內在張力。
與上述研究相異，有些學者試圖超越差序格局模型，運用新的概念體系再解釋村莊社會結構的巨變。徐曉軍[12]以鄂東鄉村艾滋病人社會關系重構為例，來探討傳統鄉土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動，他認為，現在的鄉村社會結構已經形成了內核—外圍模式，即內核以情感為原則，而外圍則以利益化為原則。譚同學[13]通過對湖南橋村的個案調查，同樣發現了農村社會結合中的“實利化傾向”，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性概念“工具性圈層格局”，來描述和分析現今農村的社會結構狀態。
然而，徐曉軍“內核—外圍”模型是對于村莊人際關系原則的描述，從人際關系原則到社會結構，顯然中間的跳躍太大，無法形成結構嚴密的解釋框架。對于“內 核—外圍”模型的發生機理，徐曉軍并沒有做出探討，他的研究只是證明了家庭內部的情感和家庭之外的理性是農民進行社會交往和行為的主要原則。可是問題是，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它對于村莊社會結構有什么樣的影響？這是徐曉軍的研究沒有回答的問題。
而譚同學“工具性圈層格局”的概念也依然并沒有真正回答農村社會是什么的問題。一方面，譚同學在文章中的經驗材料只支持了他關于“實利化傾向”的論述， 對于“圈層”并沒有經驗闡釋；另一方面，從“實利化傾向”推導出“工具性”是不成立的，這只是用“工具性”的概念套上了“實利化傾向”的經驗事實，而非他 所稱的“內在核心機理”。這是因為，村莊中的“實利化傾向”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在差序格局的模式之下，每個核心家庭都是向外圍擴散的中心，個體也都是根 據自身的實際利益來行為的。所以，如果僅僅將“實利化”作為當代村莊社會結構的核心機理，顯然有失偏頗。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本文試圖建構“圈層結構”的理論模型，來分析農村中的人際關聯現象，并回應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我們認為，“圈 層結構”能夠成立的核心是農村社會人際關聯方式的改變，也即在社會關系建構的過程中凸顯了“個人主體性”，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社會地位和性格偏好來建 構自己的交往圈子，從而使得人際關系“建構”的成分凸顯出來。但是這種建構并不是隨意的、無規則的，它們受制于一種強大的村莊結構變異，即村莊經濟分層的 加劇并且日益固化。村莊經濟分層與人際關聯方式的互動使得社會分化成為可能，并且型構了村莊社會結構。“圈”和“層”是理解當今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關鍵 詞。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于我們在2009年9月26日至10月12日赴浙東地區稅務村的社會學調研。稅務村位于浙東地區某鎮，地屬丘陵地帶，有155戶，469人，有水田370畝，旱地200畝，人均耕地不足一畝，山林1150畝，整村地域面積1.2平方公里。稅務村分為六個村民小組，所有的村民小組都聚集在一個自然村中，人口較為集中。稅務村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花木種植①，或者與花木種植相關的產業。目前，本村農民共在村莊之外租種3 500畝土地用于種花木，戶均租地20畝左右。
二、人際圈子：個人主體性的呈現
中國人的人際關系與人情具有緊密關聯。關系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既可以用于描述公共性的關系，也可以指特殊性的關系，而中國人則經常取用關系特殊性的一 面；而人情則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說到人情就與特殊性的關系大致相當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尊重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用法，即關系和人情的混合使用，并不清 晰界定關系和人情的內涵和外延。
在傳統中國村莊，農民是以“差序格局”[1]24-30為 基礎組織起來的，血緣關系是維持村莊社會秩序的基礎。在“差序格局”的規約下，一切都是有序的，差序格局是籠罩在村莊整體之上的人際交往公共性準則。而正 如諸多學者所討論的，當代農村社會中出現了“理性化”“工具性”“實利化”等傾向，差序格局的公共性準則日益松動。我們在長期的農村社會調查中也深感農村 人際關系的變化。顯然，今天中國農民的社會交往早已不同于“差序格局”模式，血緣關系也已經不是農民生活交往的唯一選擇。在此，我們將用稅務村的經驗證 明，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人情公共性標準日漸消失，而人情中的個人主體性凸顯出來，個人可以更多地根據自身的經濟地位和性格偏好建立自身的人際圈子。
在稅務村，農民的人情往來中有三種類型的關系：親戚、自家人、朋友。表1是我們在稅務村收集到的四份禮單，這四份禮單是我們在考慮了時間序列和家庭條件因素而經過選擇確定的禮單，表1就是四份禮單中三種關系類型的比重匯總。其中，前兩份是村民陳英（女）家的：1976年陳英結婚，2005年陳英的兒子結婚。陳英曾在1992～1995年任村支書，家庭條件在1990年代之前是中等偏上，而在2000年之后則是中等水平。第三份是1989年王世軍結婚時候的禮單，他家經濟條件偏下。第四份是王國強的兒子在2009年結婚時候的禮單，王國強在1996～2008年任村支書，家庭條件較好。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陳英家的人情關系中，自家人的比重一直未變，親戚關系比重從1976年的57.7%下降到2005年的26.9%，而朋友關系的比重卻從19.2%上升到了50.0%。王世軍的家庭條件一直是偏下水平，他在1989年結婚時候，親戚和自家人占據了絕大多數的比重。而王國強的家庭條件較好，2009年他兒子結婚的時候，朋友關系的比重高達60.2%，自家人只占據了9.7%。
根據表1的統計數據，再結合我們在稅務村的訪談資料，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個論點供討論：
（一）“自家人”在農民生活中發揮的功能下降
目前，稅務村農民把五服之內的人稱為“自家人”。自家人不僅是血緣上的聯系，也在人情關系中扮演了社會性的界限。在1970年代，自家人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當時如果一個人打架，他的兄弟和堂兄弟一定會無條件地幫忙，不論道理在哪一方。而1980年代之后，兄弟關系開始松散，自家人的觀念也弱化了，如今，如果有人打架，自家兄弟都很少有人出面勸阻，更不用說幫忙了。自家人之間的關系呈現出松散的狀態，按照農民的話說就是“平時看不出來是兄弟和堂兄弟，只有在紅白喜事的時候才以自家人的身份出現”。
自家人的親密關系使得過去的農民具有明顯的“自家人認同”。稅務村在歷史上曾經分為六個房頭，每個房頭就是一個自家人的單位。1990年代之前，農民辦酒席，自家人不需要隨禮②，都可以免費吃飯，當然，長輩給新娘子的“茶禮”③除外。而1990年 前后，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自家人的規模越來越大，免費吃飯越來越成為了辦酒席者的沉重負擔。經過眾人商討，自家人的規模縮減到五服之內，五服之內的人依 然可以免費吃飯，五服之外的人要想參加酒席就要自覺隨禮，但是這時候他們就是以“親戚”或者“朋友”的身份，而非“自家人”的身份參與隨禮。
自家人的規模增減與長期的人口繁衍有關，它是先賦性的血緣關系。個人在血緣關系中的結構性位置變動不大。1990年前后自家人規模調整，這雖然是由于人口增長而引起的自家人規模的自然調整，但是它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自家人之間的社會關聯。隨后，稅務村農民生育觀念發生了極大轉變，1994年之后，稅務村共有37戶生兒育女，其中只有一戶生了兩個孩子，其他36戶都是獨生子女家庭。農民生育觀念的轉變，也使得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自家人規模停滯不前。
自家人在農民的婚喪大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是農民人情單位在宗親關系中的社會性界限。一般情況下，自家人都是要參與彼此之間的婚喪大事的，并且長輩有給茶禮的義務。自家人所給的茶禮份數基本上反映了農民的自家人范圍。稅務村自家人的規模一般都在20戶以內，所給的茶禮份數也不會超過20份。如表1中，1976年和2005年陳英及陳英的兒子結婚時候自家人的茶禮份數都是12份，1989年王世軍結婚時候自家人的茶禮份數是16份，2009年王國強兒子結婚時候則是9份。由此我們可以認為，自家人關系在農民的人情往來中數目相對固定。
自家人的規模和相互關聯是考察宗親關系在農民生活中作用的關鍵。在稅務村，一方面，自家人的社會關聯程度降低，另一方面，自家人的規模停滯不前，兩方面的情況綜合起來，我們認為，自家人在農民生活中的作用降低。
（二）親戚關系既有的親疏規則被打破，遠親關系的選擇性增加
在稅務村農民的觀念中，男方的姐妹和女方的兄弟姐妹是一個農民家庭最核心的親戚關系，并且這些親戚的親疏關系有一定的序列：舅舅重于姑姑，姑姑重于姨 姨。這種親疏序列反映在了隨禮金額上，一般情況下，娘舅的禮金一定是所有禮金中最高的，其次便是姑丈和姨丈的禮金。這是農民家庭的核心親屬關系，在農民的 人情往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其他的親屬關系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夫妻雙方父母的核心親戚，也就是被農民稱為舅公、姑婆、姨婆等隔代的親屬，以及其他夫妻雙方的遠親，如表叔、表姑、兄 弟的親家等；另一類是與年輕夫妻同輩的遠房親屬，比如表兄、堂姐夫等。這些親屬關系是農民的“遠親”，他們也要參加農民的人情往來。近年來一個重要的變化 是，某些遠親，特別是與正值壯年的遠房親屬的重要性上升。
一般情況下，隔了兩輩或者兩層親屬關系的人之間便不再往來，這些親戚隨著老人的老去逐漸退出了農民的人情來往圈。但是我們在最近的兩份禮單中發現，隔了兩層之上的親屬時有出現。比如2005年陳英兒子結婚的禮單中，陳英的外甥和表妹等遠親也參加陳英兒子的隨禮；2009年王國強兒子的婚禮中，王國強的7個 表兄弟都參加了隨禮。農民告訴我們，這些遠親按照老規矩是不用參加人情往來的，如今他們的參與有兩種理由，一種是由于一些遠親生活在同一個村莊中，雖然是 遠親，但是彼此之間畢竟與普通村民之間的關系不同，所以不參加隨禮會“不好意思”；另一種理由更加重要，這就是有些遠親之間在花木銷售、做生意、工作等上 面有重要的互助和合作行為。稅務村農民多數以種植花木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而花木的銷售渠道是花木能否產生經濟效應的重要條件，但是它并不是每個農民都能掌 握的，于是農民之間的關系成為了他們爭取銷售資源的重要通道。遠親參與彼此之間的人情往來關系是有選擇性的，在工作上的聯系成為了遠親之間往來的重要理 由。
總體來說，稅務村農民的核心親屬關系依然存在，但其親疏遠近關系卻在淡化；遠親關系則具有了更多的選擇性。遠親參與彼此之間人情往來的理由并不是由于血 緣性的親屬關系，而是由于他們可能在彼此的工作和事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農民根據遠親是否成為自己的社會支持力量而選擇是否與其進行人情往來。
（三）基于同學、業緣和趣緣關系建構的朋友關系日益重要
在稅務村，農民的朋友關系與生產上的分工合作緊密相關，是花木種植和銷售網絡的社會性表達。
1989年結婚的王世軍家庭條件較差，朋友關系較少，只占14.3%；而王國強的家庭條件較好，其兒子2009年結婚時候朋友關系占到了60.2%，其中因為王國強當書記而結識的各村書記和鄉鎮領導共有10位隨禮，而王國強在花木生意上的朋友則有44位隨禮。花木種植和銷售上形成的層級是農民朋友關系建構的最主要的基礎。
稅務村農民以花木種植為主要收入來源，圍繞花木種植的數量和銷售，農民之間形成了不同的朋友關系類別。花木種植大戶一般情況下都是一些勤勞并且腦子靈活 的人，他們因為能夠有廣泛的銷售渠道，所以可以不斷擴展自家的種田畝數，從而掙取較多的金錢；而花木種植小戶則多是一些沒有銷售渠道，或者不敢投資的人， 他們保守、傳統。種植大戶一般情況下也會做一些花木銷售生意，就是利用自己廣泛的銷售渠道，收購農民的花木，掙取其中的差價。而在銷售的過程中朋友關系很 重要，他們相互介紹客戶，相互交流花木信息和掙錢的渠道。種植小戶則沒有能力建立銷售上的朋友關系，他們除了種自家的田之外，有時候還會給種植大戶“打 工”，他們具有傳統的小農意識和保守的觀念。花木種植和銷售上的層級網絡建構了農民之間基本的朋友關系群體。農民告訴我們，種植大戶和做生意的人一般都有 良好的私人關系，很多人甚至具有兩種身份；而小工只有與小工在一起的時候，交流的信息才是彼此都有用的。于是，種植大戶和做花木生意的人容易形成朋友關 系，而小工也只能與小工形成朋友關系。而種植大戶和花木生意人的朋友關系網絡較大，它們延伸到了周圍的村莊中，甚至延伸到了縣市之外的地區；小工的朋友關 系則大多限于村莊中，他們多數情況下為本村的種植大戶打工。花木種植和銷售上的分工和層級，使得農民之間的朋友關系群體相差巨大。
而事實上，稅務村經濟層級的形成也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1990年 代中期之后，農民在花木種植和銷售上的層級逐漸拉大，隨之，農民朋友關系的層級也逐漸形成。農民自覺地根據自身在花木種植和銷售中的層級位置來主動建構朋 友關系。朋友關系在農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它是農民的生產經營情況的社會性表達，而朋友關系的建構也更加強化了農民現有的生產經營情況。這在下文中 會有更加詳細的論證。
總體來說，在稅務村，自家人在農民生活中的作用下降；親戚關系既有的親疏規則被打破，特別是遠親關系的選擇性增加；朋友關系的重要性上升，它是農民經濟 能力和經濟地位的社會性表達，并且是農民人際圈子中變化最突出的部分。這些現象和分析表明同一個事實：人情關系的“差序格局”不斷被打破，血緣上的親疏遠 近已經不是農民進行人情往來的主要依據了。相反，個人作為人情主體的重要性急劇上升，個人的人情網絡不再是“差序格局”的社會性規定，而是個人根據自身的 經濟地位和性格偏好主動選擇和建構的。人情中的個人主體性呈現了出來，經濟因素成為理解農民人情關系網絡的關鍵。人情不僅是農民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 系的表達，也是農民經濟社會地位的體現，以及農民性格特征和個人偏好的反映。由此，“差序格局”的公共性規則被打破，農民以個人主體性為基礎來選擇和建構 人際圈子。村莊中的人際關聯模式從公共性的規則逐漸轉變為個體性的規則。
農民以自我為中心建構人際交往圈子，在“差序格局”模式之下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以往農民建構人際關系的主要標準是血緣，其建構規則受差序格局及其所 代表的道德倫理的規約；而今，農民建構關系的時候卻在自覺依據自身的經濟社會地位和性格偏好等，農民在關系建構中的個人主體性凸顯出來。朋友關系的建構一 方面顯示了個人主體性在關系建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表明農民的關系建構日益受制于一種更加強大的結構性因素：村莊經濟分化。
三、村莊經濟分化：規約人際圈子的層級結構
自家人、親戚和朋友是農民村莊人際關聯中的三個組成部分。其中，朋友群體在農民社會關系中的變化最明顯，這表明農民社會關系的建構規則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是，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變化，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它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后果呢？
農民的收入來源與經濟上的分化會影響到農民的社會交往，也必然會影響到人情的規模與社會效應。簡要地說，通過人情和關系的運作，村莊中的經濟分化轉化為 社會分化，并且對村莊社會結構產生重要影響。本節中，我們期望通過對村莊整體經濟分化與朋友關系建構的論述，來探討其中的作用機制。
從經濟分化到社會分化，人情交往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
（一）生產上的分工體系、經濟收入分化等對于農民人情交往的影響
稅務村農民的人際圈子中，自家人的作用式微，親戚關系的選擇性增加，而朋友群體的變化最明顯。在村莊生活中，農民之間的人際圈子能夠產生差距、成為不同的社會資本，其中朋友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種植花木是稅務村70%以 上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而他們的朋友也多是圍繞在花木的種植銷售、綠化工程等工作上建立起來的。朋友圈的形成與農民的花木產業鏈條和工作分工緊密相連。具 體來說就是同一個工作環節和收入層次的人容易形成朋友群體，不同工作環節和收入層次的人即便在工作上有緊密的相互依賴關系，他們之間也很難形成親密的朋友 關系。稅務村共有155戶，約70%（即108戶）從事與花木的種植、銷售以及綠化工程有關的工作，表2就是關于工作類型的經濟結構層次：
第一層次中的農民是稅務村的富人，其中，花木種植大戶一般情況下都兼做花木生意。這是因為這些種植大戶一般都有廣泛的銷售渠道，他們客戶較多；當自家的 田里沒有客戶要求的花木時，他們就向其他農民收購，并且從中掙取差價，即做花木生意。稅務村的農民很少有人單獨只做花木生意。做綠化工程是指農民以承包的 形式為某些單位搞綠化，他們收購花木，并且雇傭工人。第一層次的農民是村莊中的富人群體，因為工作信息溝通的需要，他們彼此之間來往密切，相互介紹客戶的 情況時有發生，并且第一層次的農民多數在村莊之外的朋友很多，這些朋友也多數是做花木生意或者綠化工程的。如在王國強兒子結婚的禮單中，王國強在花木生意 上的朋友有44人隨禮，占他朋友群體總數的84.6%。花木種植大戶石志輝告訴我們，他有300多張與花木工作有關的朋友的名片，有些是客戶，有些是生意伙伴，在業務上他們有頻繁的往來，在生活上他們也是朋友，經常一起喝酒聊天，多數人都參與彼此的人情往來。第一層次的人良好的家庭經濟條件支持了他們廣交朋友所需的成本。
第二層次是村莊中的中間階層，他們一般種20畝左右的花木，戶均年收入6萬元左右。種植花木較少的人家也會打臨時工，也就是在自家花木勞動之余為第一層次的人打工，種植大戶和綠化工程都需要較多的人手勞動，打臨時工的行情是100～120元／天。有少數種植大戶常年雇傭1～2個花木管理人員。在繁忙的季節，種植大戶需要雇傭大量的臨時工人。稅務村有30～40人經常打小工，他們多是種植花木較少，性格老實、勤勞能干的人。63歲的王興松就是如此，他告訴我們，種10畝以下的人家一般情況下就會打小工，一個人一年的打工收入在1萬 元左右。第二層次的農民相互之間交往較多，他們相互交流花木的種植技術和打工信息，較好的朋友會參與彼此的人情往來。這個層次的農民較少與村莊之外的人接 觸，村莊內部的種植小戶群體和打工群體是他們主要的交往對象，所以他們的朋友群體一般也都在村莊之內。村莊之內的所有人都是信息上的熟人，而朋友就是因為 性格合得來而經常來往的小群體。第二層次的農民較差的經濟條件不能支持他們廣交朋友的成本，他們的朋友較少并且多在村莊之內，以朋友關系參與彼此人情往來 的情況也較少。
第三層級的農民多是村莊中的邊緣群體，他們或者是單過的老人，或者是光棍、離婚者等群體。這里不重點討論。
第一層次的人要雇傭小工，而第二層次的一些人做小工，這種工作上的依賴關系既沒有產生權威結構，也沒有使他們成為朋友關系。朋友關系多數是在層次內部產 生的。農民們說，有些“老板”需要雇傭小工的時候就到公共場合“小賣店”中叫人，人手不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給經常做小工的人。在這個過程之中，第一層次的 人不會按照血緣關系的原則把銷售機會和掙錢的機會給自家的親戚、關系較好的人家，而第二層次的人也不會為了得到更多的銷售機會和掙錢機會而討好第一層次的 人。“小工”的需求方和供給方是完全按照市場的原則進行的，就如同在陌生人之間進行的市場交易一樣。層級之間的農民雖然有較為密切的工作上的聯系，但是朋 友關系的建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生產上的分工體系、經濟收入分化對于農民的社會交往產生了根本的影響。朋友關系的不同彰顯了農民之間的經濟差距。農民的朋友群體基本上是在層次內部建立 的，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成為他們彼此之間建立朋友關系的鴻溝。因為經濟條件的差異而產生的社會交往上的差異，明顯地反映在了農民的人情往來之上。第一層級 的農民有人情往來的朋友較多，并且多是與自身家庭條件相差不大或者從事同樣行業的人，他們的地域分布廣泛；第二層級的農民有人情往來的朋友較少，多數是村 莊內部性格合得來的朋友。經濟上的分化影響到了農民社會關系上的分化，由此形成了農民之間具有差異等級的人際圈子。
（二）農民的人際關聯和人情交往對社會結構的重新安排
農民的人際關聯是理解村莊社會結構的基礎，而今人際關聯的變化必然會對社會結構的變動產生影響。農民在人際關聯上的分化通過村莊社區特有的作用機制，如人情、面子、輿論等，轉化為村莊內部的社會分化，并且最終成為型塑社會結構的基礎性力量。
紅白喜事時候的人情交往是農民人際關聯的儀式性展演。在同一個村莊中，因為“低頭不見抬頭見”，農民不免要對別人進行社會評價，人情對于農民的社會心理 影響巨大。雖然多數農民都在按照既有的人情規則辦事，但是村莊社會中也有少數人例外，他們試圖運用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廣泛的社會關系使得人情產生更大的社會 效應。
稅務村多數農民辦酒席的規模不會相差太大，一般在10～30桌之間，小于10桌和多于30桌的情況都很少見。但是2009年10月份，這種相對均衡的結構就被打破了。國慶期間村支書戴某嫁女兒，擺了130多桌酒席，全村90%的農民都隨禮；戴書記開有兩個工廠，他的很多員工參與隨禮；戴書記與縣市政府各個部門的領導都很熟悉，據說各級部門領導共來了200人，其中局級以上的領導有40人參加。戴書記辦酒席共花費50多萬元，收了30萬元的禮金，“虧”了20多萬元；而其他農民辦酒席一般會盈余禮金收入的1/3～1/2。戴書記說，領導來吃酒席都沒有收禮金，本村的老人來吃酒都不用送禮。戴書記認為自家辦酒“虧了才好，不虧就睡不著覺”。
戴書記辦酒席時候的鋪張和排場與村莊中其他的村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戴書記“虧”的邏輯也給予了我們學術上的啟發。首先，這次婚禮拉開了戴書記與普通農 民之間的距離。戴書記雖然辦酒席的時候虧錢不少，但是多個領導的光臨和婚禮的盛大場面卻使他在當地社會掙足了“面子”。領導的光臨對辦酒席者有強烈的面子 效應，但是只有極少數社會關系非常廣泛的能人才有機會請到領導。領導的光臨給予了戴書記面子，而戴書記自然不能收禮金。面子既是經濟實力的體現，也是社會 地位的展演。其次，戴書記也借機宴請村莊中的老人等弱勢群體，這顯示了戴書記在道德上的“高姿態”，用戴書記自己的話就是“有錢了就要回饋社會”。戴書記 通過這種儀式性的高姿態取得了自己在稅務村說話和行為的道德制高點。也可以說是戴書記極強的經濟實力支持了他道德上的高姿態。最后，戴書記所辦的酒席對于 農民有巨大的社會心理效應。普通農民在談到戴書記嫁女兒的情形時，無不豎起大拇指，言語之中流露出幾多的艷羨與感慨。綜合起來，“虧錢”才是符合戴書記身 份的辦酒席的方式。戴書記用“虧錢”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與普通農民的不同，普通農民“虧不起”，而戴書記卻能“虧得起”，“虧得起”就是一種高姿態，是社會 地位的象征。于是，不論是在面子層面，還是在道德層面，抑或是在村莊社會評價上，戴書記通過這次虧本的酒席都達到了預定的目標。
“虧得起”能夠成立的條件是強大的經濟后盾。經濟條件通過人情上“虧得起”轉化為高姿態與社會地位，也就是拉開少數富人與普通農民之間的社會距離。如此，戴書記與普通農民之間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差距了，他們之間在社會地位上的差距也形成了。
顯然，戴書記所辦的酒席并不符合多數農民心目中酒席應有的樣子。多數農民辦酒席時候都要盡量不邀請過多的人參加，他們主動控制人情規模，因為別人參與隨 禮意味著主家對于別人具有“虧欠感”。再加上酒席成本收益的經濟利益算計，普通農民在辦酒席的時候既要“物盡所值”，也要符合規則。戴書記則更多考慮人情 的社會效應，他想要通過酒席獲得在村莊社區中的“高姿態”和社會地位，所以即便是“物不盡其值”，他也樂此不疲。于是，戴書記可以超出既有的人情規則，他 可以“玩出自己的花樣”。
在稅務村，除了像戴書記一樣的富人想通過辦酒席獲得一定的社會效應之外，絕大多數的農民都是盡量按照既有的人情規則辦事。富人與窮人，能力不同，性格愛 好也不同，邀請與否靠賓主雙方對于彼此之間人情關系的考量，人情的進入與退出都是自由的，這是當地的人情規則。但是酒席人多場面大也是一種導向，它可以使 主人獲得面子和較高的社會評價，但是這種導向并不是壓迫在每個人身上的“面子壓力”，因為這種面子的獲得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廣泛的社會關系，而經濟基礎 和社會關系是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獲得的。所以，我們在稅務村看到，很少有人會在人情上有面子競爭的壓力，“多則大辦，少則小辦”，人情規模和人情上的面子 是社會分化的自然產物，他們都共同遵循同一套人情規則。
經濟上的分層產生了人情和社會關系上的分化，而人情和社會關系上的分化又很自然地影響到了村莊中的面子和社會評價，而面子和社會評價的效應是一個農民村 莊社會地位的主要表征，村莊社會地位的固化會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通過人情和社會關系的運作，經濟分層轉化為社會分層。當分化的社會結構成為一種常 態的時候，個人便成為結構中的個人，而規則也成為結構中的規則。
四、立體的圈層結構
至此，圈層結構能夠成立的兩個基本條件已經論述完畢。一方面，關系交往中的個人主體性凸顯出來，人際圈子按照新的規則組織起來；另一方面，村莊內部的產 業鏈條和經濟分化重塑了農民的社會交往和社會分層。兩方面的情況結合起來就成為了型塑農村社會生活的結構性特征，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它們是如何成為影響 村民生產生活各個方面的社會結構特征呢？
（一）“差”和“圈”
“差”和“圈”反映的都是人際關聯方式，它們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向外擴散的平面結構。從形式上看，兩者之間并無大的不同，但是深究起來，兩者在人際結合的規則、對象、范圍等方面有較大的差異。
在人際結合的規則方面，“差”所反映的關系類別有親疏遠近，血緣就是其標準，而傳統道德倫理就是其意識形態基礎。而“圈”所反映的人際關聯方式的標準是 個人的經濟社會地位和性格偏好，具體表現為個人的情感、工具性傾向、或者理性化。人際結合規則的改變是反映人際關系變化的根本方面，它決定了村莊中的人際 關聯模式所呈現的基本樣態。
受人際結合規則改變的制約，人際結合的對象、范圍也都呈現出不同的層次。在差序格局的模式之下，血緣關系是一個人基本的人際關系范圍，血緣的親疏遠近就 是關系的親疏遠近。傳統時代的農民主要有宗親和姻親兩種關系網，并且宗親重于姻親，以業緣、趣緣為基礎的朋友關系只有極少數的農民才有。傳統時代農民的人 際關系網都是相對固定的，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已經基本上決定了他以后的人生中會有哪些重要的社會關系；個人社會關系范圍的大小與血緣關系的范圍相關，而與 個人的經濟實力和能力無關。道德倫理是規約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重要力量，也是型構村莊社會秩序的根本。于是，在差序格局的模式之下，人的社會關系是社會文 化給定的，個人要做的只是按照社會文化慣例來相互交往。個人的財力、能力、性格、愛好等因素在社會關系的規定中是無為的。
而今農村社會關系的模式不是“差”，而是“圈”。人際圈子的形成同樣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但是在對象和范圍上都有極大不同。人際圈子形成的標志是個人社會 關系的對象發生了變化，朋友關系在農民社會交往中的重要性急劇上升，而自家人和親戚關系也開始松動，選擇性增加。而與此同時，村莊社會中也出現了以業緣和 趣緣關系結合起來的不同的人際圈子，比如說，稅務村的花木種植大戶和做花木生意者，依據工作上的聯系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交往圈子；而村莊中多數閑暇的婦 女因為經常打麻將而在牌場上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圈子；村莊中的種植小戶和打工者根據性格愛好的不同也會相互吸引而經常相互來往。在這樣的交往規則下，個 人的經濟實力、能力、性格、愛好等因素都被凸顯出來，并且成為了建構人際圈子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個體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又可以被迅速區分出來，人際關系 就明顯呈現出大小不同的范圍。于是我們看到，有的人在辦紅白喜事的時候規模巨大，而有的人家則規模較小。
從“差”到“圈”，農民未變，是規則變化了。人際圈子的形成意味著個體因素（經濟實力、能力、性格、愛好等）在農民社會關系的建構中扮演了積極的作用， 由此帶來農民社會關系的對象和范圍也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而農民社會關系的功能也隨之發生改變。在差序格局模式之下，農民的社會關系有人際交往、互助、社 會整合等方面的功能，本質是維護道德倫理秩序；而圈層結構之下，農民的社會關系功能的發揮也是個人主體性的體現，人際關系不再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而在 較大程度上成為了實現個體目標和個體價值的方法。
（二）“序”和“層”
費老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描述傳統社會的結構特征，“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1]26費老所描述的形象就是“差序格局”，“愈推愈遠，愈推愈薄”。多數研究者都認為，費老的描述是一種平面的結構，他更強調的特征是以自我為中心和以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作為標準，差序格局最經常用來描述中國人的人際關系結構。閻云翔[14]卻 一反常態，認為差序格局是個立體的結構，包含有縱向的剛性的等級化的“序”，也包含有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他認為，差序格局的維系有賴于上 下尊卑的等級差異的不斷再生產，而這種再生產是通過倫理規范、資源配置、獎懲機制以及社會流動等社會文化制度實現的。閻云翔對于差序格局的解讀實際上是試 圖超脫社會關系的范式，真正把差序格局作為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特征。
盡管閻云翔的解讀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頗有裨益，但是我們認為，在一個村莊社區中，并不存在“實在的”等級化的“序”，即“序”并沒有一個實在 的載體，它所有的只是一個比較虛的載體，這就是道德倫理規范。所以，傳統鄉村社會如果有立體結構，那也是一種“道德序列”，道德倫理作為維系村莊社會秩序 的最高原則，形成一系列的社會規范，并且指導村莊中的資源配置、獎懲機制和社會流動。傳統村莊社會中的權威結構是以輩份和“德行”為主要標準的，而輩份只 是一個倫理秩序的載體。于是，我們發現，村莊中的權威多是具有較高道德威望的人，農民行為的邏輯也多遵循“因人成事”，也即閻云翔所講的“差序人格”。 “差序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是倫理秩序得以實施的載體。
如果說差序格局中的“序”在本質上是道德上的等級結構，而今圈層結構中的等級序列卻非常實在，即經濟分化。應該說，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也有經濟分化，但是經濟分化卻不構成農民生活的中心，不成為農民的判別標準。
而今，農民在生產上的產業鏈條與經濟收入上的分化，是在長期的村莊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是農民看得見摸得著的差距。在整個社會“貨幣化”的大環境中，農民 的金錢觀念也相應轉變，有錢可以住上豪華的房子，有錢可以進行高消費，有錢可以支付交往朋友的成本，甚至有錢了別人對自己說話的語氣都會改變。當金錢成為 了一種強有力的判別標準的時候，村莊中的經濟分化就成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社會分層了。比如我們在稅務村所看到的，經濟上的分化不僅可以拉開貧富之間在住房 和消費上的差距，也可以拉開農民在社會交往上的差序結構，甚至經濟分化還可以生產面子與權威結構。經濟分化是影響村莊社會分層最基礎的要素，進而成為型塑 村莊社會結構的要素。
“序”和“層”之間本質的區別在于，“序”所維系的是一種秩序，而“層”所反映的是一種社會后果和社會狀態。“序”所維系的是一種受傳統道德倫理規約的 秩序，它使得個人的財力、能力甚至性格偏好都要在道德倫理的框架中有序地進行，唯有在此框架中成長并且具有極高道德水準的人才能成為這種秩序的代言人，于 是，如果說“序”反映了一種等級秩序，那也是“道德等級”。而“層”則是農村社會全面“貨幣化”的真實反映。農村社會的“層”是以經濟分化為基礎，以個人 財力、能力和性格特征作為依托的社會自然分化，它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在這種自然法則之上，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的傳統道德基礎已經破除，新的秩序狀態只能依賴 于國家和法律的進入來維系。
從現今的人際關聯模式來看農村的社會結構變動，人際關聯中的個人主體性凸顯與經濟分化就成為了關鍵詞，兩者共同決定著圈層結構是一個立體的結構。在這個 結構的上層，少數富有的農民以個體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個較大的社會關系網絡，花木生產鏈條和勞動分工是連接他們的最主要的方式，他們的社會關系延伸到了村莊 之外，也掙脫了普通農民的關系網絡，在村莊中他們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人際圈子。而在這個結構的下層，大多數的農民都處于花木生產鏈條和勞動分工的低端，他 們缺乏建構社會關系的成本，同等層次并且性格合得來的農民是他們主要的交往對象，他們的人際圈子較小，并且集中在村莊之內。
立體的圈層結構不僅僅是一個人際關聯方式的模型，更是一個影響村莊生活各方面的結構性因素。農民的生產勞動、社會交往、政治參與、公共生活等各方面都要在圈層結構的框架中進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圈層結構才能與差序格局形成對應。
（三）圈層結構的解釋力
圈層結構發生的基本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人際關聯規則的轉變，從公共性的規則轉變為個體性的規則，另一個是村莊經濟分化成型并加劇。人際關聯規則與村莊社 會性質相關，而村莊經濟分化所引起的貧富分化，則與村莊本身的經濟基礎、產業結構，以及村莊的地域位置和社會市場化的大環境有較大關系。這兩個條件在村莊 中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了圈層結構的解釋范疇和解釋力。
關于村莊社會性質，就是“從農村內部研究農村，將農村當做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15]賀雪峰在之后的鄉村研究中貫徹“村莊社會性質研究”，他試圖運用村莊社會關聯[16]、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3]等視角來理解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性質。我們認為，從村莊社會性質的角度來看圈層結構，就是指“村莊原子化”趨勢。
賀雪峰從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的視角認為，村莊原子化是指在核心家庭之上沒有明顯認同與行動單位的村莊[3]； 從村莊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原子化的村莊多是村莊歷史較短的移民村莊，并且村莊中并不存在主導性的大姓；從村莊人際關聯的角度來看，村莊原子化多指村莊內 部血緣聯系不夠緊密，血緣關系依托的道德倫理規范不再強烈。不同的視角共同揭示出，村莊原子化可以成為理解村莊社會性質的一個重要參照變量。
我們認為，村莊原子化的核心是血緣關系在農民的生活中不再起主導性的作用。血緣聯系在農民生活中的變化已經被諸多學者的研究所證明，如李沛良的“工具性差序格局”[8]，楊善華、侯紅蕊的“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趨勢[9]，賀雪峰則論述了最近十年農民的理性化進程[17]。陳俊杰和陳震也認為，差序格局是包括了倫理、情感和利益三個維度的差序[11]。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關注到了農民血緣關系的式微。
血緣關系的式微影響到了村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民的行為方式、觀念態度、村莊權力結構等各方面都發生了根本改變，村莊原子化成為了多數村莊的發展變化趨勢。
村莊原子化是圈層結構能夠成型的內在變量，而村莊經濟分化則是圈層結構成立的外在力量。
近30年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日益造成了一個比較普遍的社會后果：貧富分化。在農村，市場化的浪潮也深入其中，打工經濟的興起，以及村莊多種經營方式的開展，使得村莊社會的貧富差距在繼人民公社時期以來逐漸拉大，并且成為了影響農民生產生活各個方面的結構性因素。
當村莊原子化和村莊經濟分化成為一種變遷趨勢的時候，圈層結構就具有了更大的解釋力。本文的經驗論述對象——稅務村，在村莊性質上是原子化村莊，再加上 它地處東南沿海，村莊經濟分化較廣大中西部農村更加明顯，圈層結構就更加成型。從村莊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來看，圈層結構是理解中國村莊社會結構變化的基 礎。
五、余論：從差序格局到圈層結構
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中，農民通過情感、業緣、趣緣等建構起來的圈層也是存在的。但是，這些圈層并沒有在村莊社會結構中占據主流地位，而僅僅只是差序格局 主導下的社會結合方式的一個補充。在傳統鄉村社會里，差序格局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結合方式。而在核心家庭本位的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差序格局已經不再構成人 與人之間的基本結合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業緣、趣緣和個人情感偏好等而建構起來的一個個圈層。在傳統鄉村社會，農民自身建構的社會關系圈層受到一整套公 共道德倫理規范的約束，個人的主體性無法獨立和凸顯出來；而在當代鄉村社會，農民基于自身的情感、職業和興趣等等建構各類圈層時，其受村莊公共規則的約束 則大為削弱，個體的主體性、能動性得以凸顯。這是圈層結構與差序格局的本質區別所在。
差序格局與圈層結構可以成為理解中國村莊社會結構的兩種不同的理想類型。
以“差序格局”為基礎的傳統村莊社區有以下幾個要點：
1、村莊社區相對穩定和封閉，很少有外部社會力量打破村莊中現有的結構，或者說村莊中不存在傳統道德倫理規約之外的力量和意識形態。
2、“差序格局”是人際關聯方式，它表達了整個社區中以自我為中心的親疏遠近關系。
3、人際關聯方式是以血緣聯系為基礎的，血緣的親疏遠近就是關系的親疏遠近。
4、血緣聯系不僅表達了關系的親疏遠近，還表達了關系的等級序列。比如說“三綱五常”就是對血緣關系等級序列的規約。
5、因為有血緣關系上的等級序列，傳統社會中最容易產生的就是“長老權威”，即村莊中輩份最長的能人擁有權威；權威與個人的血緣結構位置緊密相連，于是長老權威一般情況下也是“卡理斯瑪”權威[18]261。這種權威從根本上說是“道德權威”。
6、權威的特征決定了農民的行為邏輯：因人成事，禮治，道德維護村莊社會秩序。
以上幾個方面的元素中，血緣成為理解傳統社會人情和關系模式的核心。血緣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血緣能夠表達以自我為中心的親疏遠近關系，另一方面血緣關 系是被“三綱五常”等傳統道德倫理的等級秩序規約的。兩方面的性質共同組織起“差序格局”的模式。血緣聯系在人情和社會關聯中具有基礎性的作用。然而在一 些歷史較短的移民社區，血緣關系較薄弱，它們就發展出一種“擬血緣”的關系，即以地緣關系為基礎，按照差序格局的模式運作。血緣和地緣共同構成了熟人社會 的性質[19]。
然而，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以下若干個變化的要素對于村莊社會結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1、鄉村社會流動性增加，村莊的邊界日益模糊。農民可以很容易逃脫他所生存的村莊生活圈子。特別是打工經濟興起之后，常年在外工作的農民工更是把現代性的因素帶進了村莊。
2、因為流動性增加和交往規則的改變，農民有機會與血緣關系之外的人相處，朋友關系進入了農民人際關聯的主要方式之列。
3、農民的人際圈子是個人根據自身的經濟地位和性格偏好主動選擇和建構的，關系交往中的個人主體性凸顯。關系主體之間不再具有道德倫理規約的等級序列。
4、因為關系缺乏了等級序列，不再受傳統道德倫理的制約，關系的規則發生了改變，簡要地說，關系靠“相處”越來越突出。一方面核心家庭內部以“感情”作為主要的關系原則，另一方面，核心家庭之外則以“理性”作為關系建構的原則。
5、關系不再有等級序列，但是關系卻產生了另外的要素：關系范圍的大小、關系能否成為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等，這些也可能成為新的結構性要素。
6、關系范圍的大小、關系的強弱成為構造村莊社區權威的基礎。如今村莊權威是村莊內外社會關系的權威和再造，人際關聯再造了村莊社會結構。
7、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和個人能力共同成為維持村莊社會秩序的結構性力量，政治經濟精英的競爭和合作是村莊政治生態穩定與否的基礎。農民在面對權威的時候成為了絕對的弱勢，他們甚至會產生道德上的弱勢。
關系交往中個人主體性的凸顯正是現代性話語中個人自主性的興起，它表明，農民已經日益被裹挾進一個更大的交往體系和社會生活之中了。村莊的政治和文化邊 界日益被圈層覆蓋，圈層不僅成為農民人際交往的場域，也成為了農民賴以生活的基礎。所以，“圈層結構”模型可用于闡釋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化的新趨勢。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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