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和“三農”工作，先后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高瞻遠矚，內涵深刻，不僅蘊含著習近平同志對于“三農”問題的深厚情懷和戰略謀劃，而且也為正確認識和切實做好我國目前新形勢下的“三農”工作指明了方向。當前，全國各地都在認真學習習近平同志的“三農”思想，并緊密結合本地“三農”工作存在的實際問題，研究和制訂各項具體的貫徹落實的政策措施。
目前我們基層的“三農”工作存在哪些主要的矛盾沖突與疑難問題呢？
一是農業經濟的比較效益越來越低，使得農村各種生產要素向城鎮的“大逃亡”，農業的凋蔽與農村的衰敗有進一步惡化的危險。
現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雖然符合中國農民“宜分不宜合”的傳統習性，亦能夠有效緩解大量剩余農民的就業與生存壓力，但它確實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小農經濟形態。這種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和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與基本內涵就是：生產資料細碎化，要素配置差，經營規模小，投入成本高，產生效益低，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能力弱。由于幾乎沒有技術含量，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老少就都能務農。雖然土地產出率很高，勞動生產率卻很低。這種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機制的頑固性，阻礙了農業生產活動的社會化分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現代化改造。我調查過鄂南某鄉的12個行政村，竟然沒有一臺拖拉機，農戶飼養一頭耕牛每年的有效使用天數僅為7日。風車、水車、把桶、木犁等早于人民公社時期便已經銷聲匿跡的原始農具，現又重新“震撼登場”。在多數農村，每年能否喜獲豐收的關鍵，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人努力”，而取決于“天幫忙”。在這種狀態之下，絕大多數農戶每年只能維系簡單的再生產活動而根本不可能促進農業升級換代和繁榮昌盛。
另一個問題是當前農業生產的驅動力不足，積極性衰減，商品率持續下降和不斷擴張的內卷化效應。究其緣由，皆因農業經濟的比較效益畸低所致。對于廣大農民來說，種糧食不值錢，種棉花也不值錢，種油菜更不值錢，不管種什么養什么都難以賺錢，稍不小心還可能虧本，誰還會去傻乎乎的務農呢？務農為什么不賺錢？現在的主流說法是“雙重擠壓”，即國內的農業生產綜合成本太高而國際大宗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很低，頂到了“天花板”。國內的農業生產綜合成本高，當然有土地租金與勞動用工的價格上漲因素，但最主要的還是農業生產資料快速上漲與社會資本的剝削。據我的抽樣調查，2004—2014的十年之間，糧食綜合價格只緩慢提高了41%，化肥、農藥、農膜、種子等生產資料價格卻洶涌上漲了186%。僅此一項，就把農民的基本收益“掏空”了。同時，由社會資本主導的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相關服務費用也因機械、燃油、運輸、存儲價格的不斷上揚而越來越貴。在一些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發放制度名存實亡，早已銷聲匿跡的高利貸趁機“重出江湖”，“地下黑錢”的月息高達3分。還有不少“龍頭”企業打著幫助農民增收、引領農村發展的旗號，在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人們斥之為“上吃政府財政、下吞農民勞動”。這些勢力就像螞蟥一樣，瘋狂地吸吮著應當沉淀在農業領域的經濟效益和本該留給農民家庭的合理剩余。
由于農業經濟的比較效益太差，涉農勞動不能脫貧，涉農投資不能致富，涉農財政不能增收，誰姓“農”誰背時，誰沾邊誰倒霉。弄得人們都認為從事農業便等于掉進一個陷阱。盡管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農”工作，不斷出臺惠農、富農、強農政策，但農村的各種生產要素仍然如同水庫“泄洪”一般向城鎮流淌。即使是那些農業條件很好的魚米之鄉，也照樣有綿延不絕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塊的“插花”荒地、陳舊殘破的水利設施和廣種薄收的稻田麥地。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4年全國農村戶籍人口約為8.3億，勞動力約為4.1億，其中進城鎮打工者高達2.69億人，已經超過了一半以上。絕大多數農村，很難看到青壯年的身影，“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問題十分嚴重。由于各種生產要素望風潰逃，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甚至相對貧困化，農業的凋蔽與農村的衰敗便遲早都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
二是農民群眾的原子化程度日趨突出，精神頹廢、教育缺失狀態嚴重，極端利己主義甚囂塵上，“一盤散沙”已成為農村社會的普遍現象。
分田到戶之后，以千家萬戶高度分散的家庭為生產單位，如一袋子互不統屬的“馬鈴薯”，雖然雞犬之聲相聞，彼此之間卻很少發生經濟聯系。產前、產中、產后及存儲、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幾乎沒有必要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合作，完全依靠農民自己帶領老婆孩子單打獨斗，基本上處在一種“萬事不求人”的自我封閉境界。我認為，這種傳統落后的小農生產模式恐怕就是中國農民之所以祖祖輩輩總是不能有效組織起來的根本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分田到戶之后，農民的組織體系和集體觀念也隨之分崩離析，團結奮斗、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在“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與行為的日益破壞下被不斷瓦解。當前，農村的最大貧困是什么？我看不是經濟上的貧困而是精神上的貧困。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盡管條件極為艱苦，但廣大農民卻在“大寨精神”鼓舞下滿懷豪情壯志戰天斗地，敢叫高山低頭，敢叫河水讓路。改造農田，引進技術，修筑道路，建設水利，積極參與各項管理工作，把自己看作是農村的主人。我們現在仍然繼續受益的許多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被譽為“人工天河”的紅旗渠，就是當年大干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如今的農民似乎越來越懦弱和麻木，自力更生的積極進取精神和互助合作的集體主義觀念正在日趨淡漠，甚至只是老一輩干部群眾美好而珍貴的記憶。在一些農村，基礎設施老化，道路交通不暢，水利工程失修，安全飲水缺乏，血吸蟲泛濫，環境臟亂差等直接關系到廣大農民切身利益而需要大家團結起來一齊做的事情，現在十分困難。據我的調查，很多地方如今已不再搞“一事一議”，原因有“三難”：一是開會難，需要派送毛巾、方便面和洗衣粉等物質以“誘惑”群眾到場；二是表決難，農戶利益不斷狹隘化，彼此之間的訴求差別很大，經常在爭吵中不歡而散；三是執行難，好不容易形成了一個決議，在落實中倘若有少數落后群眾充當“腸梗阻”，便往往相互攀比，最后什么也干不成.。
三是多數行政村債臺高筑，集體財產分干賣盡，基層黨組織與村委會的向心力、凝聚力、戰斗力不斷下降，各種丑陋黑惡勢力沉渣泛起。
現在，絕大多數村級集體組織的各類資產被分光賣盡，成為名符其實的“空殼村”。雖然土地的所有權仍舊還“掛”在村集體的名下，但實際上早已名存實亡，無法履行所有者的權能。同時，計劃經濟時代后期剛剛起步的由基層政府擔綱的農村公共公益服務體系，也在暴風驟雨般的“分田析產”運動中被沖得搖搖欲墜、七零八落。雖然中央一直在致力于強化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和政權組織建設，但作為黨和政府組織體系“根基”的絕大多數行政村的黨支部與村委會，卻始終就像一個扶不起的“阿斗”那樣羸弱。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各類公有資產早已在一片“瓜分”聲中基本上被拆零，幾乎沒有任何生財之道去承擔向農村社會提供規定的公益事業建設與公共服務責任。雖然上級政府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后不斷地加大對基層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事實上仍然不夠維持村“兩委”的正常運轉，這就是村級集體組織之所以長期債臺高筑的主要緣由。以本部某省為例，全省現有26292個行政村，負債數為25503個，占97%。村級凈債務總額為55億元，村平20.8萬元。由于集體經濟普遍與長期缺失，大事小事都得“等、靠、要”上級政府的支持方可解決，便必然導致統一經營和公益服務的能力不斷弱化。村委會與黨支部的戰斗力以及在廣大農民群眾心目中的向心力、凝聚力也自然隨之不斷下降，從而進一步加劇農村的失衡、失范和失控，并引發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一部分農戶由于天災人禍又重新陷入窮苦之中；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的困難得不到有效幫扶；貧富兩級分化的現象如同脫韁之馬。甚至在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動、宗族房頭派系和黑惡邪歪勢力又死灰復燃等等，這些因素都對當前和今后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構成了嚴重的隱患。
針對上述形勢的嚴峻挑戰，為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重振舊日行政管理的權威，很多地方采取了派遣縣鄉兩級干部到村里任“支部書記”和村委會“第一副主任”的辦法。部分省市區從2008年起又開始學習北京市的經驗，選調了大批高校畢業生到行政村去當“村官”。但這種搞法在我個人看來恐怕難以從根本上真正解決問題。因為事情的核心并不主要在村干部素質的優劣，而在村級集體經濟的強弱。集體經濟的日益空洞化，不能為村民提供必要的社會公共和公益服務，就必然使得傳統的行政組織越來越散，動員能力越來越弱，基層政權的調控手段越來越軟，村組干部的作用空間越來越小，村民自治的制度發育越來越難，“等、靠、要”的依賴思想越來越重。“無錢辦事”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不僅誰去當“村官”都照樣硬不起腰桿子來，而且由此引發的農村一系列矛盾沖突都無法舒緩。
2015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我們必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不斷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始終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最近，習近平同志在吉林調研時又指出：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必須始終堅持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減弱、推進農村全面小康不松勁，在認識的高度、重視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勢頭。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好習近平同志的“三農”思想，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三農”問題，“任何時候”都要高度警惕“三個不能”，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努力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來保證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增收和農村的繁榮。
（作者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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