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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9日 星期四

張孝德:習近平總書記的鄉村本位新論

[ 作者:張孝德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1347 更新時間:2015-10-21 錄入:12 ]

【摘要】習近平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想可以概括出三大新論:“鄉村本位看‘三農’”,“‘兩山理論’找出路”,“縣域治理做文章”。如果說鄉村本位理論,是決定“三農”問題解決之道、鄉村定位的“天”的問題,那么“兩山理論”則是鄉村發展如何落地的“地”的問題,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關注的縣域治理,則是解決“三農”問題中“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關于“三農”問題的思維,是一個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統協調,充滿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中國智慧的思維。

【關鍵詞】三農 鄉村本位 鄉愁城鎮化

認識“三農”新思維:鄉村本位看“三農”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作為有著五千年農業文明的國家,恪守鄉村和農業本位是從古代到近代中國歷代執政者的堅守,也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改革開放以來,我黨所一直恪守的治國之道。

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速度的加快,鄉村本位的意識開始淡薄和動搖。在許多地方城鎮化規劃中,把解決中國農村與農民的發展問題統統寄希望于城市化的一端。在這樣一種認識的作用下,失去信心和失去希望的鄉村,成為解決“三農”問題最大的障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高度關注決定中國鄉村命運的鄉村地位問題。早在2013年7月22日,習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農村工作時就十分擔憂地指出:“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明確鄉村在中國走向新常態發展中的本位地位,從鄉村本位出發探索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之道、探索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之路,成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維。習近平關于鄉村本位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立足歷史看鄉村,明確提出鄉村是中國文明之根的地位不能動搖。

針對中國城鎮化中遇到的問題,針對以狹隘的經濟主義思維判斷鄉村價值的認識,習近平以其富有詩意的“鄉愁城鎮化”思想,從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高度,明確了鄉村在中國城鎮化中不能缺失和不可替代的地位。201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中國城鎮化要成為“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城鎮化”。2015年1月習近平在云南調研時,明確強調:“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隨著時間的推移,習近平的“鄉愁城鎮化”理論逐漸完善,成為指導中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思想。習近平的“鄉愁城鎮化”理論,在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再度深化為“傳承鄉村文明”的新思想。文件明確提出在新農村建設中要“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

習近平的“鄉愁城鎮化”理論,從三個方面肯定了鄉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國鄉村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傳承之載體,是中國文化傳承與發展之根。作為鄉村社會主導的文明模式,中國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鄉村。其次是中國農村不僅為城市發展提供糧食、勞動力,而且在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規避風險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國城市文明和文化發展,也不能離開鄉村。鄉村是中國人的精神歸屬,記得住鄉愁的家園。特別是在中國初步完成工業化、實現溫飽的時代背景下,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就會越來越重要,而要回答與解決這些問題,源頭不在城市,而在鄉村。

二是立足農民本位,明確提出鄉村是中國發展底線不能突破。

鄉村本位的核心是農民,習近平的農民本位思想集中體現在,通過一系列通俗語言所表達的鄉村發展底線論上。“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習近平總書記這一系列通俗表達,就是要告誡全黨,中國鄉村與農民既是中國發展不能突破的底線,也是中國走向全面小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標志。2012年2月16日,習近平在中美農業高層研討會上致辭時明確提出:“中國始終高度重視國家糧食安全,把發展農業、造福農村、富裕農民、穩定地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作為治國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

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仍是基本國情,農村就是這一基本國情的最大實際;中國還有1.28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絕大部分就在農村。這就是為什么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強調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始終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的原因所在。無論城市化能夠吸收多少農民成為市民,只要鄉村在中國發展的根性地位不變,“鄉村興則中國興、鄉村衰則中國衰”的規律就不會變。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是國家大局穩定發展不能突破的底線。在一定時期,在資源約束的背景下,我們可以集中力量、集中資源發展工業、推進城市發展,但我們不能忘記,“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是中國發展必須堅守的底線。

破解“三農”新思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

如何破解中國“三農”問題,是習近平長期思考的問題。在習近平“三農”思想中,有一個理論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這就是習近平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習近平的“兩山理論”,不僅是引導中國走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論,更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新理論和新出路。

首先,習近平的“兩山理論”產生于鄉村。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到安吉縣余村進行調研時,針對余村如何利用青山綠水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的做法,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隨后,習近平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發表《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的評論,對這個論斷進行了系統闡述。

其次,浙江農村成為“兩山理論”的最大受益者。十多年過去了,浙江省以十年磨一劍的定力,堅持以習近平提出的“兩山”發展理論開展浙江美麗鄉村建設,到目前為止,實踐證明,“兩山理論”是一條讓鄉村青山綠水變成金山銀山之路,也是從根本上破解“三農”問題的新路。浙江的農民和農村成為“兩山理論”的最大受惠者。

習近平的“兩山理論”之所以釋放如此巨大能量,其生命力在于這個理論順應了時代和農村、農民的需要。

一是“兩山理論”順應了生態文明時代發展需要,抓住了時代的機遇。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是當今中國與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正是由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化以及霧霾嚴重的城市病,倒逼綠色消費、生態消費成為新時期生態經濟發展的新市場和新動力。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能夠滿足這種綠色消費的青山綠水資源恰恰在鄉村,是時代給鄉村綠色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二是“兩山理論”順應了農村發展需要,找到了鄉村發展優勢。習近平的“兩山理論”,不是讓鄉村模仿城市搞發展,讓農村也搞工業化,這不是農村的優勢;而是讓農村自己擁有的青山綠水變成財富,讓農民熟悉的鄉土文化變成鄉村旅游資源,把農村傳統農業辦成休閑、旅游農業,這些資源是農村有而城市沒有的稟賦優勢。農村不能發展,不是農民愚昧落后,而是沒有找到農村發展的稟賦優勢,而“兩山理論”正是順應了農村的獨特優勢。

三是“兩山理論”順應了農民的需要,找到了鄉村發展原動力。習近平“兩山理論”在浙江農村落地,表現為各種類型的鄉村生態產業發展,但最需要關注的是在浙江鄉村充滿生機活力的另一種新業態,即農家樂。目前在中國農村廣泛出現的集經營青山綠水、鄉村文化、生態農業為一體的農家樂、牧家樂、漁家樂,是當代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舉。而習近平的“兩山理論”既是這一創舉的指導理論,也是對這一創舉的理論表達。

鄉村發展新變革:縣域治理做文章

從微觀看,“三農”問題是農民與農村發展的問題;從宏觀看,“三農”問題是關系治國安邦的大問題;從中觀看,“三農”問題的解決又涉及到縣域治理問題。可以說鄉村雖小有乾坤,事關天地人。如果說習近平的鄉村本位理論,是決定“三農”問題解決之道、鄉村定位的“天”的問題,那么“兩山理論”則是鄉村發展如何落地的“地”的問題,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關注的縣域治理,則是解決“三農”問題中“人”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關于“三農”問題的思維,是一個包含天地人三者系統協調,充滿著“致廣大而盡精微”的中國智慧的思維。

“郡縣治,天下安。”縣域占了中國國土面積的89%,戶籍人口的70%。經過幾千年形成的中國縣域區劃,已經成為一個相對穩定地承載著中國多樣性的自然生態、政治生態與文化生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縣域是我國最大的行政單元,決定了中國不能走向西方式的以“城域”替代“縣域”的單一治國之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嘗試走的市管縣的管理體制,實踐證明并不適應中國國情。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十分重視縣域治理問題,圍繞縣域治理主抓了三件事:一是明確定位縣域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與功能。習近平把縣域治理形象地概括為既“接天線”又“接地氣”的重要國家組織。縣一級工作做好了,黨和國家全局工作就有了堅實基礎。二是抓關鍵,明確提出縣域治理的關鍵是縣委書記。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非常重視縣委書記在縣域治理中的作用,對縣委書記提出一系列高要求。三是樹標桿,以焦裕祿為樣板,對全國優秀縣委書記進行表彰與激勵。

縣域治理既是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系統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治理保障。習近平關于縣域的治理思想與鄉村本位思想一脈相承。習近平的鄉村本位理論,明確提出中國城鎮化不能走西方式城市替代農村的單極化發展之路,中國國情決定中國必須走城市與鄉村兩元共同發展的城鎮化之路,由此決定了國家治理體制也不能走單純為城市服務的單一城市的國家治理體制,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需要,走縣域與城域兩元并存的中國特色國家治理之路。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2015年第10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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