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封閉地區的人口老齡化,主要由出生、死亡兩大人口變動決定,但對一個開放地區來說,其人口老齡化則要受出生、死亡和遷移三大人口變動的綜合作用。就我國全國的人口老齡化而言,可以看作主要是由出生、死亡兩大人口變動決定的。但考察城鄉及各省區(包括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人口老齡化,就不能忽視省際人口遷移及城鄉人口遷移的影響。本文旨在通過考察人口城市化與老齡化的關系,探討在人口城市化作用下,我國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欠發達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
人口城市化的長期趨勢必然促進老齡化的發展
自1978年末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城市化與老齡化已成為我國人口發展的兩大主題。人口城市化與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也已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1982年,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和老齡化率為21.13%和4.9%。隨著人口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人口老齡化也呈相應加快發展趨勢,老齡化率到2001年達到7.1%,顯示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城市化率到2011年達到51.27%,宣告我國已初步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到2014年,人口城市化率和老齡化率進一步提高到54.77%和10.1%,分別比1982年(百分點)提高了1.6倍和1.1倍,顯示我國人口城市化與老齡化均呈加快發展趨勢。
人口老齡化與城市化的同步快速發展,顯示二者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筆者較早地關注并進行了對人口城市化與老齡化本文由畢業論文網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關系的研究,指出在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及農村與城市兩類不同環境對這些遷移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平均預期壽命的影響差異,勢必直接或間接地改變農村與城市乃至整個城鄉地區人口的年齡結構,進而影響農村與城市乃至整個城鄉地區人口的老齡化趨勢。特別是從長期趨勢看,城市化過程把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實際上就是把一些平均壽命較短的人轉變為平均壽命較長的人,把一些生育水平較高的人轉變為生育水平較低的人。前者促使老年人口增長加快,后者造成總人口增長趨緩,二者一正一反綜合作用之下,就使整個城鄉地區總人口增長較慢,老年人口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老齡化率)增長較快,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重。據當時采集數據的統計分析,一些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率與城市化率的相關系數達0.64,國內各省區人口老齡化率與城市化率的相關系數達0.67。前者城市化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老齡化率約上升0.1個百分點;后者城市化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老齡化率約上升0.03個百分點。可見,對于整個城鄉地區來說,城市化就像是促使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轉換器”、“催化劑”,城市化越發達,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越多,城市化這種促使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轉換”、“催化”作用就越大。所以說,城市化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要導致整個城鄉地區人口的老齡化。
人口城市化將首先直接加快農村人口的老齡化
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一些年齡較大的農村人口,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已形成濃厚的鄉土感情和滯留原地的“惰性”,他們的心理傾向、文化素質、生活習慣、勞動技能等,都使他們比較容易滿足現狀,安心呆在農村,不愿再背井離鄉,遷向一個自己尚不熟悉的城市環境中去。而一些比較年輕的農村人口則相反,他們一般讀書較多,思想活躍,敢冒風險,勇于開拓,接受新事物、適應新環境的能力較強,具有脫離農村、向往城市的強烈愿望,而且城市里也往往更加需要這樣的年輕人。這樣就使得在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遷往城市的人口絕大多數都是一些青壯年人口。如根據我們對中西部七省的調查,在被調查的6548名農村勞動力中,“不打算外出打工”者和“意愿外出打工”者大致分別占六成和四成,而在“意愿外出打工”者中45歲以下年輕人占71.23%,“不打算外出打工”者中45歲以上年齡較大者則占60%以上,二者的年齡結構正好相反。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計算,東部長三角與珠三角兩大城市群的遷入人口更是以年輕人口為主,其中,僅20~39歲的“80后”和“90后”就約占六到七成。
由于農村年輕人更傾向于向城市遷移,所以城市化的直接結果就是首先引起或加劇農村人口的老齡化趨勢。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鄉城遷移人口規模比較小,農村年輕人口的外遷對農村老齡化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如1982年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的老齡化水平分別為5.00%和4.56%,前者僅比后者高出0.34個百分點。但自1990年開始,鄉城遷移人口規模及其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開始逐年增大,到1999年農村地區較城市地區先行進入老齡化社會②,老齡化水平較城市高出1.03個百分點。進入新世紀以來,鄉城遷移人口規模進一步明顯增大,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也相應更加顯著。到2010年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率已達到10.06%,比城市地區高出2.26個百分點。從這一意義上說,城市化將首先直接引起或加劇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使農村地區大致在2006年、早于城市地區7年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城市化過程中省際人口遷移更加劇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口的老齡化
我們進一步考察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省際人口遷移,更是加劇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口的老齡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日趨活躍。從省際人口遷移看,遷出人口主要來自中西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人口遷入地則主要集中分布在東部沿海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如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遷出率超過5%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9省區都分布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這些省區的遷出人口基本上都在200萬人以上;而遷入率超過6%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福建、廣東7省市,都分布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這些省市的遷入人口規模也基本上都在250萬人以上;遷入人口的分布相對遷出人口更集中。而且,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區域模式具有相當的頑健性。
本來,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及城市化水平密切正相關。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城市化水平較高,人口老齡化水平也比較高;與此相反,中西部地區經濟比較落后,城市化水平較低,人口老齡化水平也比較低。但改革開放以來日益活躍的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體,主要表現為中西部欠發達農村地區人口向東部較發達城市地區遷移的省際人口遷移及其區域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重塑了人口老齡化水平的地區分布格局。大規模人口遷入的東部地區,老齡化程度有所緩解;大規模人口遷出的中西部地區,老齡化的發展則相對加快。如2010年東部北京、上海、江蘇等流入人口規模基本在400萬以上的發達省市,老齡化率都超過10%;中西部安徽、重慶、四川等流出人口規模超數百萬的欠發達省區,老齡化率也都超過10%。毫無疑問,兩類地區決定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東部發達省市的老齡化,主要是由于本地的低生育率和長壽化等出生、死亡要因決定的,鄉城人口遷移的影響尚不能改變其老齡化的發展趨勢。而中西部欠發達省區的老齡化,雖受本地出生、死亡兩大人口變動的作用,但年輕人口大規模的遷出則在更大程度上加劇了其老齡化的發展趨勢。由此,2000~2010年10年間中西部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率大于7%的)的欠發達省區逐年增多,未到2010年即已先后進入老齡化社會,其中四川、重慶兩省市2010年的老齡化水平分別居全國前兩位。
二元社會體制使農村地區應對人口老齡化更加困難
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歐美等發達國家一般都是在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時進入老齡化社會。即使較歐美等發達國家發展較遲的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也已達到1964美元。也就是說,這些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屬于“先富后老”。然而,主要由于“一胎化”計劃生育控制政策的強制實施,使我國的人口轉變提前完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其結果造成我國“未富先老”,2001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僅及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的一半。我國農村地區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有2210.3元,僅結算267美元(按當時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匯率1美元=8.28元計算),還不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0元)的38%,其說明相對城市地區,我國農村地區更是“未富先老”。
應對人口老齡化首先要有經濟實力。發達的經濟可為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較好的物質基礎,因此發達國家“先富后老”,應對人口老齡化自然要比“未富先老”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好一些。但即使如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目前應對老齡化仍不堪重負。我國屬于“未富先老”,單從經濟條件看,應對老齡化顯然要比日本等“先富后老”的發達國家更加困難。相對城市地區,我國農村地區進入老齡化時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只有267美元,可謂“窮途遇老”、“雪上加霜”,更加困難。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社會體制,將造成我國農村地區應對人口老齡化更是難上加難。首先,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社會體制造成顯著的城鄉差異,使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養老醫療保障水平低,社會養老服務能力極差。農村大規模年輕勞動力遷向城市打工謀生,把老人留在農村成為“留守老人”。農村地區的這些“留守老人”,不僅自己無人照顧,平時只能“養老靠自己”,還要幫助照看“留守兒童”。其次,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長期在城市打工謀生的第一代農民工也將逐漸步入老年。他們雖然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為城市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由于戶籍制度的制約,難以獲得城市居民戶籍,不能久居城市,最后只能“告老還鄉”。這些昔日城市農民工的告老還鄉,與原來農村上一代“留守老人”又相聚農村。兩代老人的先后“疊加”,將進一步加重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及其應對的困難。
然而到目前為止,人們探討老齡化的應對戰略及政策,仍然主要是以城市人口為對象,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及其應對問題仍被忽視甚至被遺忘。現在到了應該高度關注和研究的時候了!
注釋:
①復旦大學閆亞琛對本文的撰寫有重要貢獻,特此感謝!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及應對策略研究”(13JZD005)階段性成果。
②根據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率1990年為5.74%,2000年為7.16%。假設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率在1990~2000年間按平均百分點(每年增長0.14個百分點)增長計算,則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率到1999年即達到7.02%進入老齡化社會;以同樣的方法可推算,城市地區大致到2006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可以認為,我國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先后在1999年和2006年進入老齡化社會,農村地區較城市地區早7年進入老齡化社會。
注:本網上傳時刪除部分注釋
作者簡介:王桂新,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學位委員會主任,研究領域:人口遷移與城市化、勞動就業與社會保障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201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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