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后，社會上有各種情緒，憂慮的，喜悅的；抵觸的，歡迎的。這里談一種常見的心態，就是對中國農民的“不必要憂慮”。
大家知道，中國農業沒有多大的比較優勢。這是說，那么多中國人，占用那么多土地去耕種，實際上放棄了很多其他的發展機會；要是這些人和土地用作別的用途，他們本來是可以生產出比農作物更值錢的產品來的。
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窮，所以中國搞農業的成本低。這是錯誤的。成本的概念可不是這樣。成本是放棄了的價值最高的替代用途。一個種地的農民，如果他改行織布可以掙10元，那么他堅持種地的成本就是10元；如果他改行做工人可以掙100元，那么他堅持種地的成本就是100元；如果他改行蓋高樓可以掙1000元，那么他堅持種地的成本就是1000元。我們說中國農業的成本高，意思是中國的農民和農地，如果改作別的用途，本來會得到更高的收入。農民就算一貧如洗，但只要存在更賺錢的機會，那么他堅持種地的成本就可以變得很高。反過來說，只要農業轉營，農民流入城市，國民收入就可以大大提高。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入世”后最令人擔憂的就是農業。中國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先生接受中央電視臺訪問時說：“一些國家每年給農民的補貼幾千億美元，而我們給農民的補貼很少。想起中國農民生活的苦況，我就難過。外國的談判代表不讓我們補貼農民。我說你們還有一點良心沒有。這是原則問題，談判中我們絕對不讓步?！?
其實，只要讓農民可以自由地遷徙轉業，讓農地可以自由地轉為其他用途，就用不著那么憂慮了。北京一些研究農業的專家論證，中國“入世”后農業不會受到沖擊。這種結論好像是為了給“入世”鳴鑼開道，保駕護航，但中國“入世”，是用不著用這種站不住腳的理由來辯護的。
合理而令人樂觀的辯護是這樣的：農業一定會受到沖擊，但沖擊對農民是有大利的，農民會歡迎這些沖擊。今天，如果強迫農民繼續種田，他們的日子當然不好過了；就算頂著外國農民的壓力，盡量給中國農民發放補貼，他們的困境也還是難以根本改善。但如果把土地轉用為工商業，土地的回報就會急升。農民高興都來不及，何須為他們愁眉苦臉？
過去，農民在計劃經濟的指令下種田，現在我們將要打開國門讓外國農產品進來，中國農民恐怕要占下風，所以就補貼他們；外國農民反對，于是跟外國農民談判，堅持要補貼我國被強迫從事缺乏“比較優勢”行業的農民。問題是，中國農民非種田不可嗎？為什么一定要他們種田呢？這恐怕是因為250年前重農主義的思想在起作用。因為害怕如果不自己種田，就會被別人牽制。
不過，重農主義思想，遇到200年前的亞當·斯密，就已經潰不成軍了。經濟學家張五常說得精彩：“讓別人有錢可賺的供應，是最可靠的供應?！庇绣X是不愁買不到糧食的。更何況，外國（例如美國）盛行用納稅人的錢補貼農業，以致農業產量過剩。廉價的農產品出口到中國，實際上就是美國納稅人補貼了中國人的飯碗。世界上沒有傾銷這回事，但若真有，“被傾銷”的國家豈不是發了橫財？何樂而不為??！
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農民的比例必然要大幅下降，大量農民免不了要進城。說城市容納不了那么多人是不對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世上本沒有城市，去的人多了，便有了城市。要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不是補貼他們，也不是設置關稅阻止外國農產品流入中國，而是盡量放開對農民的束縛，給土地轉營的方便，給農民轉業和流入城市的方便。
外國廉價農產品流入，不應該憂慮；中國農民和農地放棄高成本的農業，轉營其他收入更高的行業，也不應該憂慮；惟一要憂慮的，是阻礙農地轉營、阻礙農民轉業、遷徙和就業的陳腐觀念和政策限制。
作者簡介：薛兆豐，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及其BiMBA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薛兆豐教授為BiMBA商學院EMBA講授《競爭與規制》，為MBA講授《管理經濟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通識》（薛兆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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