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鄉愁系列
相比中國，經歷較早城市化、老齡化和少子化的日本，其鄉村治理走過了什么樣的變遷歷程？日本年輕人的“返鄉”、日本學界的“現場主義流派”又如何影響日本的鄉村治理？
俞博士，您從求學到留校任教，在日本生活工作已有5、6年了吧。在您看來，日本還有無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日本人過新年等有無返鄉情節？他們若返鄉，更多是祭祖、觀光，還是會尋找就業或創業機會？
答：感謝您的提問。
首先，盡管日本在2015年底就實現了67.7%的城市化率，但仍存在許多鄉村地區，日本社會稱之為“農山漁村”，統指以農業、林業或漁業等第一產業為核心產業的地區，這些地區往往面臨人口過疏化、少子化和老齡化等社會難題。
其實，在普通日本人的觀念中，首都東京之外的地區都可被稱為“田舎”（即“鄉下”之意），但有個城市例外，那就是作為日本文化起源地的千年古都——京都。另外有個頗有意思的現象，即在日本的交通路線中，凡是開往東京方向的路線都叫“上行線”，與之相反，凡是從東京開往其他地方的路線都叫“下行線”，從中折射出所謂的“東京一極集中”之怪象。在我看來，時至今日，日本社會仍存在根深蒂固的“首都優于地方”的觀念，這對日本的央地關系以及鄉村治理等都造成深刻影響。
其次，和我們中國人一樣，日本人也有返鄉情節，甚至不遜于我們。每年的元旦、黃金周以及盂蘭盆節等重大節假日期間，日本都會出現大規模的返鄉人潮，并常常導致道路交通堵塞，新干線和機場等人滿為患。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日本人將“返鄉”稱為“帰省”（きせい）。其中，“帰”是指“回家、回歸故里”之意，而“省”是指“かえりみる”，字面意思為“回頭看、往回看”。據日本學者考證，這里的“省”來源于《論語?學而篇》中的“吾日三省吾身”，即意為“反省、自省”。因此，日語中的“帰省”，并非單純的“返鄉”，而是側重強調回家看望父母，祭拜祖宗并追思先人足跡，進而以此為參照反省自己，從而包含著某種“宗教性”意味。
最后，正如剛才提及的，日本人也有返鄉情節，但這里的“返鄉”主要指臨時性返鄉，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親或祭祖，假期結束后就得返回工作地城市。當然，也有很多日本人選擇在假期到鄉村旅游觀光。而與臨時性返鄉不同的是，近年來日本出現“回流鄉村”之現象，日語中稱之為“Uターン”（U-turn）或“Iターン”（I＋turn）。其中，前者是指“出生于農村地區的城市居民重返故鄉創業和定居”，而后者是指“原本出生于城市的人們放棄都市生活而選擇到鄉村定居”。目前，這股鄉村回流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并推動著日本鄉村治理的變化。
您的求學和工作經歷跨越中日兩國，相比之下，您認為中日兩國在鄉村治理方面最重要的區別在哪里？
答：感謝您的提問。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4月5日，日本全國共設有790個市、745個町以及183個村。另外，截至2014年1月1日，未設有行政村（村級自治體）的都道府縣多達13個，而僅設有1個行政村的都道府縣也達到12個，其中就包括我居住所在地——京都府。2016年2月22日，我專門走訪了京都府境內唯一的一個村級自治體——南山城村，對其政府機構設置、村貌建設以及面臨的問題等進行了田野調查。
南山城村位于京都府東南端，1955年由大河原村和高山村合并而成，全村面積為64.11 km2，共有家庭戶1,250戶和家庭戶人口2,924人。根據京都府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該村未滿15歲的人口比例僅有8.1%，而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則高達35.2%，可見少子化和老齡化現象極其嚴重，已進入超老齡化階段。該村盛產宇治茶（參見圖1），同時生產少量的香菇和大米等。
目前，該村設有村長、副村長、教育委員會（與其他町共設）、總務科、稅財政科、保健福祉科、產業生活科、建設水道科、村落營造科，另外還設有議會和議會事務局，這些機構的工作人員共計57名，其中包括一般職員45名和特別職員12名（村長和副村長各1名、議會議長和副議長各1名、議會議員8名）。政府辦公地被稱為“南山城村役場”，辦公模式采取日本傳統的“大部屋主義”，即除了特別職員，其他一般職員均在一個大房間內集體辦公（參見圖2、圖3）。
總體而言，村里設施較為完備，建有JR電車站、發電站、村民文化會館、便利店、餐飲店、郵電局、警察派出所、農產品直銷店、中小學校（和其他町共用）、銀行ATM取款機、農業協同組合南山城村分店、居家護理支援所（南山城村社會福祉協議會）、神社以及寺廟等公共設施或便民設施。
另外，村內環境極其整潔和有序，居民住宅區古樸素雅，洋溢著濃重的日式建筑風味，著實讓人流連忘返（參見圖4、圖5、圖6、圖7）。
此外，由于地處偏僻以及農業生產所需，村民幾乎人均一臺私家車或農用車。在村頭的農產品直銷店購物時，我曾和負責收銀的老奶奶攀談，得知她家7口人就擁有7臺私家車，同時獲悉村里面臨最大的問題為老齡化和少子化，年輕人基本上都進城定居，農業（茶農業）面臨后繼無人之困境。為此，南山城村專門出臺《南山城村鄉村生活定居促進獎勵金制度》，規定凡到該村購房或租房的外地人員或返鄉人員均可獲得一定額度的財政補貼，其計算方式如下：（1）購房補助：30萬日元＋家庭人數′5萬日元；（2）租房補助：15萬日元＋家庭人數′5萬日元。以4口之家為例，購房補貼可獲得50萬日元，而租房補貼可獲得35萬日元。目前，已有4、5家外地家庭前來定居南山城村。
由于時間關系，關于該村的其他情況無法一一詳細介紹。比較而言，在中國，從鄉村到地方，各級政府屬于上下級隸屬關系。而在日本，各級政府之間在法律上基本平等，從而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自治體之間主要以“支援性關系”呈現，與此同時，地方自治體的行政首長和議員均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從而迫使地方（包括鄉村）自治體政府必須向當地居民負責并努力實施團體自治和居民自治，從而有效地促進地方治理（鄉村治理）的良性發展。
日本農業現代化程度很高，俗稱“都市農業”，您能否解讀一下？另外，日本的農協又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答：感謝您的提問。
準確地說，“都市農業”只是日本農業現代化的表現之一。我曾在京都市伏見區向島地區居住過將近2年，公寓旁邊即為一片都市農業區，讓我很直觀地感受到了日本都市農業的春種秋收之景象（參見圖8）。
那么，何為“都市農業”？根據日本《都市農業振興基本法》第2條的規定，都市農業是指“在市街地及其周邊區域所開展的農業”。另外，日本農林水產省將都市農業的功能總結為6條：（1）景觀創出功能，即能夠在城市內部形成綠色景觀；（2）交流創出功能，即能夠通過農業體驗等交流活動塑造并維系社區；（3）教育或食育功能，即能夠與本地學校聯手合作，利用農田和農產品創設出教育或食育之場所；（4）地產地消功能，即能夠將本地產的新鮮度高的農產品及時地提供給都市居民，并通過地產地消方式實現都市振興；（5）環境保護功能，即能夠減低都市氣溫并制造出涼爽空氣，同時還具有凈化水源以及保護生物多樣化等功能；（6）防災功能，即能夠提供防災用地并在災害發生時提供水和糧食。另外，還能在火災發生時有效阻止火災的蔓延，并在暴雨季節降低洪水災害發生的機率。
為了推動都市農業的發展，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援性法律和政策。除了出臺《都市農業振興基本法》和《生產綠地法》，還通過《租稅特別措施法》和《地方稅法》等法律為都市農業提供稅收減免待遇。此外，日本政府還積極實施各種支援性政策，為都市農業提供形式多樣的補助金。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最新統計數據，截止2011年底，日本市街化區域內的農業面積為83.632公頃，其中生產綠色地區面積達到14.19公頃。
關于日本農協，可以說，離開農協，日本鄉村治理將無法開展。農協，其全稱為“農業協同組合”，成立的法律根據是《農業協同組合法》，會員主要包括農民個體和經營農業的法人（近年來還招納準會員）。另外，農業協同組合還有各種全國性的聯盟組織和專業性聯盟組織，例如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農林中央金庫、全國共濟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國酪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國畜產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國養雞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等。概括而言，農協為會員提供三大服務，即經濟服務、信用服務以及共濟服務，這些服務基本囊括了涉及農民和農業的所有服務，以至于有日本學者調侃說，日本農協提供著除了“風俗業”（色情業）和“柏青哥”（賭博式撞球機）之外的所有服務。我前段時間前往京都府南山城村進行田野調查時也發現農協在該村開設有活動據點——“京都山城農業協同組織?南山城村支店”，以此為該村農戶提供各種服務（參見圖9）。
您在微信中經常曬您的導師親赴田野與學生、與鄉民一起耕種的照片，這是日本大學教學之需要，還是日本學者實證研究之需要，抑或日本學界的一種現場主義流派？
答：感謝您的提問。
我留學期間的導師是今里滋教授，他曾在國立九州大學執教20余年。2003年，為了阻止福岡機場建設項目，他毅然辭去九州大學教職，參選福岡縣知事（相當于我國的省長），最后雖然敗選但卻成功阻止福岡機場建設項目。之后他轉任日本代表性私立大學之一的同志社大學。
早在2000年，今里教授曾在日本行政學會創立50周年紀念大會的研究報告中針對日本行政學的未來走向提出這樣的改革建議，即應將“行政”置于政治之上，將行政學發展為公共學，將行政學轉化為公共問題的“綜合百貨公司”。很顯然，他明確主張日本行政學要堅持以該學問的使命來確立自己的認同，而這個使命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即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前提確立其學問的理論和方法。為此，今里教授轉任同志社大學后隨即著手行政學教育改革。
2006年，今里教授所率領的教學團隊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資助，在日本高校中首創社會創新方向的碩博士課程，致力于培養以解決地域公共問題為使命、兼具行動能力和研究能力的“社會創新家”。這里所謂的“地域公共問題”，就包含鄉村治理所面前的一系列問題。今里教授經常強調，鄉村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根基，高校學者應該為解決鄉村治理問題展開行動。
在這種理念的指引下，今里教授身體力行，經常帶領學生深入京都農村地區，為村民出謀劃策并協助高齡農民開展農耕活動（圖10）。
去年，今里教授不顧60多歲的高齡，考取了獵師證，利用周末等假期帶領學生進入農村地區打獵。原因是近年來日本野生動物繁殖過快，而獵人老齡化且后繼無人，從而導致許多農作物遭受野生動物的糟蹋。另外，今里教授針對日本農村耕地荒廢等問題，聘請日本有機農業專家長澤源一以及“半X半農理論”創始人鹽見直紀等社會實踐家為講師，開設有機農業等非常接地氣的課程，致力于培養日本農業的接班人。截止目前，今里教授門下已有2名博士和1名碩士成功創設有機農業園，1名博士成為職業獵人，另外還培養了多名活躍在其他社會領域的社會企業家。
今里教授之所以開展上述教學改革，首先是因為他一直倡導學者應該通過實踐改善社會，同時也是日本教育改革和實證研究所需，我們不妨將其做法稱之為“現場主義流派”。這種學者支援鄉村治理的模式，正逐漸成為日本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新模式。
注：文中圖片除特別說明外均由俞祖成博士攝于2016年2月22日
作者簡介：俞祖成，福建永定人，日本同志社大學政策科學博士，現執教于日本同志社大學綜合政策科學研究科，學術興趣：日本非營利組織政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改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紫金傳媒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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