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魯西南H村和M村為例
［摘要］擁有較低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農村青年要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文化資本。與布迪厄意義上的高雅文化資本不同，本研究以家教、家風、家傳等家庭傳統文化資本作為分析農村青年實現階層跨越的工具。通過對魯西南H村和M村接受高等教育或經商等方式實現階層跨越的人口比重和各自家庭與村莊家族所擁有文化資本的對比，重點分析父母的文化素養、習性，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投入，村莊家族風氣等在農村青年向上流動中的作用。盡管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農村青年在入學和流動機會等方面與城市青年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在機會和學校教育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堅韌、執著的農村父母通過對孩子的鼓勵、期望和對教育時間的投入，再加上村莊家族風氣潛移默化的影響，仍然幫助無數農村青年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實現了階層的跨越。
［關鍵詞］文化資本；階層流動；教育期望；家族風氣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底張小林的一篇帖子《努力就可以上清華北大嗎？》再次引起了人們關于“寒門貴子”的討論，因為從2011年一位博主提出“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的觀點起，人們即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諸多討論。這一觀點對中國傳統主流意識“自古寒門出貴子，從來紈绔少偉男”提出了挑戰，并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但與此同時也有諸多人反對，比如一檔電視節目《超級演說家》第二季冠軍劉媛媛在演講中提出的“活出精彩的寒門貴子”同樣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但是，在筆者看來，我們爭論的焦點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寒門出貴子”的難易程度上，因為自古以來寒門都是難以出貴子的。在我國古代，盡管寒門學者在科舉考試中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五關斬六將成為狀元郎，但是看一看現實中這些狀元郎的官階，大家就會發現，這些古代所謂的“寒門貴子”盡管取得了狀元封號，在官場上還是抵不過世家門閥的紈绔子弟。所以，拿“寒門貴子”的階層地位與“豪門弟子”的階層地位比較來判斷寒門出貴子的難易程度是毫無意義的，從古至今，“寒門貴子”一直以來都難以超越“豪門弟子”。對于這一問題的分析我們應該從階層的縱向流動來分析，也即比較“寒門弟子”的階層地位與其父代相比是否有了向上流動，或者比較“寒門弟子”與“豪門弟子”與各自的父代相比流動的方向和速率差異。只要“寒門弟子”的階層地位高于其父代，或者向上流動的速率高于“豪門弟子”，我們就可以說“寒門仍舊出貴子”。
既然“寒門仍舊出貴子”，那么他們的產生機制是什么？布迪厄的相關理論認為：“在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建構中，‘資本’起著階層分類的標準作用，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階級階層地位主要是按照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所構成的‘資本總量’來劃分的。在‘資本總量’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結構不同，社會成員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也就不同，并且文化資本起著決定性作用。”對我國農村青年而言，他們無法從父代那里繼承足夠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所以，接受教育、積聚文化資本就成為他們實現夢想與改變命運的最主要途徑。本文主要從文化資本的角度探討不同文化資本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農村青年升學、就業機會的影響，為我們研究農村青年階層地位的流動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思路
（一）文化資本概念的發展
文化資本理論是布迪厄文化社會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布迪厄雖然提出了文化資本理論，但
他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沒有對文化資本的概念做出明確的定義。早期，布迪厄只是將文化資本作為一個理論的預設而提出來，主要運用在解釋和分析出身于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學術成就的原因，分析文化資本在學術市場中所能獲得的特殊利潤和各個階級與階層之間文化資本的分布狀況。［1］
在布迪厄看來，文化資本是一個開放性的和不斷完善、發展的概念，所以布迪厄一直沒有對文化資本做出一個明確的界定。在操作方面，文化資本概念包含了語言、文化態度、偏好、行為、物品、文憑、品位等類型。在《資本的形式》一文中，布迪厄在其一系列經驗性研究的基礎上，對資本的類型所進行的一個總結性分析中將文化資本分成三種形式：具體的狀態、客觀的狀態和體制的狀態。總體而言，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在教育社會學涉及大量的文化資源，如博物館、圖書館、藝術長廊、音樂會等高雅活動的參與，以及文化物品、教育程度等。在文化消費領域，他將文化資本視為建構階級區分的標準，文化資本是文化消費所展現的生活方式和品位，是階級地位的結果呈現。
在布迪厄之后，文化資本理論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應用。在繼承布迪厄文化資本理論的基礎上，學界對于文化資本的概念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些研究中，文化資本的概念經歷了一個由狹義到廣義，由階級式的布迪厄定義到非階級式的文化資源定義的演變過程。狹義的文化資本指特權階級專有的文化知識、偏好、態度、品位以及經常參與的文化活動。布迪厄和迪鬠吉歐（Di Maggio）均是在狹義的范圍內使用文化資本的概念。［2-3］廣義的文化資本更多的是扮演著社會團結的角色，文化資本為各個社會地位群體所擁有，所有地位群體都可以用它來實現向上流動或者防止地位下滑。堅持廣義文化資本觀點的學者在對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和操作化的基礎上，不斷擴大文化資本的概念內涵，將家庭的讀書氛圍、父母的閱讀習慣以及學生們所具有的一般文化技能、文化能力、學術抱負、風格如儀態、裝扮、曠課習慣等都納入文化資本的范圍。德格拉夫（De Graaf）將父母的閱讀習慣納入文化資本的測量中。［4］蒂奇曼（Teachman）將教育資源操作化為4個指標：讀書學習的專門場所、是否有參考書、報紙、字典或者百科全書等。［5］克魯克（Crook）則發現父母的閱讀習慣以及重視閱讀的家庭氛圍比代際間高雅文化品位的傳遞對子女的教育生涯更能產生積極影響。［6］耶格（Jaeger）的文化資本測量包括4個方面：高雅文化物品（古典文學、詩歌的書籍、藝術品）的擁有情況，家庭教育資源（是否擁有字典、相對安靜的地方讀書、書桌、書本），文化交流指標，學業討論指標。［7］辛姆達斯（Zimdars）等也采用廣義的文化資本操作方式，認為文化資本包括了高雅文化參與，閱讀習慣和家庭圖書擁有量以及文化知識。［8］而國內學者主要強調文化資源和文化氛圍，劉精明的研究將文化資本操作化為14歲時父母的教育程度、藏書擁有量，讀書、讀報等文化活動，以及是否擁有地圖冊，是否擁有兒童雜志等。［9］吳愈曉則從14歲時家庭的文化資源和父母的文化活動來測量文化資本，包括家里圖書擁有量，是否有地圖和兒童雜志，是否有專門讀書的地方，是否有專供兒童讀書的場所，父親讀新聞報紙的頻率，父親讀科學、技術、文學、歷史以及傳記作品的頻率。［10］
根據以上學者的分析，我們可以將現有關于文化資本的分析分為兩類，一類是布迪厄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群體身份象征的品味活動，如聽音樂會、參觀藝術館、博物館等高雅文化資本；另一類是每個階層均有機會獲得的大眾文化資本，比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教育資源（書房、書桌、書籍等），家庭學習氛圍（父母閱讀習慣，陪伴、監督學習，教育期望等）。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中國環境中一種特有的傳統家庭文化資本，這種文化資本是以往國內外學者都沒有注意到的，在本研究中，這部分文化資本主要是指一個家庭當中所有的家庭成員所表現出來的優勢——例如勤勞、堅韌的性格品質，以及家庭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的制約家庭成員的行為規范和家庭文化——例如家規、家教、家風、家傳等。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我們是在廣義上使用家庭的概念，它的范圍可以擴展到整個家族。
（二）文化資本與階層地位的獲得
文化資本為階層地位獲得研究的文化轉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論視角和概念工具。關于文化資本在
階層地位獲得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功能論和沖突論視角下的觀點差異：文化資本既可能發揮再生產的功能，也可能是實現社會流動的工具。如果布迪厄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得到經驗研究的支持，那么高社會經濟背景出身學生的文化資本收益，要比低社會經濟背景出身的學生多，反之則是社會流動模型，即低社會經濟背景出身學生的文化資本收益，將要比高社會經濟背景出身的學生多。
在國內外研究中，有的研究認為文化資本主要發揮再生產的作用，［11-12］有的則是強調文化資本對社會流動意義，還有的則認為文化資本兼具有兩種功能［13］，例如迪鬠吉歐指出美國的經驗研究盡管表明文化資本很重要，但存在著文化流動模式而非嚴格的社會再生產。［3］中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較少，吳愈曉的研究表明文化再生產模型和文化流動模型是并存的。［9］劉精明等認為文化資本的作用是包含地位崛起機制的一種非整體性再生產。［14］
具體而言，早期采用狹義文化資本界定方式的經驗研究，大多支持了文化再生產模型。狹義文化資本的實證研究一般認為高雅文化資本對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子女是十分有利的。例如，沒有經過高雅文化社會化的學生在學校中感到十分不自在或者格格不入，他們缺乏技能、慣習和生活方式，只能從高等教育中退出（自我淘汰），即使進入高等教育，他們也無法取得預期的結果（間接排斥），同樣也無法得到教師的認可（教師的選擇）［15］。凱倫和馬斯（Karen&Maas）的研究表明，在從高中升到大學的轉化過程中，與出生劣勢家庭的學生相比，文化資本更有助于出生優勢家庭背景的學生。［16］耶格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較為平等和功績主義盛行的丹麥，文化資本仍然對教育獲得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得到了驗證。［7］
而廣義文化資本的實證研究則表明，文化資本不只是有利于上層階級的子女，而是有利于所有階層的子女。該類研究突出了文化資本的流動功能，尤其強調文化資本對下層階級子女的作用，即下層階級學生可以通過文化資本的積累克服本階級存在的各種障礙。
迪鬠吉歐提出了文化流動模型，他認為文化資本不會給高社會經濟地位子女帶來額外的優勢，文化資本為低社會經濟背景子女提供一條實現階層地位向上流動的路徑。他發現父親教育水平較低或者中等的男性學生尤其能從文化資本中獲利。［3］卡米其和卡特坎普（Kalmijn&Kraaykamp）的研究認為文化資本可以為處于劣勢的少數群體（黑人群體）提供向上流動的路徑［17］。布萊登（Blanden）的研究表明，出生于經濟貧窮背景的孩子可以在成年時克服貧困，因為文化因素對代際間實現向上流動產生了影響，這些文化因素包括父母的閱讀習慣，父母對教育的關心。［18］舍勒（Scherger）的研究指出經歷文化資本社會化程度越高的被調查者更可能實現向上流動，較好的文化資本傳遞有助于中下階級和工人階級子女實現向上流動，也有助于防止服務階級子女向下流動。［19］由此可見，廣義文化資本的實證研究表明，與布迪厄的核心假設相反，文化資本對中下層階級子女能起到額外的幫助（additional help），文化資本不只是部分地扮演了社會經濟地位高子女的再生產渠道，同時也扮演了對中下層階級子女缺乏教育的一種補償性資源，處于社會地位中下層階級的父母可以通過為子女創造良好的家庭氛圍來彌補自己的教育不足。
在本研究中，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農村青年，對他們而言，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各種文化教育資源匱乏，布迪厄意義上的高雅文化資本對他們而言是遙不可及的。高雅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作用機制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解釋力，那么西方學者提出的父母為子女閱讀、對子女教育的關心等大眾文化資本是否可以為他們提供一條實現階層地位向上流動的路徑，幫助他們走出農村，實現階層的跨越呢？另外，根據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背景，是否可以為西方文化資本理論提供新的內涵，提高這一理論視角在分析中國階層流動中的解釋力？根據我們的個案訪談資料，對中國農村青年而言，盡管他們缺乏可以直接再生產較高階層地位的經濟、社會資本，以及高雅的文化資本，但是他們中的部分成員仍然可以實現階層的向上流動，這種階層的跨越與他們所擁有的大眾文化資本和中國傳統文化資本是分不開的。本研究對以上相關的問題提出了肯定性的回答。
三、研究方法與個案情況
本研究主要采取定性訪談的研究方法，選擇的個案主要是魯西南地區全國某貧困縣的H村和M村。2014年7～8月和2015年1～2月我們對兩個村莊實現階層跨越和仍舊留在農村的部分青年及其家長進行了半結構訪談，同時還對村莊領導和權威人士進行了簡單訪問，以了解村莊的歷史和基本情況。
H村和M村地處魯西南全國某貧困縣，該縣位于蘇魯豫皖四省八縣交界處，地處華北平原中心地帶，其中H村為郭村鎮的一個自然村，總人口約1200人，該村為單姓村，只有一個大姓，同屬一個大的家族，全村僅有5戶外姓者，且全部是因為以前婚姻關系中“倒插門”而產生的。該村靠近鎮政府所在地，毗鄰一條國道公路，交通方便。青壯年村民約有一半在外打工或做小生意，留下來的勞動力主要從事蘆筍和山藥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部分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種植，并在農閑時期當建筑工人。M村為萊河鎮的一個自然村，總人口約800人，該村為多姓村，全村有三個大姓，且人數差不多。該村遠離鎮政府所在地，但是相對H村更靠近縣城，交通方便，靠近全國著名窗紗生產基地，很多婦女農閑時在那里工作。青壯年村民有三分之一在外打工或做小生意，留下來的勞動力主要從事大蒜、山藥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部分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的種植。
盡管兩村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狀況十分相似，但是兩村大學生升學比重卻有明顯差異，至2014年，H村前后約有60人獲得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學歷，而M村則僅有不到20人。是什么原因導致兩村的高等教育升學率有如此大的差異？根據訪談的資料，村莊或家族文化資本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只是聚焦于兩個村的調查，分析家庭傳統文化資本在農村青年階層地位向上流動中的作用機制，調查結果僅對這兩個村有解釋意義。
四、家庭傳統文化資本與青年階層跨越
（一）村民文化資本擁有情況
根據兩個村莊的統計資料，目前兩村戶籍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只有約十分之一的村民有高中學歷，并且這部分村民主要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常年在外打工。而絕大多數村民僅擁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家庭中布迪厄意義上的高雅文化資本擁有量普遍較低，即使是在近兩年，兩村村民仍舊沒有注意培養孩子在音樂、繪畫等高雅藝術方面的特長，他們自己平時也不聽音樂，更不會參加音樂會等，也基本不帶孩子去外地旅游，或者去博物館、科技館等。他們既沒有這種意識，也缺少這些資源。兩個村莊村民的高雅文化資本擁有量幾乎為零，所以單純的布迪厄意義上的文化資本在分析兩村村民的階層跨越問題時并不具有適用性。
至于大眾文化資本，因為這種文化資本并不需要耗費太多的經濟資本即可實現，所以絕大多數村民家庭中都擁有一定程度的各類大眾文化資本，尤其是近幾年，兩村中青年家庭的大眾文化資本較前幾年的青年家庭有了大幅度提高。現在很多農村家庭，他們擁有的大眾文化資本量是很多城市中產階級家庭所不能及的。很多父母都會在子女臥室里放張書桌，哪怕是很簡陋的，同時也會支持他們購買各種教輔書籍，關心他們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就像編號H01UP①的被訪者所言：“現在孩子的學習條件多好啊，不說學校老師比我們那會兒好多少，就看家里的條件，我專門找人給他接了一間配房，打個書桌，就是讓他能安靜地看書，只要上城里（縣城）去，都帶他去新華書店買書，只要他想要，再貴都舍得。學校老師說要買什么資料，報什么班，我絕對支持，每年一放假我還專門叫俺侄女住到俺家給他輔導、聊天，就為了讓他姐姐影響影響他的學習，他們年齡差不多說話比俺大人管用。”
但是，在不同的家庭中，各種大眾文化資本量的大小，尤其是家庭文化氛圍又有著顯著地差別。有些父母會在子女教育方面以身作則，為了使孩子有個安靜的學習環境自己也不看電視，不邀請鄰居來家中串門，在寒暑假還會針對孩子的弱項報輔導班或找親戚輔導。而有些家庭父母盡管也表示對孩子的教育很重視，絕對支持孩子讀書，但是卻只是停留在嘴巴上，或者金錢的支持上，一邊給孩子說，“快去看你的書，好好學習”，一邊招呼著鄰居在家里打麻將。
除了以上兩種文化資本外，在訪談過程中筆者還發現這些村民還擁有一種非常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資本，在這里筆者稱之為家庭傳統文化資本。這部分資本主要是指父母等主要家庭成員的生活習性、品質，村莊習俗、家族文化風氣等。這部分文化資本是中國農村所特有的，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家長自己意識不到的一種文化資本。編號M01UP指出：“他能上成學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家里一點忙也幫不上，你說俺倆大字不識一個，家里也沒啥錢給他買書，都是他自己比較認真，聽老師話，踏踏實實學得來的。”而在訪問他們的孩子時，孩子則認為自己的成功與父母的勤勞品質是分不開的。“其實現在反思一下，我覺得對我讀書影響最大的還是農活的艱辛和父母的勤勞和樸實。他們一輩子勤勤懇懇，面朝黃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一年到頭很辛苦卻也剩不了什么錢。我知道唯有好好讀書，考出去才能擺脫和他們類似的命運，才能讓他們晚年也過上好日子。所以我就發奮讀書，盡管自己腦子比別人笨，但我相信只要我比別人多付出，我就可以取得成功。就像我的父母，盡管沒什么文化，也沒有多大能力，但是他們也可以通過他們辛勤的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另外，整體
而言H村莊的傳統文化資本量要比M村莊高，H村對考上大學的家庭有一系列的獎勵，同時村莊的傳統習俗也要求考上大學的家庭通過舉辦酒席或請全村人看電影等一系列儀式活動慶祝，而M村則沒有這種文化習俗。
（二）大眾文化資本的影響
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和長期科舉制度的影響，大多數中國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期望都比較高，尤其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家庭來說，因為缺乏其他向上流動的有效機制，學業上的成功就成為他們取得社會地位、改變家庭命運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手段。所以，大多數家庭父母對子女都有較高的教育期望，都希望子女“上（學）到越高越好”，當然也有部分家長深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不支持孩子讀書，這在M村更為明顯，持這種觀點的父母多是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希望子女早日打工掙錢，補貼家用。編號M05NC的被訪者表示，“初中那會我成績可好啦，我自己也愿意上學、看書，但是俺爸爸看俺堂姐在董莊織窗紗，一個月能掙1000多，眼紅，那會一千多趕（相當于）現在五六千。說啥不讓我上高中，讓我跟俺堂姐一塊去給人家織窗紗，其實那一年我都考上二中正榜啦，最后就沒上成。要是能上，說不準跟你一樣，也能讀個博士寫文章嘞。”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期望可以促進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支持，增加子女在教育時間和經濟方面的投資。對于那些對子女教育存在較高期望的父母來說，“其
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只要好好學習就夠了”是他們對孩子的口頭語。自己平時省吃儉用，但在給孩子交學費和買教輔材料時卻從不吝嗇。正是這種對孩子教育的期望及由此而付出的實際行動會在無形當中給子女一定的壓力和動力，讓他們能夠分配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學習文化知識，思考人生的規劃和未來職業的發展，幫助他們的學業取得更大的成功，最終走出農村，實現階層的跨越。編號H02UP講述了她家里的故事，特別具有代表性：“當時家真是窮的都揭不開鍋了，老大剛結婚，還借了一屁
股債。當時就跟他爹商量，要么讓老二別上了，回家好歹能幫幫家里。他嫂子聽說之后，就跟俺說：
‘俺兄弟你們老兩口別管啦，我供，家里沒錢我去俺娘家借。我跟他哥這輩子是沒啥本事了，俺兄弟有本事愿意上，咱不能拉后腿，咱以后還都得指望他上成之后幫幫咱這個家來。’當時還專門開了個小會，就說老二上學的事，老二聽他嫂子說罷當場就表態，說自己保證好好地上（學），等出人頭地了好好報答他嫂子。現在老二在北京一個大學里當老師啦，給他哥他嫂子也都在那里找了工作，比在家是強多啦。”父母或家人對子女教育的期望確實會促進子女的學習進步，激發他們內心的責任感，督促他們去取得進步與成功。
對子女教育期望的差異是造成H和M兩村大學生比例懸殊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對H村家長訪談中，他們說的最多的是“現在農村能有什么出路，還是只能上學，只有考上大學啦，才真成公家人了，才能找個有保險、有保障的工作。打工這都是暫時的，年輕的時候出去打個工一年是能掙不少，老了不還是沒收入只能吃老本。看俺這歲數（61歲）到外邊給人家看大門人家都不要。人家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不干活都月月領退休金啦。所以還是上學才是真出路。”（編號H06UP）。而M村因為隔壁董莊村的窗紗企業，讓他們擁有比H村更多的賺取非農收入的機會，再加上這些農民企業家受教育
程度也不高，使“讀書無用論”在M村得以蔓延。很多家長都認為現在上學成本太高了，上一年大學至少要花一萬五，而出去打一年工卻可以每年給家里省下一萬五還要多，并且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也找不到工作，還不如早早輟學給家里干活掙錢。M村很多女孩子初中畢業就去織窗紗了，在家門口干幾年，年齡大了之后就開始去外地城市打工。所以M村大學生數量比H村少很多，女大學生的數量更是少之又少。
至于教育資源，主要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藏書數量，家庭是否為孩子提供專門的書房、書桌，購買各種參考書籍或參加輔導班等，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家庭教育期望是一致的。父母的教育程度作為一種教育資源對孩子的教育和階層跨越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在孩子低年級階段可以為孩子輔導功課，提高孩子的學習成績和學習信心，小時候養成的學習信心對之后各個階段的學習都會產生影響。其次，在子女升學和選學校過程中可以幫忙查找更多的資料，根據對子女的了解給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在我們訪談過程中遇到很多考了高分卻沒讀到好學校和好專業的情況，究其原因，大多數被訪者都表示在自己填報志愿的時候對各個專業和學校不是很了解，而家人和親戚也都不懂，老師又不可能去指導每個學生，在盲目的情況下只能根據片面的信息做出選擇，入校后才發現自己選擇有失誤。而家庭藏書量的多少也會影響孩子的學習興趣，尤其是在孩子的教育啟蒙階段。盡管在農村，每個家庭書籍擁有量都比較少，但是他們卻可以通過互借互助的方式閱讀到很多不同的書籍，每本好書都能傳遍大半個村莊。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長也開始為孩子購買各種書籍，從小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并且隨著互聯網和智能手機進入普通家庭，孩子自身也可以獲得很多額外的教育資源，在填報志愿等過程中出現重大失誤的案例也越來越少。在兩個村的訪談中，聽到了太多關于家長想盡辦法為子女提供各種教育資源的故事，包括借錢給孩子交學費、省吃儉用攢錢買參考書，給孩子報輔導班，花高價、找關系進重點高中，租房子陪讀，等等。盡管這些家長缺少為孩子提供更好教育資源的經濟和社會資本，但是他們在爭取資源中付出的努力是遠超很多城市家庭的，也正是父母的這一系列努力激發了孩子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他們比城市家庭的孩子更努力，能盡其最大的可能將現有資源的效能發揮到極致。
家庭文化氛圍和家庭關系也會在農村青年的階層跨越中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般而言，一個家庭中只要有一個考進大學，他（她）的弟妹或者侄子（女）也很有可能會考入大學，所以在兩個村莊中，一個家庭出現多個大學生的例子有好幾個。這就是家庭文化氛圍對人們階層地位向上流動影響的最好證明。哥姐等在學業和就業上的成功會在無形當中給弟妹和其他成員樹立榜樣，無需父母的強制要求和監督，他們也會自覺地努力學習。并且他們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困難還可以很方便地向兄姐請教。編號M03UC就提到，“我有個堂姐讀了大專，
在當地小學當老師，非常清閑，不用干農活還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拿。我當時就非常羨慕，爸媽也會經
常拿她來做例子，讓我好好讀書。因為我和堂姐年紀差的挺多，而我們兩家關系又很好。所以我小時候父母總是把我托付給我堂姐，然后我堂姐經常帶我去學校，她上課的時候我就會呆在她上課的教室里，她還會經常拿些書給我看。就這樣在玩的過程中，我還沒上學就認識很多字詞，所以小學的時候連跳兩級。因此我覺得和同齡朋友相比能一路讀到大學沒掉隊，和我堂姐對我的影響和啟蒙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是隔代影響，即家庭中弟妹的成功對侄子（女）的影響，除了上面潛移默化的學習氛圍
的影響外，他們的成功還會帶來更好的教育資源。
（三）家庭傳統文化資本的影響
教育期望、教育資源、文化氛圍等大眾文化資本在農村青年階層地位向上流動過程中確實發揮
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仍舊有一些來自較低大眾文化資本家庭的子女取得了高等教育學歷，并獲得了中產職業，實現了階層的跨越。那么其背后的機制又是什么呢？這與他們擁有的家庭傳統文化資本是分不開的，本文將主要從家庭成員的生活習性、品質，村莊習俗、家族文化風氣等角度展開分析。
盡管農村家庭在教育資源、文化氛圍等方面的資本量十分有限，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卻擁有獲取文化資本的積極態度和性格品質。這些態度和品質其實就是布迪厄意義上的“習性”，是在客觀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化而成的，同時習性又具有開放性和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就是幫助農村青年實現階層跨越的重要作用機制，是他們努力的動力源泉。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培養出大學生的家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的父母異常地勤勞。或許他們并沒有超人的手藝，也沒有其他掙錢的門路，只能在土地上用自己辛勤的雙手刨食養家。但就是他們的辛勤勞動背后體現出的勤勞、堅韌、執著、責任心等內在的性格品質在孩子身上得以模仿和繼承，孩子將模仿和繼承得來的這些品質用在學習上就會獲得比別人更大的成功。在H村，編號H01UC和H05UC的被訪者均提到父母為了掙錢給自己交學費，每天卸水泥車的事，看到父母這么拼命干活掙錢，他們沒有理由不好好讀書，他們自己也知道，唯有讀書，考上大學，在城里找一份工作才能不再像父母一樣干著最累的活，卻只拿到最低的工資。
除了父母的辛勤勞作給他們的間接沖擊外，自己或家人的一些不幸遭遇或糟糕體驗會磨練出他們更強的耐力和勤勞的品質，促使他們不管遇到何種苦難都不退縮。這種自發得來的主觀能動性要比在別人的強制監督下被迫的努力更能使他們在枯燥的求學路上堅持下去。編號H06UC告訴我們，她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退過一年學，當時家里能干活的人少，家里又種了很多棉花，所以盡管只有十二三歲，但是退學之后還是像大人一樣幫家里人干活，每天很辛苦，曾經有一次還熱暈在農田里。為了以后不是每天都過這種日子，她決定還是要上學，走出去，所以后來她就主動向父親提出繼續讀書，父親也答應了她的要求。訪談過程中她也多次提到“就是那一年拼命的干活，我被傷到了。發誓要好好讀書，不管中間遇到什么困難，一想到那一年的經歷，我覺得只要不讓我繼續干農活，什么都可以克服。”之后村里一些對子女教育期望較高的家長為了讓淘氣不喜歡讀書的孩子好好讀書，還想出一個辦法，專門在最熱的時候帶孩子去田地里干活，并且分配給他們最累的活，試圖通過這種體驗教育方式讓孩子意識到農民的辛苦和讀書的出路。而編號M02UC的被訪者則表示，支持他發奮讀書的動力，就是小時候家里經常被一些鄰居和親戚瞧不起，所以下定決心出人頭地，讓他們刮目相看。很多農村青年正是因為一些不幸遭遇或糟糕體驗讓他們在心里埋下改變命運和出人頭地的種子，他們會更加主動地發奮圖強，追求成功，在各種競爭中獲勝。
其實很多農村家庭對教育的重視也是源于一些家傳，編號M03UC和M04UC是來自同一家族不同家庭的兩名大學生，據他們說，他們家族也曾經是書香門第，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只是在他們的爺爺一代因為政治問題開始沒落，他們家族一直將“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作為家訓流傳，他們的父母認為自己因為沒“趕上好時候”而沒有機會讀書，現在國家有很多好的政策，每個人都能考大學，所以他們的家長就會一直拿這些話來鞭策他們學習，這也是為什么在村里流行“讀書無用論”的時候，他們的家長還是一直鼓勵他們好好讀書，畢業以后考公務員。
在H村這個大家族里也保留了一些家族傳統，就是每年只要有人考上大學，這家主人就會宴請全村人吃飯、看電影，當然村里人也會以給孩子路費的名義隨上一些人情。就是這個小小的傳統儀式，帶動了整村人重視教育的氛圍，使各家各戶都有比較，看誰家孩子考上的多，考的學校好。這不僅會促使家長對自家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并想盡一切辦法提供各種資源幫助孩子達到目標。同時也讓孩子自己暗下決心好好讀書，為父母爭光。同時，村里的領導班子和權威人士還會幫助考上大學的家庭爭取各種鎮級或縣級資源，比如，對考上大學的貧困家庭爭取一定的助學金，優先考慮考上大學的學生或家長的黨員申請，等等。而M村則缺少這種家族文化風氣，這可能也與M村是一個多姓村，擁有多個家族，村莊凝聚力不足，而H村則為單姓村，全村屬于同一個大的家族有一定的關系。考慮到M村既沒有重視教育的統一文化風氣和儀式，又因周圍農民企業家的出現導致“讀書無用論”的蔓延，其大學升學率低于重視教育且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H村就不足為奇了。
五、總結與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在農村青年階層地位向上流動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多種文化資本，主要包括家庭教育期望、教育資源、文化氛圍等大眾文化資本與品格習性，家教、家風、家傳等家庭傳統文化資本。不同的文化資本在農村青年實現階層跨越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大眾文化資本可以幫助孩子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資源，解決他們的各種后顧之憂。但是這些大眾文化資本作用的發揮需要個體自身的能動作用，只有在個體自身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時他才會充分利用這些客觀文化資本，將之轉化為教育獲得的優勢。而勤勞、堅韌的品格習性，家訓、家規、家風，家庭遭遇等特定傳統文化資本則在促進個體能動作用方面發揮著作用。這些文化資本可以激發出人們的求學意識，磨練人們的耐力和勤勞品質，促使人們在枯燥的求學路上堅持下去。這也是寒門學子在教育獲得中致勝的唯一法寶，但是僅有傳統文化資本培養出的辛勤與耐力的習性在幫助他們從教育地位向職業地位的轉換中卻沒有了任何優勢。因為他們擁有的僅僅是勤奮帶來的高考成績，他們的眼界和見識，綜合能力和素質都與擁有高雅文化資本和較高大眾文化資本的人相距甚遠，在長遠的競爭中不具優勢。所以，只有大眾文化資本和傳統文化資本共同發揮作用，才能讓農村青年真正實現階層的跨越，走進中產階級行列，并在進一步的生活中，獲得更高的高雅文化資本，并將這些文化資本再生產給自己的子代，使他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實現階層的最終跨越。
注釋
①本研究中，訪談對象編碼規則如下：第一個字母代表村莊，H或M村；第二和第三個數字代表家庭編號從01開始；第四個字母代表該家庭的子女是否讀大學，U為讀大學，N為未讀；第五個字母代表成員類型，P代表父母，C代表子女。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年探索》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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