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二 00 八年，帶領我的‘三農’研究團隊做的中國農村相關利益群體的調研和分析。當時希望可以成為是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現實中國社會的后續版，并能給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撐。將分六個博客呈現給大家，分為‘ 研究推導思路研究、推導過程框架、重點名詞解釋’三個部分論述。正文如下：“消滅”農民，實現城市與農村雙向接軌產業格局體制的深入研究
一、研究推導思路（注：部分重點名詞在第三部分進行了詳細解釋說明，可供參閱）
（一）中國農村問題既是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談到政治問題，農村（農業）從古至今肩負著繁衍生息的生存使命，一直是中國（政局）穩定發展的基石；談到經濟問題，農村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最龐大的群體，農民經濟的發展關乎中國整體經濟走勢以及社會各階層群體的利益。跨越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中，中國經歷了從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時期），到毛澤東倡導的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再到鄧小平倡導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農民問題一直是都是首要問題。從歷史角度看，由于各個社會階段的政局環境、經濟能力、發展目標的不同：新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民主時期，農業承擔了中國龐大人口的生存重擔，在那個時期中國的經濟還處在一個重組、復蘇的階段，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本去解決農民問題；到了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財富積累，城市得到了飛速發展。但是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搞市場經濟，就會損失和無法顧及一部分群體的利益，所以當時的農民依然徘徊在解決溫飽問題上，還是沒有脫離生存的范疇；隨著改革開放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了后工業時期， 在完成農業革命、 工業革命、 信息革命邁向休閑革命的現代社會，財富的積累，城市化的突飛猛進，生活需求的膨脹交織在一起，中國應該也必須要解決農民問題了。
從經濟角度看，中國經濟的三架馬車：投資、貿易、內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不斷爆發的國際經濟形勢動蕩，貿易已經如履薄冰，不確定性和各國的貿易壁壘以及大宗貿易產品波動導致的連鎖反應，已經讓貿易無法滿足中國快速發展的需要；投資具有選擇和信心兩大特征，國際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外部以及內部（非政府）的投資信心受挫，直接導致投資市場的不活躍。而政府投資的主動出擊，又要考慮投資領域選擇是否正確，投資是否可以起到緩解、刺激、帶動經濟平穩增長的目的；內需對于中國擁有 14 億人口的大國，正是醫治外部經濟形勢緊張最好的良藥。如何才能建立起內需循環，刺激內需消費，內需市場在哪里？城市的發展是一個穩步前行的過程，內需雖然強盛和豐富，但是已經形成固定的消費習慣，消費和需求能力可提升速度較慢。而農村擁有 8 億龐大的消費群體，這個數字很可觀，市場也很大（如家電下鄉），解決中國經濟穩步發展，拉動農民內需勢在必行。但是農民剛剛解決生存問題，走出溫飽 （甚至一些地區還處在溫飽階段） ， 從經濟消費能力上根本不具備拉動內需的要求，另外農民本身就滯后城市人的意識形態，消費意識也落后。這雖然是個阻力，但同時也是發展契機。結合剛才提到的投資的選擇性，如果投資到農村，既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又帶動了農村產業循環，提升農民的消費能力和意識。
借歷史發展使命和經濟增長內需雙機遇，農民問題必須要得到解決，所以我們提出“消滅”農民。“消滅”農民不是要消滅農業、消滅耕地，而是消滅農民的生活形
態和生存方式。 社會在進步， 后工業時期的到來已經宣布農業進入到全新的產業化階段，而陳舊的農民生活形態和生存方式就應該被淘汰。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反過來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 兩者相輔相成， 才能實現生產效率的最大化。 農民重新梳理生產關系，以農業產業（技術）工人的形態，城市生活需求與農村互動形成的生活方式，投身到市場經濟與農業形成的復合型產業化的建設中去，就完成了“消滅”農民。
“消滅”農民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手段。中國三農問題不
是三個問題而是一個問題，是一個整體，農民就是這個整體的根本。觀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發展歷程，大多都在針對一項或者兩項進行解決：像農村基礎設施和產業化的建設，科技普及下鄉，農產品科技研發等。依據上述提出“消滅”農民的解釋，農民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收入問題，科學技術再好，農產品科學技術含量再高，沒有消費市場買單，農民賺不到錢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還會讓農民抵觸和不信任科技產品，導致農業科技束之高閣，創造不了價值。同樣，如果單純對農村投資進行基礎設施和產業化建設， 農民依然沒有獲得必須的經濟收入， 生活水平和綜合素質還處于原始狀態，就算農村建設再好，產業化規模再大也依然會是人畜共生、臟亂差的局面，治標不治本。反過來如果政府買單強行提高農民收入，沒有科學技術和農村基礎設施以及產業化建設支持，富裕也是一時富裕，不會長遠。所以“消滅”農民不是一個單一的過程，而是復合、系統的過程。在“消滅”農民的同時，農業產業化成為了農村的主導產業，科技成為了占領市場的競爭優勢，農村成為了連接城市和農民的紐帶，所以中國三農問題永遠是一個整體，“消滅”農民就是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
（二）欲救則溺，欲破則興——《戰國策》* 公孫杜仲論著。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上，多年來始終都在圍繞如何讓農民脫貧致富，如何建設農村，如何科技興農上做文章。公孫杜仲的這個觀點則恰好相反，先破后救。挽救農民不如“消滅”農民——30 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城市大變樣，唯一缺少的是落下了農村。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城市化必然是主導趨勢，城市的擴張，生活需求的膨脹，將會拉近農村與城市的距離。隨著城市的發展，不斷涌現出的大量、豐富而且充滿創新的生活需求（特糧特菜、居室花卉裝飾、旅游觀光等），不僅可以帶給農民巨大的盈利市場，還可以讓科技興農有的放矢。持續不斷的高附附加值需求的激發，還將帶動農村復合型產業化建設，讓農村逐步變成“鄉間城鎮”；讓農業普及科學技術多產增值；讓農民既可以在經濟上富裕， 也可以通過與城市的互動溝通， 產業化、 科技化在精神上富裕，最終轉化為農業（技術）產業工人，徹底實現”消滅”農民的目標。
與此同時，繼續“破”的出發點，中國解決三農問題主要依靠兩種方式：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方式和依靠農村自覺自醒的方式。首先自上而下的政策在制定前會因為顧及全國統一發展的大局而缺少針對性，喪失了一部分效力；地方政府，各鎮、村政府調節地方政績、財政、職位的需要，轉化了政策內容，又喪失了一部分效力；落實到農民身上沒有市場指導，沒有準確有效的科學技術扶持，主要勞動力已經流失進城，農民信心不足，再度喪失了一部分效力，所以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方式收效甚微。其次依靠農村自覺自醒，農民由于缺乏長遠的眼光和生活追求，很難抓準市場發展走向脫貧致富；再加上組織管理的落后，資金的匱乏更是難上加難。既然這兩種方式都存在問題，勢必要找到一種全新的方式來徹底解決掉這些阻礙中國三農發展的癥結——即在堅持自上而下政策下達的基礎上， 實施自下而上的城市與農村雙向接軌 （市場接軌、文化接軌）產業格局體制建立。
綜合上述分析內容， 已經簡要的表明了 “消滅” 農民的主旨思想和 “破” 的思維方式，既然已經明確了“消滅”農民是迎合歷史使命和經濟發展需要雙機遇下的產物，同時“消滅” 農民就是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找到如何才能切實有效的 “消滅”農民，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實現城鄉產業一體化的辦法。在正文《“消滅”農民，實現城市與農村雙向接軌產業格局體制的深入研究》中做詳細闡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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