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由于生存的需要由農村來到城市就業，遠離鄉村文化場域，脫離農村生活實踐，造成這一群體傳統性的斷裂。城市生活的邊緣地位、非正規的就業部門、社會交往的隔離等一系列社會結構的安排使得這一群體的現代性呈碎片化的特征。傳統性的斷裂與現代性的碎片化將最終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未來。重塑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性既需要增強這一群體的生存資本，又需要在政策上推進這一群體的城市融入和現代性生成。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傳統性斷裂；現代性重塑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是工業化進程的基本內容，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也是現代化的基本目標之一。《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指出，新型城鎮化將從土地的城鎮化轉為“人”的城鎮化。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6894萬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12528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1］。人口流動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城鎮化的重要對象，他們的現代性與傳統性特征直接影響著我國城鎮化的未來走向。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于農村，就業于城市，具有雙重特征：一方面是農村傳統性的積淀，另一方面是城市社會現代性的重塑。新生代農民工在某些特征方面既區別于農村居民，又和城市居民有一定的距離。在流動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常態的語境下，傳統鄉村文化是否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得以保留?流動經歷是否使新生代農民工汲取了現代性特征而邁向了現代化社會?城鄉的地域與職業轉換對他們現代性的塑造起著什么樣的作用?這些都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內容，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于農民工傳統性與現代性問題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宏觀方面，主要從現代化視角進行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注重社會制度、國家政策設置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影響。一些學者認為，由于制度、政策因素以及二元社會結構等原因，農民工長期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未能實現真正的流動［2］。戶口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制度，容易導致農民工城市化進程的中斷，制度對他們的限制及就業中的不平等與不穩定，使他們成為城市的過客，客觀上農民工并沒有進入城市制度體系［3］。王春光從社會整合的角度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入城市社會，但他們主要還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場層面與城市發生聯系，沒有融入城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處于半城市化狀態［4］。
微觀方面，主要從社會化的視角研究農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繼續社會化及現代性的獲得。農民工的城市生活過程是一個再社會化過程，從主觀意愿看，農民工把獲取經濟收入作為首要目的，來到城市后，在形象、言談舉止等生活方式方面主動模仿城里人［5］。但是無法通過與城市居民的社會交往培養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現代思維和意識，阻礙了他們現代性的生成［6］。現代城市文化和農村鄉土文化存在一定的沖突，城市的現代化生活使新生代農民工逐漸失去對家鄉的認同，但是城市的文化排斥又使他們傾向于從鄉土文化、血緣關系中尋求心理安慰［7］。大部分學者認為，外出流動有助于促進農民工現代性的生成，外出務工是農民體驗工業文明和現代生活方式，從而提高現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徑和動力［8］。
可以看出，目前一些學者從城市融入或適應的角度對農民工現代性的轉變進行了一些簡單描述，但是缺乏詳盡的研究與梳理。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的傳統性呈現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流動經歷是否使他們獲得了現代性?學界對此并沒有總體的梳理與把握。本研究從中國變遷的現代化趨向入手，基于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的視角，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傳統性與現代性進行綜合考量，進而提出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政策路徑。
二、新生代農民工傳統性的斷裂與現代性的碎片化
(一)傳統性斷裂
傳統農村社會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傳統的倫理道德以及鄉規民約成為印刻于農民頭腦中的行為準則，基于鄉村生活實踐也形成了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于農村，就業于城市，這種職業與地域空間的遷移對他們原本傳統性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起著消解的作用。具體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傳統性的斷裂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指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個人或群體在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各種活動形式及表現出的行為特征的總和。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與特定的時空背景與生活實踐密切相關。傳統的農村社會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民的生活方式與以農業生產為特征的生產方式緊密相連。生產、消費、休閑等方式基本上是滿足生命的本體性需求。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商品經濟之上，受城市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傳統的吃苦耐勞精神在褪色。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缺乏農村生活經歷，隨父母在城市長大，更注重物質需求，追求生活享受，不愿吃苦。城市生活的經歷解構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的本體性需求，在消費方式中模仿城市人，在意商品所帶來的身份、符號功能，追求衣服、發型的時尚與潮流。現代的消費只是訓練人們一種捕捉符號的技能。消費結構中，用于食物消費的比重在逐步減少，而用于休閑娛樂的支出在不斷擴大。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生活方式的轉變尤為明顯。在生活習慣、穿著打扮、消費需求等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年輕人并無明顯差異。
2．文化習俗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禮治社會”，地域性的知識與習俗對人們的行為有很強的約束作用。青少年通過家庭教育、農村社區熏陶，儀式的“在場”，鄉村的傳統性得以延續，逐漸形成了懂禮儀、明事理、能做事的農村社會成員。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與流動經歷，傳統的文化習俗在這一群體的延續出現斷裂。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早期作為留守兒童生活在農村，一部分作為務工人員子女隨父母一起在城市生活。在務工大潮和市場經濟的影響下，留守兒童生活在鄉村文化逐步瓦解的環境中。早年的成長經歷與成長環境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對傳統的農村習慣、風俗、道德并不認同。近年來，在城市化與現代文明的強勢話語下，鄉村文化被視為“愚昧”、“落后”的代表，鄉村文化不斷衰落。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部分在社會化的關鍵時期在這樣的鄉村環境中生存，對城市的向往和對鄉村生活的擯棄是他們青少年時期的主要動力。對于成長在農村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兒童、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經歷并不能使傳統性在這一群體身上得以延續與繼承。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兒童、青少年時期隨父母在城市生活，他們對農村生活體驗更少，缺乏鄉村文化習俗的熏陶。由于父母在城市務工，無暇顧及子女教育，也缺乏父輩對其鄉村傳統文化秩序的灌輸。離開了農村的“場域”，更多是受學校以城市話語為主導的知識體系的影響，同輩群體大多也是務工人員子女。與農村環境相背離的社會化環境最終導致成長在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對傳統文化習俗的理解與認知，相反對農村的傳統習慣有一種排斥與抵觸的心理，對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滿懷好奇與崇拜。在這樣的背景下，這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現有體制下是農民身份，但是成長環境與經歷以及后來的生活割裂了其與身份一致的傳統性的繼承與延續。
3．價值觀念
與社會認同在傳統農村生活實踐中逐步養成了中國農民以“義”為基礎、以“禮”為秩序、以傳統的道德為要求的樸素的價值觀念。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引領下，傳統農民重視親緣關系，宗族利益、家庭利益是其生活的重要基礎。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實踐中逐漸拋棄了被認為過時的傳統價值觀。在城市生活中，他們更為重視經濟利益，為經濟利益有時不顧道德的約束。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為了提高個人收入，不惜犧牲家庭利益與地域社會的利益。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在價值觀念上去除了傳統社會以家庭、集體為本的觀念，在外的目的更多的是實現個體價值。如在婚姻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開放的價值觀；在生育上不再是為傳宗接代；在人際交往上體現出更多的功利目的；在行動上體現出更多的經濟理性。由于城市的務工經歷，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社會產生了一定的距離，對農村的“鄉土認同”在逐步削弱。不少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社會也逐漸疏遠，不喜歡農村，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甚至厭惡農村，不能接受農村的生活。在身份認同上，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不是農民，刻意去除自己的農民身份標簽，又不認為自己與城市居民相同。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方式，希望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生活，不愿意再回到農村，不愿意把種田作為其人生目標［9］。
(二)現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農民工遠離鄉村生活的實踐使得他們在傳統性上出現斷裂，但與傳統決裂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獲得了完全的現代性。從很多方面看，他們只是具有某種現代性的元素，離真正的現代城市社會所需要的現代性還相差甚遠。從現實表現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碎片化表現在如下方面。
1．日常生活中現代性的碎片化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邊緣化地位，在城市生活中他們的主體性意識并沒有獲得重新塑造，而是在城市狹小的工作、生活空間中，重復簡單的生活。在陌生人充斥的城市空間中，日常生活的行為邏輯仍然遵循經驗的傳統。由于學歷層次、知識水平的限制，更缺乏對事物的科學、理性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活中的主導性思維本質上依舊是以經驗代替理性分析、以人情代替法治和契約。在行動邏輯上，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仍具有農民所具有的保守性特征。現代性的社會個體應具有獨立性、自主性、權利意識，面對繁雜的社會生活，有一種需求制度支持的意識。由于城市的社會排斥，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仍舊是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老鄉群體。大多是通過傳統的社會網絡等非正式的渠道尋找非正式的制度支持，現代社會所要求的主體性意識缺乏。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大部分不知道也沒有意識去通過報紙、網絡尋找他們可以依賴的正式規則系統，更不會去主動了解和解讀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的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政策。現代性公民是有著民主參與意識的社會個體，“被參與”、“不參與”是中國農民在公共事務中典型的態度，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一特征尤為突出。
2．工作場景中現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大多被排斥到低端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就業于非正規的勞動部門，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憑借體力從事臟、亂、差的工作，技術含量非常低。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臨時性與流動性非常強，得不到法律保護，就業環境差、經濟報酬低；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享受不到法定假日。在這樣的工作場景中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學習新科技知識的動力與機會，只是被動地從事著簡單而又機械的工作。工作類型與工作性質與農村生存狀態差別不大，與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與組織方式相差甚遠，知識與現代性無施展的場所，創新意識、科學態度、學習動力都無從談起。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就業，并沒有進入城市現代經濟部門，大多處于靠體力、半體力勞動的非正規就業崗位，工作場景與現代組織方式相差甚遠，在工作中無法塑造現代性。
三、傳統性斷裂與現代性碎片化的多維因素
(一)社會結構的宏觀背景
人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不會憑空而來，需要在特定的場域中得以塑造。在當前的社會變遷中，現代化和城市文明成為中國的強勢話語。城鄉二元結構下，為了擺脫貧困，農村居民也在崇尚現代文化。傳統文化日漸衰退，鄉土性秩序、風俗道德日漸衰敗。新生代農民工在追求現代性方面有很強的主觀意識。但是個體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畢竟是微弱與渺小的。城市的邊緣地位、非正式的就業部門、社會交往的隔離，與城市現代制度體系相隔絕的狀態最終造成他們現代性的碎片化。
新生代農民工由農村來到城市，由于制度的障礙很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一直處于城市的邊緣地位。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較低的收入使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區域邊緣化，大多集中于相對偏遠的城郊，居住在簡陋的廉價出租屋里，居住條件、生活區域等與主流城市生活明顯隔離。由于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二元的經濟結構和二元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作用，新生代農民工屬于在城市低端就業的群體。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于非正規的勞動部門，很少人接觸到正式的現代化科層組織，就業環境與城市現代化管理體系相脫離。在工作環境中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簡單勞動力，得不到培訓和晉升的機會，無法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諸如社會保障等其他權利。并且由于社會身份、經濟地位等因素的障礙，使得他們的交往主要限于新生代農民工等同質群體內，無法通過與城市居民的人際互動培養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現代思維和意識。
(二)微觀個體原因
從個體層面看，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是個體“經濟理性”的選擇，早年外出的經歷使得他們缺乏對農村的認同與鄉土性的繼承。新生代農民工整體學歷層次較低，大部分僅有初中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職業技能欠缺。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的升級換代，大部分城市就業崗位對求職者的文化層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求職者掌握相應的先進技術。一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步用知識技能代替簡單的體力勞動，新生代農民工較低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使之很難適應這些崗位的要求。從目前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缺乏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的決心和毅力，對參與各種培訓關注不夠。他們羨慕城市居民的就業崗位與經濟收入，卻不知從何入手提高自身的城市生存競爭力，普遍缺乏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與生活目標，這造成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短工”和“短視”行為。在城市中的就業和生活，很多人抱著一種“暫時性”的態度，缺乏開放性的心態，面對城市居民有一種自卑心理。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缺乏與市民、社會組織進行交流、溝通和融合的信息與能力，交往最多的是一起打工的老鄉。城市的文化價值觀念并沒有內化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頭腦中，在城市并沒有找到情感上的歸宿。有限的教育經歷、較低的個人素質，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發展的潛力非常有限，也很難有現代性公民所應具有的理性分析與個體決策的能力。
在離鄉背井的城市生活中，新生代農民工無論生活方式還是行為方式都在模仿現代城市居民，以期獲得“現代性”。在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社會，城市就業收入遠遠高于農村，新生代農民工急切地與傳統決裂，也體現了個體生存的理性。但是去除傳統容易，獲得現代性卻很難，現代性包括一系列的過程，不僅包括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的變化，在深層次上更是在較高的文化素質基礎上的一種思維習慣、價值觀念、行為邏輯的再造過程。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可以模仿學習，而現代性對個體要求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邏輯的改變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四、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重塑的政策推進路徑
新生代農民工的城鎮化是中國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選擇，如何使這一群體在原有傳統性特征的基礎上具有與現代社會相契合的特征，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是未來一段時間政府決策部門需要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應該以新生代農民工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特征為突破口，以新生代農民工適應中國的現代化變遷為主線，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演進的對策。
(一)賦權：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資本
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由于城鄉之間、不同地域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很多制度設置體現了更多的地方利益、地方保護。公平和正義是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據，在邁向城市化的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應被賦予公民平等的生存權、發展權。給予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保障權、就業權、子女教育權、繳納社會保險權等一系列公民的基本權利。逐步將城市公共福利體系向新生代農民工開放，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利益，使他們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與發展機會。逐步放開住房保障、繳納社會保險等一系列社會保障的戶籍限制。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城市的邊緣群體，政府應出臺一些針對他們的社會福利政策，改善他們在城市的生存環境。消除新生代農民工不平等的意識，在教育培訓方面給予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機會，使這一群體在平等的制度設置中逐步完成現代性的塑造。如加強在流入地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機制，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基地，可以嘗試利用高等、中等學校的師資、場地等資源為新生代農民工開展培訓。培訓內容既包括職業技能、職業素養，更要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性思維能力，同時要弘揚傳統鄉土文化，保留傳統精神的精髓，全方位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素質。
(二)政策上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與現代性的生成
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生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條件，需要在政策方面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現代性的生成。如給予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空間，在政策上促進新生代農民工進入現代企業，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規則、權利意識，培育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契約精神。鼓勵新生代農民工設立自己的社會組織，通過組織活動和組織幫扶，讓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有一種群體歸屬感與城市歸屬感。建立農民工組織與其他社區組織、企業組織溝通交流的渠道。通過各種社會組織創造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與城市居民、企事業單位互動的機會，使新生代農民工盡快學習現代化的知識，給予他們更多向上發展的積極動力。同時通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組織機構，使新生代農民工實現自我管理，行為自控，并通過自身組織納入城市管理體系。
在政策宣傳上，要改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歧視性話語，給予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客觀公正的評價。弘揚城市民對新生代農民工平等、尊重、包容的現代公民精神，改變城市居民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的相互排斥關系，消除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歧視態度，樹立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交往的自信。以社區為平臺，建立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溝通的機制，加強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交往。通過社區幫扶活動，縮小城市居民與新生代農民工的距離，消除雙方的刻板印象，促進雙方交往心態的轉變，在與城市居民的交往過程中，重塑新生代農民工的現代思維與科學、理性精神。
(三)加快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距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一方面，要創造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條件，另一方面要加快農村社會的發展，提高青年農民素質。在產業政策、社會保障、發展機會上向農村傾斜，提升農村社會自身吸納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并增強農業人口的現代性。目前在我國城鄉二元格局的背景下，農村缺乏現代化的產業和企業，農村的生產方式還停留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階段。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離現代化還相差很遠，在這種形勢下，農村人口的現代性無法有效構建，因此必須在發展中促進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與現代性的增強，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培養農民的現代思維意識與理性精神。在經濟轉變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快農業的產業化，在政策上扶持農產品的深層次加工；另一方面，要培育農村發展現代化環保型工業與商業的能力。在文化方面，在不拋棄優秀鄉土文化的基礎上，綜合提高農村人口的現代文明程度。在社會保障方面，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以農村社會的發展為基礎，促進剩余勞動力的就地、就近轉移，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現代性與秩序性。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2/content_2677889．Htm
［2］江立華：《論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與現代性》，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3］任遠鄔民樂：《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文獻述評》，載《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4］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5］朱力：《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載《江海學刊》，2002年第6期。
［6］劉傳江：《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挑戰與市民化》，載《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7］郭立場：《轉型期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問題的分析與思考》，載《農村經濟》，2013年第6期。
［8］郭正林周大鳴：《外出務工與農民現代性的獲得》，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5期。
［9］張春龍：《現代性與邊緣化：新生代農民工特點、問題及出路探討》，載《中州學刊》，2011年第3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青年社會科學》20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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