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糧價大幅度下跌,一些地方的種糧大戶因虧本退租土地。今年4月初,《人民日報》刊文說切莫輕視這一現象。聯系起各地正在進行的土地流轉,這一苗頭可不是啥好事。土地流轉避免了曾經日益惡化的土地撂荒問題,我國糧食生產安全獲得基本的土地保障。可因玉米價格下跌30%而引發的糧價低迷,使得一些土地流轉大戶對繼續履行合同心存疑慮。如果糧價再繼續低迷幾年,各種毀約、拋荒等損害農民利益和糧食安全的事必將大量出現。
土地流轉是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經營權(使用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織,即保留承包權,轉讓使用權。農民可以通過轉包、轉讓、入股、合作、租賃、互換等方式出讓經營權。為確保糧食安全,避免土地撂荒,我國鼓勵農民將承包地向專業大戶、合作社等流轉,發展農業規模經營。
如何看待當下的土地流轉?中國鄉村之聲農民觀察員董庭輝評價土地流轉是“又一次土地革命”。在農民朋友眼里,當代中國有過四次土地革命,第一次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第三次是1978年后的土地承包責任制,第四次是正在進行的土地流轉。“第一次和第三次無疑是成功的,這一次還不好說”,這是不少農民的真實看法。為什么現在的土地流轉“還不好說”?因為農業風險太大,農民有顧慮。2000年代,湖北省監利縣有位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曾上書朱镕基總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中國的農業真危險。”這些年,國家在農業領域進行大量投入,“三農”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緩解,但人多地少的矛盾和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還很難徹底解決。
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改革最早來自民間實踐一樣,土地流轉也來源于農民和基層干部的智慧。我國農業最大的問題是人多地少,人均一畝三分地,種啥能發家致富,種金子嗎?即便種金子也長不出金子來。1993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農村大量勞動力紛紛向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轉移,轉移后的家庭因缺乏勞動力,便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給他人。剛開始的流轉多發生在親友和左鄰右舍之間,代種只是口頭協議,多為免費代植。由于擔心地被別人種“沒”了,不少農民還心存疑慮,不敢讓別人代種土地,加上種地成本越來越高,種地越來越無利可圖,大量土地被撂荒。記者在一個糧食大縣了解到,當地曾經有四分之一的耕地無人種植。為了完成糧食生產任務,該縣只得層層下達任務,組織其他農民把撂荒地撿起來,實行規模化經營,這是土地流轉最早的來源。
取消農業稅之后,國家不斷加大糧食補貼和各種投入,規模種植成為一件有利可圖的事。大量資金進入,一大批合作社不斷涌現,規模化、機械化作業在華北平原、東北平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地勢平坦地帶興起,農業領域一片生機勃勃,我國糧食生產在耕地日益減少的情況下,連續12年獲得豐收。
200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其中關于“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的規定,強調“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村莊、集鎮、建制鎮中的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同時,在廣東、浙江、江蘇、上海、安徽、天津等地的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開始了局部或區域試驗,并發展出了重慶農地入股等模式。2014年,中央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要求大力發展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五年內完成承包經營權確權。今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則提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完善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依法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構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體系。
據了解,目前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經流轉;全國2.3億戶承包土地的農民中,6600萬戶或多或少地流轉了土地。
在當今世界各大農業體系中,采用何種方式發展本國農業,因地制宜是一個重要原則。比如缺水少地,以色列就走節水和高科技線路;山多平地少,故日韓模式推崇中小型農莊;美國人少地多,大型機械化作業就是其農業的基本特征;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精耕細作,循環發展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智慧的結晶。安居樂業、五谷豐登、歲稔年豐、不稼不穡、風調雨順、瑞雪兆豐年、秋收冬藏、肥水不流外人田等大量成語、熟語就來自農耕生活。
2012年,我到對農報道領域工作,當時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轉基調就是規模越大越好。至于大到什么程度為宜,很少有人認真考慮過。盲目的貪圖大而全,不僅給投資者帶來巨大風險,還因為強征等原因,人為的制造了大量社會矛盾。事實上,我國目前一些嚴重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問題,均直接、間接的與土地相關。發現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后,中央連續下發文件,明確土地流轉要遵循自愿、適度的原則。農業種植要規模適宜,風險可控,其合理性已被人類漫長的農耕歷史所證實。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前幾年土地流轉頭腦發熱所帶來的問題,在去年秋季糧價低迷的沖擊下暴露無遺。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的龍江縣被稱為全國玉米第一縣,而且種植戶的種植面積普遍較大,一分、一毛錢的價格波動,反映在收入上都是天壤之別。龍江縣東方紅農機合作社種了5000畝的玉米,理事長馬金生告訴中國鄉村之聲記者,按照當時的臨儲價格計算,收入要減少上百萬。對去年的玉米種植大戶來說,保本并略有盈利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大量種植戶甚至掙不回自己的工錢。
規模化種棉花的河北邢臺南宮村民曾告訴中國鄉村之聲記者,2009年南宮土地流轉租賃價格為一畝地280元,2016年已漲到850元,種植成本很高。
如果玉米等糧食價格持續低迷三五年,農業領域的大量中產階級將何去何從?把一輩子積累投入大規模土地流轉的經營者要么被迫放棄土地;要么負債累累;要么違反約定,改變土地用途,耕地非糧化傾向會進一步加劇。更殘酷的現實是,由于累加效益,流轉規模越大,損失就會越慘重,翻本的可能性也越小。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一直主張發展家庭農場,他認為家庭農場是最符合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
土地流轉固然是大勢所趨,但如何讓種地、尤其是適度規模種植變得更有保障卻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鄉村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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