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土改又成時髦話題，新土改再成迷人誘惑，農民都已醉眼迷離。改來改去，本報以為，現在的土改都是在還債，還六十年前的債。其實，倒退六十年，全國掀起土改熱潮時，曾有獨立知識分子上書毛，力阻土改，并做出了驚人的預言，不幸的是，預言成真!本報帶您來一起回憶這段驚人的預言，這個人就是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這是一個先知者的悲哀，也是一個國家的悲哀。
1949年12月，董時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對中國土地經濟和農村社會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幾十年的折騰之后，終于被政府和學者認識了的問題。
董的觀點簡單明了：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他認為，當時共產黨的文件和政要的講話，都引用莫須有的調查，認定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經過多次重復而被誤認為事實的虛言，令董憤憤不已。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五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五至十畝，13%農戶擁有十至15畝，一千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于雙方自愿，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于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地主不是一個階級，"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個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董時進主張用技術手段改進農業，例如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復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
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愛護而非打倒;他們的財產和土地不可侵犯，他們應當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殘酷地斗爭。中國的優秀人才，許多來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數，這對海外讀者，不過是常識;然而在國內，地主就是黃世仁那樣的大壞蛋，至今仍然是從小學開始灌輸的觀念。
董時進1900年出生于重慶墊江，1924年赴美留學，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之后到歐洲考察當地農業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校教授農業經濟，出任過江西省農業院院長，并曾在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職。
1938年，他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在發刊辭中稱，一是要傳達有益于農民的知識，一是要作農民的喉舌。月刊內容分政論、農業科技、農人之聲和通俗文藝三部分。從農民的角度和需求來辦一份刊物，看來自然而簡單，在中國大陸卻忽略了數十載，直到今天，在數千份社科和人文類雜志中，針對農村人口的，也僅有 1980年代中創刊的《鄉鎮論壇》、《農家女》等極少數。
《現代農民》月刊也抨擊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腐敗。董寫過"保長的威風"、"駭人聽聞的鄉長"、"一個佃農吃了地主的虧"、"役政的弊端"、"征糧舞弊應處死"等文章，還針對蔣介石萬歲的口號寫了"請政府禁呼萬歲"一文，其中寫道："萬歲原系君主時代對皇帝的稱呼"，"萬歲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組織政府雇用官吏，而結果好似找來了一些老祖宗"。《現代農民》月刊遭國民黨當局壓制，他于是發表文章說："批評政府是農民的權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評" 。
1945年10月，董時進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作為民盟政綱之一。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會后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時進在上海成立中國農民黨，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說道："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并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六十年后，也就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研究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提出給農民與公民權利的主張。董的見解，似乎更為深刻。中國農民黨側重于鄉村建設，謀求于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剝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
農民黨拒絕參加國民黨的'國大'，董時進著文指責"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這800人的小黨也不為共產黨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國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隨后解散。董時進曾經贊揚中國共產黨"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尤其是贊揚陜甘寧邊區的" 三三制"政權。到1950年初，他對共產黨的希望破滅，他也知道自己給毛上書不可能被接納，此時，應付他的大新農場公糧繳納，令他焦頭爛額，最后幻想破滅，決定遠走香港。
他對今后中國的去向十分悲觀，對農民的前景尤為絕望，說："將來生產出來的東西，可是要盡量繳歸政府，自家能夠保留的，最多只夠養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換句話說，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將富人的土地和生產工具等奪過來交給農民，叫他們利用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產。這和給牛一個犁和幾塊地，叫牠去耕，是沒有分別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處呢?貧民為了報答政府的賜賞，除了為政府生產外，遇必要時還要去為政府打戰。總而言之，共產黨是要用富人的錢和物，用貧民的力和命，去幫他們打天下" 。
作為農業經濟學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經濟。"組識貧農和一些無產無業的分子，告訴他們說：'地主和富農都是封建的，他們殘酷地剝削了你們，所有使得你們貧窮。現在我們要幫助你們去吧他們的土地房屋占過來，把各種農具，家具，糧食，等等都拿過來。''那些貧民明明知道所謂地主富農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貧窮并不是由于地主富農剝削，然而政府的委員既然對他們這么說，叫他們這么做，而且他們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樂不為呢。于是他們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殺掉，隨著政府的委員(工作組)一齊去打搶。這一些貧民即使暫時得到了一點兒物質的好處，可是他們的天良完全被毀滅了。"
他對土改的批判，和數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等得出一致的結論：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及私人物品統統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在沒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礎的中國，傳統道德規范是社會整合之基礎。顛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為后來的政治運動奠定基礎。
他對隨土改而來的鄉村悲觀預言，包括土改以后就會收回土地搞"社會主義化"，幾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經是個貧窮的寡婦，善持家，到父親輩，薄有田產，又極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學。且看他如果預言未來的農村教育："在過去，比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學讀書，甚至去大都市進大學，所以農村中尚能產知識分子和各項人才。今后這些人家沒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種十畝八畝的小貧農，他們的糊口且不易，哪里還能送子弟進學校。如果學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在過去有富人負擔，貧寒人家可以豁免，現在要大家平均負擔，他們負擔得起嗎?何況孩子們要撿柴拾糞，幫助雜活，即使有免費的學校，也沒有去受教育的時間。農家子弟不能受教育，農人永遠不能翻身了"。
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其實，他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后，這個政黨就會再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農民被整體奴役，然后會出現許多問題，會餓死人，最后，(這位樂觀善良的預言家說：)"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
董時進出版了多本專著，如《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著有《食料與人口》《農村合作》等書。 1950年到香港后，寫了《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我認識了共產黨》，《共區回憶錄》等三本小冊子，后又在臺灣出版了小說《兩戶人家》。也出過兩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辭世。
風起云涌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尋求救國富民之道憂心忡忡，不少理想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靠某種主義得救。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然而，讀幾本小冊子，聽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就可以迷上某種主義，將之奉為真理;而研究問題則須具備多年積累的專業知識，還需要付諸社會實踐。遍地哀鴻的年代，知識分子沒有那個耐心。在當年的農業大國中，董時進是極少有學識和經驗，了解農村，兼備中國文化和國際潮流視野，又格守理性常識的人才。
他的真知灼見，淹沒在高昂的革命口號聲中。看到土改橫禍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卻并不氣餒。"追求了這許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撲一個空，而且發覺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比歷來更專制，更惡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難得而可貴的寶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為它而奮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還有下一代，最后總是可以獲得的" 。
對于呼聲甚高的“蘇聯經驗”，董時進的批評是，“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單體或家庭式的農場好(就有關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的各項條件而言)，是另一個問題。但我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都不是在蘇聯，而是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我也知道，蘇聯的農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獨立的家庭農場，只是在政府的強迫下做了集體農場的場員。退一步說，即使承認蘇聯的集體農場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蘇聯是蘇聯，中國是中國，兩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歷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淵。”
與此同時，董時進更尖銳地指出：“這種制度(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完全是回復到封建和農奴制度，絕不是什么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為這個辦法是要不得的，害處很大的。我預料將來惹出許多亂子，殺死及餓死許多人之后，終究還是要作罷的。我不懂共產黨的先生們，和高唱集體農場入云的先生們，何以如此膽大。自己對于農業有何研究及經驗，對于家庭農場和集體農場有何比較的研究及經驗(政府在短時間內辦了少數幾個農場，無論成績如何，都是不配稱經驗的)，竟敢把這關系國家命脈和幾萬萬人民生活的農業經營制度，拿來當試驗品!”
像那個時代孤獨的先知一樣，董時進所預言的許多事情在后來都一一應驗了。董時進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個自始至終保持其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曾經，他是孤獨的。他所在的時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這種忽略的懲罰。歷史所能賦予他的榮耀，恰恰是我們透骨的哀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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