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堂村PK江背村，兩種觀念兩重天
-----從社會力量主導的新農村建設看鄉村復興之路
又見“郝堂村”
郝堂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豫南小山村，因為社會力量參與村莊建設而名聲鵲起，成為全國“最美鄉村”----123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典范。2012年12月3至4日，筆者應邀參加了由中國鄉建院等國內多所高校及研究機構在河南省信陽市龍潭大酒店舉辦的“第六屆縣鄉干部論壇”，此次論壇的主題為“我的新農村建設”。論壇期間，與會人員就曾來到這個隸屬于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五里店辦事處的郝堂村，考察其正在改造之中的新農村，隨后的論壇討論也是圍繞“郝堂村模式”展開的。4年后的2016年5月25日，筆者再次來到郝堂村，參加中國鄉建院等機構每月一次在這里舉辦的“鄉村復興講壇”。
5月24日，筆者從江西撫州出發，乘坐D6526次開往河南信陽的列車，25日4：30到達目的地。下火車后筆者打車來到了離信陽市區約30公里的郝堂村，站在村口一眼望去，一個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小山村映入眼簾，這是郝堂村嗎？遠望郝堂村，一棟棟錯落有致的仿古建筑掩映在青山綠樹之中，一團團淡淡的霧靄在村莊和山谷上方飄動…..。山村初夏的早晨，濕潤的空氣裹著草木清香又帶有幾分涼意，筆者于是加快了腳步，很快便進入了郝堂村的中心區。因為時間尚早，筆者不便打擾接待人員，于是便一個人在村子里轉悠。
筆者努力在腦海里搜索4年前這里的模樣，以便和眼前的景象進行對比，感覺這里的變化太大了。在村內民居中穿行，狗頭門樓、馬頭墻、柴扉墻、小布瓦……帶著濃重歲月痕跡的建筑元素隨處可見。置身其中，猶如穿越時空,回到了明清時代的豫南農村……不過，當你在盡情感受這里的古樸韻味、體驗古人生活氣息時，一些現代元素會時不時把你拉回到現代社會：悠揚渾厚的整點報時鐘聲從不遠處的宏偉小學鐘樓傳來，三三兩兩游客騎著雙人自行車擦身而過，各式現代小轎車不時穿梭在鄉間小路……
沁人肺腑的清新空氣，此起彼伏的蛙鳴蟲叫，古色古香的特色民居，與蒼翠的遠山近野相映成趣，還有田園綠意、柳綠草青、小橋流水、青瓦粉黛……村中處處令人流連忘返。近幾年來，這里成了豫南最火的鄉村旅游景點之一。陪同的當地干部說，來這里休閑旅游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周末更是人滿為患。這里的農民大多數都轉行專做旅游接待，家里的房子也大多改成了住宿和餐飲，一戶一年的住宿餐飲收入少的數萬、多的數十萬元，這里的農民實實在在感受到了新農村建設帶來的好處。
這些年來，慕名來這里投資興業者眾多，但因為集土審批難，多數投資者被擋在外面，目前已落實的項目主要是一些生態型酒店和休閑會所等，以及引人向善、傳承文化、服務信眾的寺廟。作為參與郝堂村建設的中國鄉建院也早在2012年就在這里建了房并將機構總部設在此。從今年開始，中國鄉建院每月都在這里舉辦一次“鄉村復興講壇”，來這里參加講壇的有全國各地的鄉村建設者，包括計劃創建內置合作金融村社的各級干部團隊、各大高校科研機構研究三農的學者專家、有助農支教情節的非政府組織人員、還有農業龍頭企業老板等。顯然，李昌平等人試圖把這里打造成傳播鄉村復興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的策源地。
“另類”思想結碩果
郝堂村“另類”新農村建設的成功與三個“另類”人物高度相關，他們是：
李昌平，16年前因上書朱镕基總理，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出名，因為他的“壯舉”壞了官場潛規則，因而不得不轉戰體制外，成為一名三農學界邊緣草根型研究者。這或許是上蒼的刻意安排-----李昌平今生的使命就是“救濟三農平天下”。十多年來，李昌平的三農研究和實驗成果頗豐，尤其是近數年來，李昌平自創了一套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突破制約農村發展的“金融供給無效”和“組織供給無效”雙重瓶頸、激活農村內生發展動力的理論和方法，并依托其創辦的“中國鄉建院”在全國十多個省設點進行實驗。李昌平的實驗可謂“風生水起”，得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黨政領導的認可，特別是深受村組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歡迎，為我國深化農村改革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孫君，畫家、北京綠十字發起人、總顧問，中國鄉建院聯合發起人，中國·農道聯盟秘書長，是鄉村自治與環境問題研究者,鄉村建設的實踐者。進入本世紀后，他以“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為理念，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展新農村建設。2003年8月，北京綠十字走進湖北省谷城縣五山鎮堰河村，協助當地進行了一系列環境改善及生態農業實踐取得成功，“五山模式”成為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的樣板，北京綠十字和孫君本人因此出名。
王繼軍，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黨委書記。此人2007年7月調回平橋區工作，先后任區委副書記、區長。2011年4月任信陽市平橋區區委書記。說王繼軍“另類”是因為他不做GDP主義者，他不唯上、不唯書、只為唯實，他敢于嘗試勇于實踐。在王繼軍主導下，2010年平橋區政府邀請了許多在全國有影響的新銳人物到平橋做演講，試圖以此打破干部被禁錮的思想。
李昌平就是王繼軍邀請的對象之一。王繼軍被李昌平“建設新農村、先建新金融”的演講所打動，演講結束后，便要求李昌平在他主政的平橋區實踐他的創建村社內置合作金融（村內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增強農民及農民組織主體性、促進農村自主綜合發展的設想。李昌平允諾并選擇在平橋區五里店辦事處郝堂村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為了擴大實驗效果，李昌平建議試驗辦主任禹明善邀請因創建“五山模式”而出名的孫君加盟“郝堂實驗”。李昌平、孫君兩個體制外的“另類”人物一拍即合，隨即聯合創建了中國鄉建院，總部設在郝堂村，再加上體制內“另類”人物王繼軍、禹明善等人的大力支持，一群“另類”人物珠聯璧合，在郝堂上演了一場雖不算轟轟烈烈但卻可圈可點的“另類”新農村建設大戲。區委書記王繼軍預言郝堂村是“500年后還存在的村莊”。李昌平則放言：“前30年看小崗、后30年看郝堂”。
李昌平、孫君等人的“另類”思想：“新農村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農民和農民組織的自主性建設”、“農村二次飛躍必須突破組織供給無效、金融供給無效的雙重瓶頸”、“沒有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的突破就不可能實現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民財產權”、“農民是有尊嚴的、農村是有價值的、農業是有前途的”，“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三生共贏”、“經營鄉村”……等等。這些思想看似“另類”，實則都是一些閃光的思想，更與鄉村復興的原則高度契合。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思想并不是李昌平、孫君等人嘴上說說的東西，而是全都要落地生根。譬如農民主體性建設，就要做到政府不當“救世主”、農民不做“旁觀者”、鄉建院不成“包辦者”，一切尊重農民意愿，幫助農民實現從參與者到主導者的“蝶變”，協作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合作起來……這樣一切就都有了。
“郝堂村模式”是可復制的。近幾年來，全國各地來郝堂村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中國鄉建院的“訂單”也紛至沓來---許多地方政府紛紛與中國鄉建院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邀請李昌平、孫君去他們那里做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實驗。到目前為止，中國鄉建院已在全國15個省布點開展實驗，年服務收入高達數千萬元。中國鄉建院“仗越打越大”，100人的骨干團隊已不夠用了，現正在招聘人才擴充鄉建生力軍，以圖在更大的空間實施其雄心勃勃的計劃------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基礎，創建農村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新體系，實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把農民再組織起來,把要素再集約經營起來,讓農民的產權和集體成員權等流轉交易起來”、引領農民“二次創業”、推動鄉村二次飛躍的中國鄉村復興夢。
新農村建設之惑
見證了河南信陽郝堂村的華麗蛻變，筆者不由得聯想到了我國進行了十年之久的新農村建設，尤其是聯想到了家鄉一個投巨資打造的新農村建設點------江西省宜黃縣東陂鎮江背村新農村建設點。江背村位于東陂鎮西部，離縣城52公里，全村1100多人，耕地面積1300余畝。2006年該村被定為省級扶貧村，2008年11月被確定為省紀委、省監察廳掛點貧困村，同時也是時任省紀委書記尚勇的扶貧點，并列為2009年、2010年省新農村建設點。2009年至2011年，省紀委、省監察廳協調省政府相關部門共投入各類項目資金1300余萬元，為江背村新農村建設點提供“四通一平”服務及扶持發展茶葉、土地整理、補助農民建房等。江背村把光嵊、臘石、來家坪和長溪4個自然村共112戶整體搬遷，在規劃新區集中建房，村民建房按照“統一選址、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戶型、統一建設”的方式進行，共新建房屋87幢，舊房改造8幢。
從最終的效果看，江西的江背村與河南的郝堂村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甚至完全不在一個層次。這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對比研究樣本-----采取不同理念和不同方式建設新農村的不同效果。在理念上前者是“建城市一樣的房屋，過城里人一樣的生活”，后者為“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在主導上前者完全由政府主導，后者由非政府機構協作農民自己作主。不同理念和主導必然導致不同的結果，前者為一個在城里隨處可見的普通住宅小區，并且仍然上演“空城計”-----多數青壯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后者成為豫南鄉村旅游以及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典范，鄉村旅游熱火朝天。
對于江背村與河南的郝堂村的上述差異，我們從媒體報道標題也可以分明感受得到，先看江背村：《江背打造大山深處的小城鎮》（江西日報）、《江背村：深山里的“都市村”》（臨川晚報）；再看郝堂村：《郝堂村：生態宜居鄉村的典范》、《郝堂村-----留住美麗鄉村的傳統之美》、《信陽郝堂村：體驗原味鄉景茶情 一個最“農村”的農村》…….。江西官方希望把江背村作為一個樣板、一個模式向全省推廣。2012年8月，省委農工部劉謨炎副部長帶領和諧秀美鄉村建設專題調研組到江背村調研，調研成果----《一個和諧秀美鄉村建設的鮮活樣板——東陂鎮江背村調研報告》刊發在2012年8月29日出版的《內部論壇》（江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主辦）。
江背村新農村建設點可以說是江西乃至全國由政府主導的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縮影。“單一性、城市化、千村一面”遠非由政府主導的新農村建設存在問題的全部，因為像江背村這種能夠得到政府大筆資金扶持，實現整體移民搬遷的新農村建設點極少，絕大多數新農村建設點只能得到政府有限的扶持資金。如江西省近幾年每年落實5000個左右的省級新農村建設點，每個省級新農村建設點可獲財政專項補助資金30萬元（最初是7萬，后來是12萬，再后是16萬），這些資金主要用于以“六改四普及”，不過一個村30萬元能做多少事？因此就難免為了應付檢查驗收做些“涂脂抹粉”、“穿衣戴帽”的事。新農村建設在某些地方變成了一場“村容整潔”的形式主義運動，甚至說淪為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也不為過。更重要的問題是，許多已經完成和正在建設之中的新農村建設點已人去樓空，成為“空心村”。
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并非由政府主導的、以示范點為主要形式的新農村建設，而是農民自發進行的住宅建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出現了三次建房熱，最近的一次是本世紀10年代中期開始至今。農村社區建設最重要的問題還不是簡單模仿城市，而是幾乎沒有規劃和濫占耕地建房。若干年后，當我們的后人總結今天新農村建設這段歷史時，一定會把這個問題看成這個時代政府在農村治理方面最大的敗筆。這個問題或從一個側面表明執政黨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農村社會動員能力、整合能力的降低和對農村社會建設規律把握的某些失誤，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則是社會治理理念的某種變異----“去中國化”和“西風東漸”，這是需要執政黨嚴肅思考并作出選擇的重大問題。
鄉村復興的正確道路
中國有9億農民，就算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西方發達國70---80%的水平，仍然有3—4億農民生活在農村，農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也不會消失。面對在城市化、工業化裹挾下日益衰敗的農村，有學者提出了“鄉村復興”的概念，以“鄉村復興”取代“鄉村轉型”是人們期待在城市化背景下，未來的鄉村發展能如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重新發揚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光輝文明那樣，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改變鄉村在城鄉關系中的被動角色，真正發揮鄉村應有的價值，重塑鄉村原有的輝煌。
中國鄉村復興的路應當如何走？這無疑是許多社會有識之士苦苦思索的問題。通過前面社會力量與政府力量推動的新農村建設的對比，有些問題我們已經能夠看得比較清楚了。中國和世界歷史均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是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基于這樣的判斷，發軔于上世紀80年初的農村改革----分田單干----讓農民重回一盤散沙的歷史常態，就只能是權宜之計，不能讓它長期存在下去。當然，把農民組織起來，不是要走人民公社的老路，東南亞經驗表明，創建“綜合農協”體系是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的有效途徑。李昌平、孫君等人開展的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實驗可以看著是東南亞“綜合農協”中國化的探索。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政府與社會人士似乎并未達成共識。政府努力的方向仍然是沿續“分”的邏輯、迷信個體的力量、依賴工商資本，忽視農民和農民組織主體性建設和集體力量的發揮，并試圖通過“土地確權”等手段強化變相的土地私有化。因此，筆者呼吁，政策部門和學術界有必要對實行了30多年的農村家庭經營制度以及推行了10多年的新農村建設政策進行認真的總結和反思，在此基礎上對農村現行生產關系作出必要的調整，以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需要作出調整還有三農研究機構。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體制內三農研究機構也跟著受益。不過，拿到大量科研經費的三農研究機構卻出不了真正有價值、能夠在農村落地生根的成果。李昌平、孫君的中國鄉建院沒有申請國家一分錢，依靠把分散的各自為政為農民提供單一服務的各類專家學者組織起來，以服務三農為職業，為三農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并協作落地實施，不僅極大改善了專家學者服務三農的能力、水平和態度，也極大提升了專家學者的價值、待遇和尊嚴，深受基層干部群眾的歡迎。李昌平說他現在理解了“路線對了，沒有人有人、沒有錢有錢、沒有搶有槍、勝利一個接著一個”這句話的深刻含義。
實現鄉村復興夢，需要無數人為之不懈努力。李昌平認為：中國有非常多從事三農工作的專家學者，都各有所長，但農村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新農村建設是通過有限的增量投入（包括知識）來激活原有的巨大存量，從而實現農村這個復雜巨系統的修復、激活和升級。而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僅靠少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背景的專家學者是不夠的，它需要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組成綜合性職業化的智力服務專業智庫機構，以此來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有專業水準的系統性解決方案和落地實施服務。這正是李昌平、孫君組建中國鄉建院的初衷所在。
李昌平、孫君等開展的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及綜合發展實驗盡管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農村內置金融村社聯合社的服務功能如何進一步拓展、如何與現行政策法律無縫對接、如何使組織成本最小化，以及鄉建院如何把成功的經驗上升為一般性理論等，但他們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甚至可以說代表了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筆者倡議，學院派三農研究者，應向李昌平、孫君、姜柏林等草根派三農研究者學習甚至效仿他們的做法，去創建數百個“鄉建院”并尋找“王繼軍”合作，開展數千個“郝堂試驗”，那么若干年下來，農村面貌的改變一定會超出人們的想像，如是，中國鄉村復興夢也許就在大家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實現了!
（作者系江西宜黃縣政協委員、文史委主任、三農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與人合著有《中國鄉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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