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費孝通先生的社區研究中,生計問題一直是其最主要的關注點。費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區別,一個在于其分析單位的層次上,另一個則在于架構其理論范式之理論要素的延續和變遷上。在當代語境下接續先生村莊生計研究的傳統,我們會看到,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鄉土社會經歷了收縮與擴張、衰敗和興盛的多個歷史循環,而國家意圖則始終扮演著重新定義鄉土社會的命運、從中汲取資源并施加控制和動員的強勢角色。90年代以來因為單一目標出臺的國家政策實際上具有擴散的、長期的,甚至是“未預期的”社會后果,它們或者潛在地導致了“鄉村空心化”,或者潛在地抵制了“鄉村空心化”,或者兩個效應兼而有之。年輕一代鄉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質的強烈心理需求、流動中的鄉村居民其內心情感世界中源于鄉愁的地域內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環境持續惡化的前提下,對城市相對于鄉村的較高文化和審美價值的懷疑和顛覆,構成了挑戰“城鄉二元性”的三重社會心理認知現實。這為我們預測中國式的“逆城市化”趨勢,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證據意義的心理支持。而發生在當代鄉村社會的一個新型的現金內部循環、農戶家庭生命周期視野下的新型代際分工、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文化和體驗的商品化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擴張等社會變遷趨勢,構成了我們觀察鄉村生計的新的窗口。
關鍵詞：村莊生計；費孝通；鄉村空心化
一、引言
在費孝通先生的早期學術生涯中,社區研究始于大瑤山的六巷[1],但最有名的當然要數江村[2]和云南三村[3]。在這些社區研究中,生計問題一直是最主要的關注點。費先生的問題是,在國際政治經濟勢力入侵中國并重塑其政治經濟版圖的時候,中國鄉土社會擁有什么樣的資源和要素,擁有什么樣的文化適應能力,來應對經濟上的衰敗和生計結構的崩塌?江村研究獲得的一個主要理論線索,就是江南水鄉原有的“工農相輔”的生計模式,經由貿易上的不平等競爭導致佃農破產,經由土地兼并導致農民生存資源喪失(表現為發達的不在地地主制),進而導致了鄉村人口向能夠直接提供現金的現代工業部門轉移;而人口的減少,以及留存人口的逐漸赤貧化,又導致鄉土社會中各類社會制度(如宗族、文化信仰體系、手工技藝傳承,甚至通婚活動)的活動密度大大降低,最終表現為鄉村社會的凋零。這樣一個社會過程,似乎在最近30年里也出現了,只不過造成這一社會過程的主要結構性社會力量,不再是國際資本主義擴張和本土社會抵抗這一主要線索,而是兩個更為內部性的因素,即不平衡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國家政策及其強制性誘導所帶來的“未預期的”社會后果。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理解接續費先生所開啟的村莊生計研究范式所具有的當代意義:作為一個經常被外部社會力量所形塑的“弱勢文化領地”,在當代語境下,鄉村社會(村莊)生計范式的革命性變遷,可以借力的結構性資源和文化—能動性資源,分別都有哪些。這是本文的主要話題,它的部分思路已在今年筆者發表的一篇論文[4]中討論過。
二、費先生的村莊生計研究:一個歷史脈絡
1936年夏天的江村正處在一個重要的結構性位點上:土地權的集中和鄉村手工業的凋敝使得這個歷來屬于魚米之鄉的太湖流域村莊,稍稍顯露出衰敗的氣息,而蠶絲業的改良、機器生產的引入和生絲運銷合作社的出現,作為由外部知識分子引入的內生性社會變革,則使之成為村莊層次的“積極社會回應”(positive societal response)的一個典型案例。江村研究的理論意圖,是在解釋一個村莊的土地制度(地權集中和發達的不在地地主制)與其直接社會后果(生計困難和人口外流)之間的關系。費先生的理論判斷是,與全球化商業體系的近距離接觸,以及都市商業力量的強勢入侵,造成江村本土手工業崩潰、農戶生計艱難,導致農戶家庭財政危機,并由此造成地權的流轉和集中,轉而進一步使農戶家庭陷入生計困境,使鄉土社會整體凋敝。1939年后接續的云南三村調查,起源于先生希望對從江村獲得的這個一般性理論假設進行檢驗,主要的理論目標在于檢驗從江村得出的理論命題——村莊的土地分配狀態(它是測量鄉土社會平均福利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否和該村莊與現代工商業(也即掠奪性的資本世界)的社會文化距離直接相關——的外在效度。圖1例證了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的理論一致性[4](圖題為筆者添加)。
圖1 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的理論一致性
假如費先生的村莊生計研究能夠沿著“類型比較方法”的思路一直進行下去,那么其方法論的結局非常可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個是類似“千村社會調查”之類的定量分析的思路[5]。這個思路,實際上非常接近于費先生在《云南三村·導言》(即英文版Earthbound China的導言)中曾經批評過的卜凱的定量農業調查的做法[6]。只不過這樣一種定量檢驗,由于建立在深入定性研究的基礎上,將會具有較高的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因而與卜凱的抽象經驗主義式的“社會調查”有所不同。雖說費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訪問期間受到了些許“美式實證主義研究立場”的影響,但從他在芝加哥大學期間最親密的學術朋友仍是帕克(Park)教授的女婿、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這一點來看,這一走向的可能性并不大。另一個可能性便是延續韋伯(Weber)的理想類型方法,從個案典型中依次發現重要的理論要素,并最終找到其飽和集。沿著后一種思路,筆者在稍早時候發表的論文中,依照費先生村莊生計研究活動的時序脈絡,將其區分為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并加以對照(參見表1,本表的主體部分已發表[4],本文做了進一步的增改和完善)。
總的來說,費先生的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區別,一個在于其分析單位的層次上,另一個則在于架構其理論范式之理論要素的延續和變遷上。很顯然,早期范式的分析單位,主要是邊界分明的、具有高度社會整合性的自然村莊;而晚期范式的分析單位,主要是高于村莊的更大地理區塊,如流域三角洲和地理上的亞區域。從兩個范式的理論企圖和理論要素來看,其差別也是明顯的:首先,從理論企圖來看,早期范式在于論證,經由土地制度及其地權流轉實踐的中介,早期現代化和早期全球化這兩重結構性趨勢合并在一起,以不對稱工業競爭的方式,結合著以高利貸為代表的傳統金融實踐,造成了中國鄉村的普遍衰敗和村莊生計的困境;而打破這一困境的解決之道,是將現代工業要素引入中國鄉村之中,以工業產品自主替代和出口競爭的模式,改變這一不利的結構性命運。而在晚期范式中,費先生的理論趣味主要在于,如何在各個結構性條件迥異的區域性鄉土社會當中,辨析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要素組合,從而論證中國鄉村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和要素組合的效率。理論興趣的轉型,意味著“志在富民”的社會政策或應用取向,已經取代了“類型比較方法”所希望達成的理論自洽而成為費先生更為看重的學術目標。
其次,從兩個范式所關注的理論要素來看,變遷性也超過了延續性:盡管部分理論要素——如人地比率和生存壓力——的結構性制約再次得到了確認,但更多的結構性前提發生了變化。比如說,在人口控制策略上,計劃生育政策代替了傳統的溺嬰之類的人口控制手段;將近30年的集體化進程和人民公社實踐,也留下了深刻的長期烙印,無論是對土地所有權的重新定義,還是對農戶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重塑。另外,造成中國村莊生計困難的早期結構性前提(手工業制品的高度可替代性、作為經濟剝削和經濟統治之潤滑劑的高利貸金融實踐),在晚期范式中分別被另外一些結構性條件(如工業消費品的市場稀缺和集體產權的制度效率)所代替。更為重要的是,晚期范式對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在早期范式中,不在地地主僅僅作為抽象的產權主體而存在,普通農戶似乎也只能被動地適應外部環境帶來的巨大壓力;而在晚期范式中,無論是作為地方產權代理的村社集體組織,還是有著強大政績偏好的地方政府,或者本土經濟精英,抑或最基層的村民百姓,都在地方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最后,關于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中的國家形象,似乎也存在著巨大的不同:早期范式中,隱含著國家作為一個喪失全局控制力的政體的意象;而在晚期范式中,借助于一個宏大的改革開放話語,國家似乎更多地扮演著政策供給和政策誘導的主動控制者的角色。探討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是本文關于村莊生計研究的一個重要強調。
三、村莊生計研究的當代語境
費先生的晚期范式,從時序上來看,基本上刻畫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晚期的鄉村發展模式。值得指出的是,先生學術生命的最后十年,更為關心的是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文化地位(以文化自覺和美美與共為其表征)這一更為宏大的話題。因此,本文的另一個主要議題,在于接續費先生村莊生計研究的傳統,對當代語境下架構中國鄉村社會生計現象的結構性力量做細致的刻畫。本部分的內容主要有三個:首先,沿著國家作為政策供給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探討國家政策實踐對鄉村生計事實的實質性影響。其次,延續費先生晚期范式中對鄉村世界中各類社會行動者之主觀能動性的觀照,本文也將對有可能影響到當代村莊生計演化的行動者認知現實做初步的剖析,這些認知趨勢對于我們在新時代重新理解或解構“城鄉二元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論線索。第三,費先生的早期范式起源于一個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的經濟整體的意象(全球化、物流貿易體系和城鄉間的經濟交換和經濟博弈),而這在我們對當代中國村莊生計的討論中,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城鄉之間、國境內外的經濟交換和經濟互動關系,構成了本文理論敘事的主調。
1.國家意圖與鄉土社會的命運和福利
這里我們將對國家意圖(表現為政策供給和政策實踐之類的治理企圖)與村莊生計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上的分解。首先,借助于一個相對粗略的歷史事件回顧,我們將國家及其意圖放置于影響鄉土社會之命運和福利的首要決定性力量的位置之上;這樣一種歷史認知,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當代國家—鄉土社會關系(以及村莊生計)的實質,并對兩者間關系的重構提出合理的期望。其次,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鄉土社會所容納的國家政策實踐的案例分析,我們對導致當代中國鄉村空心化這一衰退現象的政策起源,以及有助于潛在地抵抗這一衰退現象的(部分)政策供給進行了枚舉,從而表明,國家政策供給具有長期的、未可預期的社會后果,是我們未來討論村莊生計時所無法忽略的一個重要理論維度。
(1)國家和鄉土社會的互動史:村莊生計的歷史視野
考慮到關于明清以降縣以下社會治理模式的最新討論(例如胡恒的著作[7]),已經向皇權—紳權“雙軌運行”的理想類型推理(ideal typical reasoning)[8]提出了挑戰,在回溯近代史到當代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時,我們深刻感受到了國家與鄉土社會的福利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關系。稅收制度、新型警察、教育和民眾組織的建立,以及區鄉制對保甲制度的更替,是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早期努力中,對鄉村社會帶來最大影響的制度供給中的典型例子(關于縣級建制區內政體主導的現代性建設的具體細節,參見李景漢著作中相關章節的論述[9])。19世紀后半葉起的持續農民起義,從太平天國開始,經由捻軍,一直到世紀末的義和團運動,最后延續到20世紀早期的會黨革命和軍閥混戰,中國鄉土社會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說經歷了整整80年的社會動蕩,經歷了整整80年的與國家(皇朝)及其代理人打交道的苦澀經歷,其中資源汲取和鎮壓控制是兩者間關系的主線。接下來便是紅色蘇維埃、抗日戰爭和隨之而來的內戰(以及伴隨全程的土地革命這一偉大的社會實驗),此時的鄉土社會除了依然是貢獻戰爭資源和承受戰爭損害的主要軀體之外,還是新型國家機器和國家制度的試驗田。新中國成立后,對鄉土社會實施改造和利用的國家意圖依然昭著:集體化和人民公社顯然極大地改變了一代人對國家和鄉土社會間關系的真實認知(到如今,在邊遠鄉村地區,稱呼集體產權組織的當地語言,仍然是“社隊”而非“村組”),而“文化大革命”對鄉土社會所具的含義,至少部分地表現為國家意志對鄉土社會傳統社會整合力量的進一步削弱和新型動員和控制的努力。再接下來的故事,便是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的勃興,這是我們關于國家和鄉土社會之關系的歷史追溯中,最能夠反映鄉土社會內生能動性的兩大歷史事件。一句話,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鄉土社會經歷了收縮與擴張、衰敗和興盛的多個歷史循環,而國家意圖則始終扮演著重新定義鄉土社會的命運,從中汲取資源并施加控制和動員的強勢角色。
(2)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家鄉村政策:鄉村空心化—實心化的評估
我們將鄉村空心化定義為“由于優質人口外流、本土經濟活動密度下降、社會制度和社會事業萎縮,以及‘政治—文化儀式活動’衰減所導致的鄉村社會在整合能力[歸屬感]和集體動員能力[自我效能感]上的全面削弱”。表2選擇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向中國鄉土社會的六個主要國家政策供給,分別進行了闡析。為了更好地進行對照,我們也將80年代末之前的四個主要國家政策供給——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與集鎮貿易的合法化——放入表2,從而表明,在鄉土社會從一個表面上“實心化”的社會文化空間逐步走向“空心化”的社會過程中,國家政策的轉型所扮演的角色。這一國家鄉村政策轉型的外部環境是全面改革開放的話語、經濟特區帶動的發展主義實踐、勞動力的全國范圍遷移和持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在表2的最后一欄,我們以“+”表示該項國家政策有助于鄉土社會保持“實心化”或潛在地抵抗“空心化”趨勢的效能;而“-”則表示該項國家政策事實上具有誘發“空心化”的長期后效;“[ ]”內的文字則給出了之所以如此的具體社會機制。
具體來說,集體化和人民公社的制度實踐,其長期的社會后果在于對集體地權制度(以及地域和勞動共同體所擁有的超越家族、宗族和其他文化認同感的首屬地位)的確認和維護,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鄉土社會的福利供給提供了額外的制度選擇(正如赤腳醫生制度、農田水利制度和五保戶制度所例證的那樣)。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則在確保城市對鄉村的資源汲取和強化人口控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長期后果便是鄉土社會表面上的“充實化”(表現為人口、生計和集體儀式活動的低水平充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社會學含義在于經濟理性概念的回歸和家庭重新成為生產和決策單位,是對集體化時期政治忠誠原則和村社作為生產和決策單位的顛覆。該項制度全面推行后的1985年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個頂峰,顯示了制度轉型的巨大利潤空間,以及改善鄉村生計的潛在的內生可能性。最后一項制度,便是鄉鎮企業和集鎮貿易的合法化,其長期的社會后果便是本土經濟精英的生產和鄉土社會資本原始積累的達成,以及伴隨著市鎮貿易的繁榮和“離土不離鄉”就業而導致的小型內生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后兩項國家政策的出臺,與其說是國家有意識的主動政策供給,不如說是由鄉土社會的內生制度創新所推動的,因此,更多地應該將其看作是鄉村社會內生能動性和國家政策實踐之間的一個互動結果。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國家鄉村政策,盡管隱含著對鄉村社會實施資源汲取和社會控制的雙重議題,以及低水平福利供給的事實,但其主要的政策后效并非是造成鄉村地區的空心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進入城市經濟社會改革的勃興階段,經濟特區建設所引導的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構成了我們考察面向鄉村社會的國家政策轉型的主要外部環境。在這個階段,伴隨著土地政策對農業產能的制約、鄉村剩余勞動力追逐工作機會和現金收入的強大心理動能,以及基層政府強制性作物選擇實踐和棘輪效應對鄉村產業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和經濟承擔能力的多輪傷害,表2中所提及的多項國家政策的長期社會后果,導致了我們現在稱之為“鄉村空心化”的這樣一個社會過程。
在我們選擇的90年代以來六個面向鄉土社會的國家政策中,其中四個所隱含的長期社會后果,大致對促成“鄉村空心化”這一社會進程做出了重要“貢獻”:①1994年分稅制改革,其實質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概念指導下的財政資源重新分配,這一重新分配的結果是在中央財政極大獲益的同時,造成了鄉村財政基礎的嚴重受損,最終導致鄉村各項社會事業的整體衰退,并直接重構了基層政治機器的動機系統,以及土地財政的肇端(關于分稅制的具體細節,請參見周飛舟、譚明智的著作[10](第三章))。②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開始逐漸在全國推行的基層政區撤擴并工作,其實質是效率和財政約束原則下的國家收縮(意味著國家注意中心從鄉村的挪離)。這一收縮具有符號上的隱含意義:基層政權的撤離意味著行政活動的消減,行政活動的消減則意味著自上而下財政投入的縮減和高素質人力資源的撤離;而基層政區單位的強制合并又對鄉土社會原有的社會連帶和社會團結紐帶造成了持續的沖擊。③始于90年代后期并于2001年正式實施的鄉村學校“撤點并校”政策,最直接的影響體現于其對鄉村人口空間分布和現金消耗方向的誘導上:它造成鄉村年輕人口部分地由于陪讀而離開低級別的地理單位,部分地由于獲取現金壓力增大而外流打工。可以說,撤點并校和農村寄宿制學校的普及,造成了鄉村核心地區對鄉村邊遠地區在人口和現金流上的進一步虹吸效應。④1999年實施的退耕還林政策和2006年實施的取消農業稅政策,由于其提升了更多剩余勞動力加入城鄉間遷移的可能性而促進了“鄉村空心化”的進程,畢竟種植業勞動力需求和投入的減少也是構成鄉村人口外流的一個主要推動力。當然,這一政策效應中也存在著抵抗或逆轉“鄉村空心化”的要素。如兩個政策帶來的農戶現金收入的名義增長,以及退耕還林政策帶來的生態環境提升,前者有可能抵消了農戶家庭外出追逐現金收入的心理動能,后者則由于強化了鄉土社會在“空間情感”上的吸引力而提升了人口逆向回流的可能性。對于后一點,我們下面還將詳細提到。
表2的敘述結構表明,對國家鄉村政策中隱約存在的“抵抗或逆轉‘鄉村空心化’進程”的理論要素的梳理,是本文論證的另一個核心焦點。舉例來說,即使在鄉村學校“撤點并校”政策的實施中,也隱含著一個重要的“抵抗或逆轉”鄉村空心化進程的理論要素,那就是伴隨著鄉村基層教育中心的形成,縣以下行政區內將形成多個擁有較高城市性的人口聚集點,這些人口聚集點的存在,有可能演變為未來蓄納返鄉回流人口的主要空間基地,而這恰恰是“抵抗或逆轉”鄉村空心化的地理空間上的一個重要支撐。令人欣喜的是,加入表2的另外兩項面向鄉村社會的國家政策供給——2005年啟動的新農村建設和2008年啟動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也都潛在地具有我們所希望看到的這一類要素:①新農村建設的符號含義在于重新界定國家和鄉土社會之間的福利關系,并凸顯國家的福利責任,而這一感知到的國家福利責任,客觀上具有人口維持的潛在后效。②確權后的林地成為許多農戶家庭未來可兌現的財富和現實中滿足小型現金需求的重要來源,這部分緩解了外出打工換取現金的壓力;同時,林地照看要求持續的人力投入,而這也是鄉村社會人口維持的一個主要機制。以上政策回顧表明:因為單一目標出臺的國家鄉村政策,實際上具有擴散的、長期的,甚至是“未預期的”社會后果,它們或者潛在地導致了“鄉村空心化”,或者潛在地抵制了“鄉村空心化”,或者兩個效應兼而有之。因此,在我們未來討論村莊生計時,對國家鄉村政策之多重效應的分析,應成為一個優先的理論任務。
2.鄉村行動者的主觀認知現實及其對“城鄉二元性”概念的重新理解
在關于村莊生計的討論中,以下兩個問題不容忽視。首先是農業(手工業)職業代際繼承的問題,這對于我們所希望看到的逆城市化進程來說尤為重要。其次,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一個處于城鄉之間的“雙重邊緣人”的概念[11][12],認為二代或三代農民工既無法在城市中找尋到恰當的社會地位和(與之相符應的)生活方式,返鄉之后又無法適應對于他們來說屬于“陌生文化”的鄉村世界(他們與鄉村生計體系的結構性錯位當然是最重要的一個緣由)。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或多或少已經涉及了城鄉二元結構和代際更替這兩個結構性因素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本節的關注點,在于圍繞當代鄉村社會行動者所表達的一系列新的“心理—情感”認知趨勢,探討這些認知趨勢對“城鄉二元性”概念的重塑可能,由此為未來探討村莊生計提供明確的心理—文化語境。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們的行文中,更多地將“城鄉二元性”看作是一個類似“相對剝奪感”的主觀認知和評價維度,而非事實上的結構化不平等。
(1)城鄉生活方式趨同的心理—文化趨勢及其結構支撐條件
鄉村地區的文化保護所遭受到的最大挑戰,在于不同代際的鄉村居民對于鄉村生活方式的不同設想。在周莊古建筑保護、徽州古建筑保護和侗族鄉村古建筑保護的案例中,甚至在多個農民上樓的案例中,我們都看到了不同代際的鄉村居民對于鄉村生活方式和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不同立場:在老一代鄉村居民希望保留自己已經熟悉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節奏時,年輕一代鄉村居民則表達了強烈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質的心理需求。這一體現在年輕一代鄉村居民身上的“城鄉生活方式趨同”的心理—文化趨勢(psycho-cultural tendency),構成了挑戰“城鄉二元性”的第一重社會心理認知現實。這一趨同性是否具有可能性呢?其實現的速率如何呢?這里提出了四個看起來似乎有助于加快這一趨同走勢的結構性條件:①鄉村地區的第三代建筑(如果我們將泥墻草房看作是第一代,磚瓦平房或南方地區的磚瓦結構樓房看作是第二代的話,那么鋼筋混凝土多層樓房則是第三代)更新浪潮,給予了鄉村地區在居住形式上盡可能采納城市要素的一次機會。②2008年開始實行的家電下鄉政策,結合著鄉村地區第三代建筑更新浪潮,將更多的城市生活方式要素送入千家萬戶。③最近10年間,鄉村地區商品流通規模和現金交易規模的急速擴大,使得鄉村經濟逐漸脫離“自給自足”的特性,而走向相互依賴的“現金經濟”。④最近五年間,移動通訊終端和互聯網接入的日漸普及,使得鄉村居民在資訊獲取、親情溝通和娛樂方式上,極大地突破了地理的局限。從我們所期待的“逆城市化”的視角來看,上述四個結構性變遷,均對有助于誘導人口回流的“城鄉生活方式趨同”產生了正面的推動。
(2)空間情感和文化記憶的內聚力
空間情感(spatial affinity)指的是“流動中的社會行動者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相互競爭的情感依戀狀態”。食物體系、生態環境、生活節奏和社區團結感,在維系流動中的鄉村居民關于“故鄉”或“老家”的空間情感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在城市世界日益成為“儀式的文化沙漠”的時候,鄉村世界作為鄉土文化實踐的高地,作為文化記憶的生產和傳播中心,在流動中的鄉村居民的內心情感世界中,生產出強烈的內聚力。這一情感內聚力,結合著他們因在城市社會遭受到普遍社會排斥和污名化經歷所帶來的心理創傷,構成了挑戰“城鄉二元性”的第二重社會心理認知現實。
(3)城市病和鄉土世界作為世外桃源的美學價值
城市化導致的多重社會問題——環境惡化、食品安全風險、異化(原子化或邊緣化)和社會行動者喪失自我控制感和效能感、高度強制性的時間節奏——嚴重損害了城市作為吸引人停留的強勢文化空間的誘惑力,并在身處城市的鄉村社會行動者中誘導出一個“鄉愁生產”的社會心理過程。在這一“鄉愁生產”的過程中,鄉土世界作為世外桃源的美學價值得到了文化確認。盡管當代鄉土世界并非完美的“世外桃源”,我們仍然可以說,對城市相對于鄉村的較高文化和審美價值的懷疑和顛覆,構成了挑戰“城鄉二元性”的第三重社會心理認知現實。我們有理由去追問,作為一個曾經在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發生過的“逆城市化”趨勢,在中國鄉土社會中是否也有再現的可能呢?
3.整體論視角下的當代村莊生計:新型結構性條件的再次梳理
國家政策和鄉村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以及鄉村居民的三重社會心理認知趨勢——城鄉生活方式趨同、對“老家”的空間情感和文化依戀,以及城市病日趨嚴重背景下鄉土世界美學價值的心理確認——對“城鄉二元性”概念發起的理論挑戰,構成了本文討論當代村莊生計的兩個元方法論立場。這里我們將延續費先生在其早期范式中隱含強調的整體論視角(也即將村莊生計和一個更大的全國性或全球性經濟體系勾連起來的方法論取向),對當代語境中架構村莊生計的新型結構性條件進行梳理。此處,列舉了五個重要的結構性條件,其中,后三個已在筆者早先發表的論文中報告過[4],前兩個則是最新田野觀察所獲的心得。
(1)現金的內部循環
首先,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即現金的內部循環(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a cash economy)。在以往考察鄉村社會和外部世界的經濟聯系時,我們更熟悉的是一個更具外部性的現金循環體系:改革開放之前,大致是農民賣公糧,從國家及其代理人那里獲得購糧款,農民又用這些寶貴的現金收入去購買工業制成品(消費品或農資);改革開放以后,鄉村居民獲得現金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還包括到遠離家鄉的沿海工業城市打工掙錢,用勞動力換取工業消費品,或者通過一個跨省的個體購銷體系,或“公司+農戶”式的商業契約,完成與大型外部商業行動者的現金交易。
最新的田野觀察顯示,隨著鄉村空心化的加劇,鄉村社會的內部勞動力日漸稀缺;考慮到第三代建筑更新浪潮、土地租權流轉和城市小型制造業以松散手工作坊聯盟的方式擴散到鄉村等新型經濟機會對有限優質勞動力的競爭,一個合乎邏輯的最新發展,便是鄉村社會內部雇傭勞動力市場的逐漸成形。另外,我們也逐漸觀察到了鄉村社會中本地食物(食材)日益商品化的趨勢:購買者可能并非是外部的商業行動者,而更多的是本土消費者。換句話說,自給自足或物物交換已經不能用來刻畫鄉村世界的基礎消費活動,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日益成形的內部食物消費市場。
(2)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新型代際分工
農戶的家庭生命周期主要涉及撫養、婚配、生育和贍養等多重家庭功能。鄉村空心化的人口表現,從靜態來看,是青壯年外出打工,而兒童、中年婦女和老年人留守鄉村。引入動態的家庭生命周期視角之后,我們將會發現鄉村人口處在持續的外出和回流的理性選擇之中: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來說,掙取現金收入的壓力驅使他們外出打工,而撫養和贍養的責任則將他們拉回來;對于第二代農民工來說,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和發展機會(掙錢機會)驅使他們外出,而同樣,生育、撫養和贍養的責任驅使他們返鄉。我們觀察到的新現象,是家庭中的不同代際輪流外出打工,從而不但滿足家庭對現金收入的需求,同時也滿足了生育、扶養和贍養的家庭功能。一個真實的例子是,當年輕夫婦攜帶外出打工的儲蓄回鄉撫養初生的子女時,在家贍養長輩(年輕夫婦的爺爺奶奶)的父母則外出打工。這樣一種靈活的、分階段外出和返鄉的家庭策略,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動態的鄉村人口空間分布的譜系,同時也將大多數鄉村居民的經濟活動(包括生產和消費在內)分解為村外和村內兩個部分。當代村莊生計研究必須關注到這樣一個重要區分所隱含的可能性:比如說,當前處于中老年階段的第一代農民工,完全可以將小型的家戶農業經營作為老年返鄉時的主流經濟活動[13]。
(3)勞動力的全球流動
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是一個重大結構性趨勢。在費先生的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中,勞動力的流動始終是村莊生計模式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在《祿村農田》中,費先生描述了村內雇工的存在,這是祿村有產階級(地主)可以脫離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保障。而在商品化程度高得多的玉村和江村,因為敗光田產而不得不在鄰近的工商業中心出賣勞動力維生的生計類型,則幾乎成了一種被迫的常態。在晚期范式中,溫州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即是離地剩余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作為商品交易和商業循環主力軍的角色身份;而珠三角模式中則涉及了全國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三來一補”的制造業體系中充當主流勞動力的事實。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加和跨國經濟關系的拓展,中國的勞動力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無論是以城市郊區農業勞動力的形式(菜農出口),還是以建筑業服務外包的形式,還是以專業服務技術境外創業的模式(如廚師出口)。因此,在我們關注當代村莊生計的時候,可以將中國鄉村勞動力的全球流動作為一個潛在的結構性條件考慮在內。
(4)文化和體驗的商品化
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對遍布鄉村地區的非物質遺產和民俗之商業價值的重新確認、地方性手工藝品的搶救性開發,以及農家樂之類的旅游經濟的推廣。在費先生的早期范式中與進口工業品相比處于不利地位的手工制品,到了如今,可能由于其潛在的審美價值或環保價值,而在城市中產階級中獲得了提升的“可消費性”(consumability)。同時,鄉村世界的原生態飲食體系、舒緩的日常生活節奏、保存完好的社區文化生態,構成了當代旅游體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我們討論當代村莊生計時,如何把握好地方文化和旅游體驗的商品化開發走勢,成了一個新的話題。
(5)移動互聯網在鄉村地區的滲透和擴散
最后,我們不得不提到移動互聯網在鄉村地區的滲透和擴散這一重要結構性社會變遷對鄉村生計的可能影響。與十年前相比,中國鄉村的通信基礎設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伴隨著電子產品價格的回落和數碼產品的持續更新換代,伴隨著城鄉間人口流動的加劇和回流人口的示范效應,我們在中國最基層的鄉村社區中看到了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擴張,看到了移動互聯網終端設備(無論是3G手機的形式,還是臺式電腦的形式)的擴散。作為一種新興的消費行為,網購也開始在鄉村的年輕人口中逐漸流行。另一重要新興的結構性力量,是各個互聯網巨頭的企業社會責任和雄心:包括阿里巴巴、京東和騰訊在內,分別推出了網店下鄉、物流體系下鄉和移動互聯平臺(如微信的為村平臺)下鄉的戰略計劃。因此,通過互聯網交易平臺的開發,將鄉村地區具有獨特價值的物產與廣大城市中產階級的消費意愿直接掛鉤,使得鄉村社會獲得直接的、未經中間環節盤剝的利潤,將成為未來我們觀察鄉村生計的一個新的窗口。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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