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縮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國深化改革的一個熱點問題。城鄉之間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不僅會扭曲勞動力的市場配置、加劇就業壓力,還會產生抑制消費增長、妨害城鎮化進程等負面效應。然而,統計數據展現的情景卻不盡如此。一方面,1978年以來,尤其是2000年之后,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的確呈現出擴大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8843.85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是10488.88元,前者約為后者的2.75倍。但另一方面,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比(人均消費支出/人均收入)卻并未明顯地低于城鎮居民,2004年之后,前者甚至超過了后者。2014年,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比為79.92%,而城鎮居民的消費收入比僅為69.22%,前者高出后者10個百分點。相比于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雖然收入增長相對較慢,但其消費卻增長得較快,收入差距似乎沒有抑制消費增長。
關注公共衛生投入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或有助于理解這一看似矛盾的現實。這里所指的衛生,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醫療條件(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配置等)、就醫便利(居民達到醫療點所需時間等)、醫療保障(是否參加醫療保險等)和飲水安全,等等。1990年以來,我國政府在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投入一直在不斷增長。僅以狹義的人均衛生支出(政府公共財政預算里的醫療衛生支出,不包含醫療保險等其他方面的衛生支出)為例,在農村地區,1990年平均不足10元,2012年已接近400元,短短十余年增長了40倍。研究發現,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保持較大差距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的消費得以較快增長,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功不可沒。
“擠出效應”和“擠入效應”并不矛盾
有關政府公共支出(或財政支出)如何影響居民消費,國內外已有研究形成了以下兩種主流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存在“擠出效應”,即公共支出的暫時性增加會導致產出與消費的短暫增長,但長期而言,公共支出會擠出私人消費。另一種觀點認為,公共支出的增加會促進居民消費,并將其稱為“擠入效應”。之所以會產生“擠入效應”,主要的解釋是公共支出會改變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即當未來消費(比如醫療支出)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時,人們會減少當期消費、增加儲蓄,以實現消費平滑;而增加公共支出(尤其是衛生方面的公共支出),居民會相應減少其預防性儲蓄,并用于消費。
通過建立一個跨期消費理論模型,并將代表性消費者的消費細分為非醫療消費和醫療消費,研究發現:(1)公共衛生投入是否能促進居民的非醫療消費,取決于居民的風險厭惡程度。居民越保守(風險厭惡度越高),公共衛生投入對非醫療消費的促進效應越弱;反之則越強。(2)公共衛生投入對醫療消費的影響比較復雜,同時受居民的風險厭惡度和醫療消費偏好這兩類因素的影響。當居民的風險厭惡度較低且醫療消費偏好較強時,公共衛生投入會刺激居民增加醫療消費,反之則會抑制醫療消費。
上述理論發現說明,已有研究所揭示的兩類效應——“擠出效應”和“擠入效應”并不矛盾,可以統一于一個理論框架之內。在此框架里,究竟會出現哪一類效應,取決于居民的風險厭惡度和消費偏好等因素。因此,從理論上講,公共衛生投入究竟是刺激消費,還是抑制消費,是不確定的,需要進一步的經驗證據。
來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經驗證據
利用來自北京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所提供的微觀層面數據,并選取多個農村衛生狀況指標,如飲用水類型、村醫療機構(或稱醫療點)個數、村醫療機構醫務人員數、家庭到達醫療機構的時間(分鐘)、家庭對醫療機構診療水平的評價、家庭是否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等來反映我國政府在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投入,實證檢驗公共衛生投入對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的真實影響。這套數據涵蓋了全國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樣本規模為16000戶,調查對象包含了樣本家戶中的全部家庭成員。此外,之所以使用農村衛生狀況來反映農村的公共衛生投入,而不是直接使用宏觀的政府衛生支出數據,一方面是因為政府的農村衛生支出缺乏微觀層面的細分數據——分村分戶數據,另一方面,相比于賬面上的支出金額,農村衛生狀況能夠更為真實地反映政府在農村地區衛生投入的實際結果。
實證分析采用了截面數據估計和面板數據估計兩類計量方法,發現:(1)村人均醫務人員每增加1位,農村居民的人均非醫療類消費平均增加18.12%;(2)村人均醫療機構數每增加1個,人均非醫療類消費增加10.02%;(3)使用安全飲用水,與不使用相比,人均非醫療消費增加3.24%;(4)飲用水安全對醫療消費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村人均醫務人員數與村人均醫療機構數對醫療消費的影響不顯著;(5)到達醫療機構的時間每增加1分鐘,人均非醫療消費減少0.15%,這說明就醫便利程度的提高會刺激非醫療消費;(6)診療水平的提高對人均非醫療消費的影響不顯著;(7)加入新農合,人均非醫療消費顯著提高16.87%,參加新農合降低了農村居民自己負擔的醫療成本,相當于增加了其可支配收入,非醫療消費隨之增加;(8)到達醫療機構的時間和對醫療機構診療水平的評價對農村居民醫療消費的影響均不顯著,而參加新農合會顯著提高農村居民的醫療消費,其原因是,加入新農合相當于降低了醫療服務價格,會對居民醫療消費產生直接的刺激作用。
以村平均衛生狀況作為家庭衛生狀況的工具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上述結果仍然成立。進一步地,使用預防性儲蓄動機(家庭收入的標準差與家庭財產的比值)、人均儲蓄額和家庭平均健康水平等來反映農村居民的風險厭惡度和醫療消費偏好發現,公共衛生投入對非醫療消費和醫療消費的刺激作用的確會隨著農戶風險厭惡度的提高或其醫療消費偏好的降低而明顯減弱。
切實提高公共衛生投入的資金使用效率
我國政府持續擴大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投入所帶來的農村居民衛生狀況的不斷改善,尤其是安全飲用水和新農合的普及等,能夠刺激其非醫療消費的增長,而且這種刺激效應不以減少其醫療消費為代價。這些發現提供了如下政策啟示。
第一,切不可輕視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的負面影響。不能因為統計數據沒有展現出明顯的負向關聯,就簡單地斷定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不會抑制農村居民的消費。在控制了公共衛生投入等重要的影響因素之后,收入差距很可能會顯現出其抑制消費的負面效應。在研判收入差距的經濟效應時,須高度重視公共衛生投入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第二,切實提高公共衛生投入的資金使用效率,保證政府衛生支出能夠產生實際效益。這要求各級政府加強對衛生方面財政支出的績效考核,努力做到每一筆衛生投入都能起到改善農村衛生狀況的效果。具體可從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配置、農戶到醫療機構的時間、飲用水是否安全和新農合覆蓋率等多個方面,來考核農村地區公共衛生投入的效率和效益。
第三,持續加大對新農合的財政投入力度。參加新農合對農村居民消費的“擠入效應”尤為突出,會同時對非醫療消費和醫療消費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加強對新農合的財力支持,能夠在更大程度上釋放廣大農村居民的消費潛力,為國內消費的持久平穩增長提供助力。具體措施包括:在財力允許的范圍內,進一步提高新農合的覆蓋率和人均醫療保障力度、簡化報銷程序等;考慮農戶的風險偏好和健康水平等因素,設計更富彈性的參保方案,促使農村居民將預防性儲蓄保持在合理水平。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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