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是促進增長的主要動力。拉美國家的工業產值占GDP的份額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保持在40%左右，但是此后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至今仍徘徊在30%左右。與拉美相反，東亞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前后，保持了工業的穩定增長，工業化推進較為順利。工業化進程的放慢是拉美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也是拉美的增長率低于東亞的主要原因。
1.引言
拉美多國在1980年以后出現了很長時間的緩慢增長乃至停滯，這是歷來廣受關注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拉美和東亞的比較，給出一些解釋，并對中國當前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在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是促進增長的主要動力。拉美國家的工業產值占GDP的份額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保持在40%左右，但是此后出現了大幅度下降，至今仍徘徊在30%左右。與拉美相反，東亞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前后，保持了工業的穩定增長，工業化推進較為順利。工業化進程的放慢是拉美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也是拉美的增長率低于東亞的主要原因。
發展中國家要穩步地推進工業，需要保持適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勞動力工資過快地上升會對工業部門造成沖擊。剩余勞動力過快地流入城市，并超過企業的就業創造能力，會提高城市失業率，加重社會福利負擔，進而加大企業稅負；也會造成非正規部門的膨脹，這些都對經濟增長十分不利。因此，保持農業和工業之間，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的良性互動，具有重要意義。
從東亞的經驗來看，在發展的早期，主要是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價格，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積累資金，漸進地轉移剩余勞動力。漸進式轉移的優勢在于，它既能使勞動投入從低效率部門轉向高效率部門，又能避免勞動力工資上升過快。東亞的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前后的經驗表明，由于土地分配較為公平，小農經濟普遍存在，避免了福利負擔的急劇上升。它們都是在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之后才開始出現了較高水平的城市化，并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社會保障。中國大陸迄今為止的高增長，與東亞其他經濟體在起飛之后的狀況類似，農民進城務工，但是尚未變成城市市民，而是維持了農村的小農生產和農業家庭，這保證了他們具有較強的風險承受能力，農業有效地發揮了蓄水池作用，城市的失業率很低，減少了政府的社會開支。
拉美的結構轉換走了一條和東亞完全不同的道路。城市化遠遠快于工業化，這些國家在戰后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例如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在1950-1980年間，從36%提高到了77%。為了實現這一幅度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2.5倍，巴西卻只提高了60%。目前拉美國家普遍有較高的城市化水平（見圖1），城市化速度嚴重脫離了工業化的水平。
過快的城市化增加了城市的失業率，再加上拉美有較強的民粹主義傳統，政治家為了迎合選民的偏好，制定出不切實際的福利政策，造成了過高的福利開支。這種福利負擔最終是要轉嫁到企業部門，尤其是工業部門。企業負擔加重，抑制了企業的投資，不利于工業部門的擴張，抑制了企業就業創造能力，這又進一步惡化了失業問題，造成更多的人口需要被納入政府的公共福利體系，從而在失業和工業發展緩慢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乃至于工業化進程被延遲。
為什么拉美會出現過度城市化，以及大量的城市失業？主要的原因是拉美國家普遍實行大土地所有制，和東亞相比，拉美的土地改革力度較小，很不徹底，未能對農村土地進行平均分配，小農經濟在拉美的很多國家都只占很小的比例。這使其未能像東亞那樣，使小農家庭發揮福利保障的功能，形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確保工業化的順利進行，最終在兩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
2.拉美和東亞的土地分配狀況
（一）拉美的大土地所有制
拉美土地分配不均是諸多文獻長期以來一直關注的對象。表1列出了世界部分地區的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其中，拉美地區的分配不均等程度遠高于所有其他地區。具體到不同的國家，雖然存在一些差異，但是拉美地區的土地分配集中程度很高，是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中美洲和南美國家中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數都高于60.7%。二戰以后至今，雖然拉美各國都程度不同地實行了土地改革，但總體來說效果有限。例如，阿根廷的基尼系數反而從1947年的80.6%上升到了1988年的81.4%，哥倫比亞則從1960年的80.5%下降到了1988年的74.3%。
拉美土地分配集中的狀況，與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以往的研究給出的解釋主要涵蓋了地理和環境因素、要素稟賦條件和殖民地歷史的影響。伊斯特利認為，拉美的熱帶氣候適宜于種植市場價值較高的作物（cash crops），如咖啡、糖類作物和可可。一些地區集中生產很少的幾種農產品，這就便利了大規模的種植，造成了土地分配的集中。大土地所有者種植經濟作物以滿足國外市場為主，而糧食生產的經濟收益較低，則由小農戶來經營。從要素稟賦角度出發的解釋則認為，拉美地區勞動力相對缺乏，而無地人口傾向于開發新的土地，自己經營，這會減少勞動力的供給，這與社會精英集團的利益相沖突,因而后者千方百計阻止窮人擁有土地所有權，對土地實行嚴格的壟斷，以保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有些研究認為，殖民者在拉美的活動采取了攫取而不是發展的戰略，并且以壟斷占有土地作為榨取社會財富的主要方式，他們傾向于反對土地再分配的制度,其結果是形成了勢力強大的土地所有者利益集團，他們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并且一些國家在歷史上還出現了多次的土地集中。
Frankema認為殖民地歷史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一直會延續到當代，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土地分配不均的國家往往也是政治不民主的；另一方面，土地作為一種比較容易繼承的財產，它的分配狀況更具有持久性，作者認為拉美當前的土地分配不均與歐洲在拉美的殖民活動有關。研究發現那些在歷史上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過的地區，當前的農業生產率顯著低于一般水平，這是因為這些殖民地大土地所有制盛行，低效率的制度導致了生產的低效率。
(二)東亞的土地平均分配
東亞各國在二戰以后普遍實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從而在農業經營中以小農經濟占據絕對主體，土地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很高。根據Frankema的測算，在數據覆蓋的111個國家中，從分配最公平到最不公平的排序中，東亞經濟體都排在最前列，排名依次為：韓國第2，臺灣地區第9，日本第12，中國大陸第20。其中韓國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數僅為0.28。除了中國大陸的收入差距在有所擴大之外，其他3個地區都實現了“公平增長”，主要的原因是，二戰以后實行的土地和財富再分配為公平發展創造了條件。
日本和韓國都是在美國的占領和統治之下，進行了土地改革，臺灣地區則因為國民黨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也進行了深入的土地改革。可以認為，二戰摧毀了韓國和臺灣地區的大量社會財富，但是，也徹底地摧毀了舊的制度，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徹底打擊了舊的利益群體，改造了舊制度,為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制度基礎。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東亞的人口規模較大，而農業用地相對有限，這造成了較大的人地矛盾，土地分配關系不平等在歷史上一再成為引發矛盾的導火線，因而窮人對土地再分配有非常強烈的要求，改革者必須對此作出反應。根據國際糧農組織的數據，2010年，全球人口為68.96億，其中東亞為15.6億，占22%，南亞占24.9%，拉美占8.6%。而在全球的34.6億經濟活動人口中，東亞和南亞分別占27.1%和22.7,拉美國家占7.8%。東亞的人均耕地面積也遠低于其他地區，因而選擇相對公平的土地分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大土地制度對拉美工業化的影響
我們從兩個方面來分析拉美大土地所有制和快速的城市化的影響：
（一）不利于工業發展的政策
大土地所有制對工業影響之一是，形成了農業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為主的強勢利益集團，且制定出不利于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
迄今為止，對農業在工業化和經濟結構轉型中的作用存在兩種完全相反的看法。“樂觀派”認為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基礎，有利于欠發達國家早日實現大規模的工業化；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人口較多，糧食需求量較大，農業生產率提高可以盡早地解決糧食問題，釋放出更多的勞動力進入工業部門。同時農業發展也為工業化提供原料、資金和市場，農業和工業可以相互促進。
另一派被稱為“農業悲觀主義”者，他們認為農業生產率較高的國家反而有可能造成路徑依賴，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偏向農業，阻礙工業化的進程。在悲觀派中，Mastuyama發現，在現實中，有些農業較發達的國家反而增長十分緩慢，他論證了在開放條件下農業先進國會成為農產品出口國、工業品的進口國，分工會被鎖定在技術進步較慢的農業部門。農業生產率改進反而成為阻礙。這種情況在一些拉美國家確實存在過，一些國家在一段時期內高度依賴于農產品為主的初級產品出口。
拉美大地產所有者勢力強大，主導著政策的形成，以便服務于自身利益。他們在占有大量土地的情況下，大力發展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的出口，而工商業的發展則受到抑制。許多拉美國家實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工業發展的政策，例如外貿政策、資金政策、對農產品的資金補貼。雖然擁有豐富的土地和礦產資源，部分農產品的生產能力較強，但卻未能服務于工業發展。例如，在阿根廷，由于農礦產品的生產主要在內陸地區，為了便于將內陸地區和國外市場連接起來，該國以舉借外債等方式來修筑鐵路，一些鐵路的產權也歸西方國家所有，以補償后者的修建成本。這服務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也使本國經濟更加偏離了工業化的方向。
（二）拉美高失業和高福利開支
土地分配不均的另一個影響是造成勞動力過早地進入城市，加劇了失業問題，造成了過高的福利開支壓力。大量土地被地主控制，擁有土地的農民比例較低，大大加速了農民進城的速度，直接切斷了他們和土地之間的聯系，這對城市的就業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失業問題在拉美各國都十分突出。城市勞動力供給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正規部門的就業創造能力，其結果是，非正規部門以超常規的速度擴大。在1990年代，拉美青年就業的總增長率為0.8%，但是非正規就業的年增長率卻達到2.5%。在1990-1999年間，非正規部門占青年就業的比重也由42%上升到了49%。1995年拉美地區的公開失業率為7.3%，失業人口和半失業人口占勞動力的比重高達50%,這一比重在1990年為40%。
也由此引出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需要增加對城市失業人口的福利負擔。進入城市的農民不一定能得到充分的福利保障，但是，他們卻可以對城市中在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造成沖擊，如果正規部門的工人被農民所替代，并成為失業人口，他們一般都能獲得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這就加大了財政負擔。二是隨著進入城市的窮人數量增加，他們對政策的影響也逐漸增強。在拉美許多國家，政治家為了迎合窮人，盲目地對他們給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承諾，這進一步增強了窮人對政策的影響力。拉美民粹主義的土壤滋長出龐大的城市窮人群體，他們迫使政府實行福利趕超政策，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階段和社會的承受能力。
拉美國家在1990年代，福利開支占GDP的比重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拿馬和巴拉圭的福利開支在多數年份都接近或超過了20%。福利開支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在一些國家高達70%（例如巴拉圭72.5%，巴西60.4%，阿根廷63.6%，智利66.8%）。1970年代，亞洲國家平均的福利開支占GDP比重為5%，拉美平均約為7.5%，1993-1996年間，亞洲平均水平約為6.5%，拉美則超過12%。結合拉美的民粹主義盛行的事實，完全可以說存在著“福利趕超”。關于拉美民粹主義，有很多文獻都作了討論，筆者不在此贅述。
拉美在1990年代中后期，普遍實行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社會福利的覆蓋面有所下降，不同階層、行業之間，享受的福利差距進一步拉大。似乎是福利改革本身引出了這些問題，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這樣兩點事實：（1）拉美在福利改革之前，如果和其所處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的話，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已經比較高了，這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前福利趕超的后果；（2）養老金的覆蓋面下降是與改革有關，但這一現象有比較復雜的原因，其中改革本身的導向有重要影響。正因為政府的福利開支壓力過大，這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私人在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負擔，減少政府負擔的部分。由于這一時期存在較高的失業率，參保率下降反映了勞動者個人的自主選擇。筆者傾向于得出這樣的判斷，正是因為改革之前，長期的福利追趕，造成政府的福利開支負擔過重，才不得不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這樣智利的養老金私有化改革成為各國效仿的對象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理解以上問題。在一定時期，實際福利保障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公民或勞動者對政府施加的壓力，這反映了社會對福利保障的需求，同時它又不能不受政府財力的制約，更根本地取決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這反映了社會保障的供給能力。如果政府的財政壓力過大，那么前期在社會壓力下建立起來的高水平保障也無法維持下去，這正是拉美在1990年代末期面臨的情形。
4.小農經濟及其在東亞的貢獻
(一)有關小農經濟的認知誤區
在分析小農經濟在東亞工業化中的作用之前，我們先一般性地討論一下小農經濟的效率特征。國內的很多討論中，普遍認為規模化經營是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關鍵。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誤解。小農經濟是有效率的，這有理論上的依據；它也是有生命力的，這也有現實經驗的支持。
土地制度直接決定著農業生產的規模，即農業生產是以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經營，還是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的資本主義式農場，雇傭農業工人來從事生產。這兩種生產方式的效率有極大的差異，引發了很多研究，其中的焦點是，農業生產中到底是否存在規模收益，小農戶的生產方式是否更有效率。如果小規模經營更有效率，那么在許多落后國家，包括非洲和南亞部分國家，普遍存在的大土地所有制就會阻礙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土地改革也具有重要意義。
Cai Wenbiao研究發現各國農場的平均規模與人均GDP呈現高度正相關，針對40個國家的樣本，土地規模的差異可以解釋農業生產率差異的30%。這并不令人意外，很多其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類似結論，這是否意味著農業中確實存在著顯著的規模化收益呢？需要仔細的分析。實際上，這些研究可能低估了其他一些改進農場效益的變量，例如，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程度可能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而提高的，工業化國家有能力在農業中投入大量資本和先進技術，而這些因素的貢獻很難完全分離開來。部分發達國家的大農場之所以有很高的效益，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農業產業化、商業化程度很高，例如，美國通過發達高效的商業體系將農業生產和市場聯系起來，實行農產品的深加工，日本則具有發達的農業合作組織。這類收益并非直接來自農業生產較大的土地面積。和大農場相比，小農生產能夠有效地解決農業中普遍存在的激勵和監督問題，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家庭內部關系，避免雇傭制度中存在的偷懶。小農完全可以是有效率的，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業資本密集度較低，勞動投入較多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世界銀行在最近出版的報告《農業土地分配》中，明確地對近來的研究作了總結，高度肯定了小農經濟在效率上的優勢。如果小農是有效率的，那么其直接的政策含義就是，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消除土地所有制對農業生產率的阻礙。此外，它還是一項消除農村貧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有效手段。再次，在一些國家，農地的平均分配也有利于緩解農民面臨的信貸約束。
國外的經驗事實也可以證明，小農經濟是具生命力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它在效率方面有很強的優勢。1790年，美國首次人口普查顯示，90%以上的美國人口都是農民，絕大多數是自耕農，美國當前的大農場也是在早期普遍的小農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董正華提供的資料顯示，在1999年，家庭勞動力占農業勞動力總量的比例，在荷蘭是75%,英國69%，法國85%，德國77%，西班牙87%，比利時91%。雖然這些國家，農業人口比重已經很低，但中小規模的家庭經營的農場仍然在農業生產中占主流。有學者指出，在西歐和北歐以外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家庭農場都是農業生產的主導形式。
韓國的情況表明，小農經營不僅沒有消失，而且其收入有大幅度增加。韓國的農戶總數從1967年的258.7萬下降到了1980年代末的176.7萬，農戶總人口從1443萬下降到666萬。但是資本主義式的大農場并沒有出現，小農經營占據絕對主體的趨勢一致得到延續。有一項研究對韓國的3個村子作了持續20年的調查，在1971-1991年間，務農戶的比重從93%，下降到了63%。農戶擁有的平均土地面積為1.66町步（1町步約合0.99公頃）。4町步以上的農戶從1971年的11%到1991年歸于消失，3町步以下的農戶從78%增加到了96%。但是在此期間，農戶的實際收入平均提高了5倍。由此看來，在拉美大量存在的大農場反倒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現象，是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制度環境的產物，也對經濟發展形成了阻礙。
（二）東亞小農經濟的的貢獻
小農經濟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學者將其貢獻分為產品貢獻、市場貢獻和人力貢獻三種。我們可以將東亞視為很好地利用了這些貢獻的典型。戰后初期，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韓國都曾大規模地從農業部門征收剩余產品，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中國大陸實行糧食訂購制度，對農業征收較高的稅收，以工農業剪刀差的形式將農業部門的剩余轉移到工業部門，是資金匱乏的條件下發展工業的一個重要手段。20世紀50年代，韓國也通過以極低的價格征收收購農民的糧食，其中價格大約為市價的50%-30%，稻米征收價約為生產成本的80%。直到1975年，政府收購仍然占到農產品的大約一半。此外，在美國援助期間，韓國進口了相當數量的糧食，也直接壓低了國內市場的糧價，是能夠實現剪刀差的又一因素。臺灣當局獲取農業剩余的手段比較多樣，包括以肥料換取谷物，低價收購糧食等。在1960年代，臺灣地區的紡織業和食品加工業發展較快，這些行業的發展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工農業剪刀差的價值。當然，政府為促進農業發展也加大了投入，包括提供資金和農業技術的推廣，基礎設施建設。之所以能夠持續地從農業向工業部門轉移剩余，主要是因為土地改革徹底打破了舊的所有制關系。這種轉移之所以能實現，也還得益于通過土地改革，政府直接面對著千千萬萬的小農，農地的所有權并不是完整地賦予了農民，而是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農民只是部分地擁有了土地。可見，在東亞發展的初期，由于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的勞動力被投入到了農業生產中，其創造出來的價值被政府強行轉移到工業中，是東亞發展的一大特點。
中國大陸在計劃經濟時代，通過從農業中獲取剩余有力地支持了工業發展。改革開放初期，農業仍然通過資金積累服務于工業化。在過去30年的高增長中，廉價的勞動力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顯著變化大約在2004年前后，在此之前，工資率只有極其微弱的變動。另一方面，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卻有大幅度提高，這就保證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有豐厚的利潤。
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低工資水平近乎不變，除了廣泛認同的原因，存在剩余勞動力之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村有大量的小農戶，這種小農戶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包括了養老、疾病風險、照料子女等。如果以一個候鳥式的農民和完全脫離農村遷移到城市定居的人相比，后者的生活成本會高出很多，其中包括在城市的養老、子女的培養、醫療等支出，我們不能不承認，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設施，但是獲得更高水平的市民福利，勞動者必須有較高的技能，有足夠高的收入，而對于農民工而言，在技能沒有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繼續生活在農村則可以享受到小農家庭的福利保障，因而他可以在進城務工時，接受較低的工資。而決定農民是否愿意繼續留在農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小農戶的存在，這個條件使得家庭可以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福利最大化的決策。趙岡指出：“農家有義務供養全家人員之生活，即令有多余之人，也是如此，不能把多余之人趕走。”由于小農的存在，候鳥式的進城務工成為農民參與工業生產的主要方式，這既使工資維持在較低水平，也大大節省了政府的福利成本。將中國大陸的情形和歐洲的高福利國家作比較固然很不恰當，但是和拉美的比較卻是有說服力的。拉美的福利趕超使政府過早地承擔起了沉重的福利負擔，造成了很大財政壓力，這成為拉美國家財政危機和政局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托達羅在研究勞動力轉移機制時，就特別轉述了喬根森的看法：農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僅體現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而且需要增加對就業的貢獻。“過早地引入現代生產技術，農業早熟，會削弱農業的勞動力吸收能力。”這種情況對于拉美高速城市化的階段是完全適用的，而中國大陸在過去的發展中則避免了這種不利的局面，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小農經濟提供的福利保障功能，當然，東亞其他地區在其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是否也是如此，需要進一步分析，不過和拉美相比，他們確實做得更好。
5.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我們發現，土地分配高度不均，從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大地產制是拉美發展的重要阻礙因素。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大量的農村無地人口過早地進入城市，使拉美的城市化水平遠高于工業化水平。在東亞順利推進工業化的時期，拉美的工業化卻遭受了挫折。土地制度在拉美的作用機制是：大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使農村剩余勞動力過早地與家庭農業和土地失去聯系，小農家庭的福利保障功能無法得到有效地發揮，使得城市勞動力的劇增無法通過工業部門的擴張來消化，卻增加了社會開支，對工業化形成了抑制。而小農的存在卻成為東亞特別是中國大陸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維持低工資，“節省了”政府財政開支，順利地推進工業化的有利因素。落后的土地制度也造成了拉美強大的土地所有者利益集團，使政策偏向于技術進步緩慢的農業，也制約了工業發展。城市中大量的窮人又使拉美的民粹主義很有生命力，這也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和政策方向非左即右的搖擺，無法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
通過這一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平均的土地分配和小農經濟為農民工提供的福利保障在過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前，隨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老齡化負擔日漸加重，社會福利開支負擔加重，經濟增長也面臨著減速壓力。而今后城市化的推進，勢必要使更多的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市民，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的迫切性正在凸現出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認為，中國正在經歷從“低成本工業化”向“高成本城市化”的轉變，其中正在抬高的城市化成本中，最主要的就是福利開支和基本的保障，以及各種基礎設施建設費用。
國內關于農業生產規模效益的論述，大都偏向于認為，我國碎片化的土地經營阻礙了規模效益的發揮，主張通過促進土地流轉等方式推進規模化經營。這一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些論者甚至極力主張農地的私有化，這種建議忽視了小農在激勵方面的優勢以及小農在大多數國家長期普遍存在的經驗事實，也忽略了在迄今為止的發展過程中，小農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功能。考慮到城市容納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城市化人口增加會帶來很大壓力，尤其是在福利開支方面，我們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來鼓勵和支持小農發展，繼續保持土地的相對平均分配，不宜過分提倡乃至強制推行土地規模化經營。中國目前有4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要在較短的時期內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并不現實。當前一方面要提高城市對進城務工人員的福利保障，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應該是漸進式的。鑒于小農的效率特征，以及食品需求結構變化為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提供的發展契機，應該努力改善小農的發展環境，在融資和技術支持方面給予農戶更多的幫助，通過繁榮農村經濟，緩解城市化帶來的壓力和挑戰。
雖然小農家庭存在相伴隨的“候鳥式”勞動力遷徙，保持了勞動力的低工資，降低了城市負擔，避免了拉美式的經濟停滯，但農民為高增長付出了很大代價。今后我國需要通過更多的措施來促進農村發展，通過給予農民更多實惠，對他們予以補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戰略與管理》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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