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面對這樣的歷史，一個問題一直呈現在我們面前，為什么中國沒有像歐洲地中海沿岸，不僅發展農業，也存在興盛的商業文明？為什么中國歷史選擇了農業立國？
“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是一句中國人熟悉的話語，盡管當代人說出這句話重點均落在對食物的需求上，幾乎很少想到食與民的分量，但回顧中國歷史，幾乎每時每段均沒有離開食物的生產領域農業以及食物的生產者農民。
農業不僅是歷代王朝的立國之本，也是維系國脈民生的基業。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面對這樣的歷史，一個問題一直呈現在我們面前，為什么中國沒有像歐洲地中海沿岸，不僅發展農業，也存在興盛的商業文明？為什么中國歷史選擇了農業立國？
從管仲與商鞅說起
縱觀歷史，推動中國走向農業立國之路，戰國時期執掌秦國軍政大權的商鞅發揮過重要作用。商鞅并非是秦國本土人，而是出生于中原地區的衛國。進入秦國后，他向秦孝公提出強國之策——“重農抑商”。“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是商鞅論點的核心。依托這一論點，他認為在諸侯林立、群雄逐鹿中，國與國之間、政權與政權之間的較量，人口多、土地多、糧食多才能兵強，只有兵強，國家才能在政治與軍事較量中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并最終贏得天下。
在商鞅的強國框架中，核心在于農，在于戰。農是實現強國的物質保證，戰是邁向強國的克敵措施。依照商鞅鼓勵農、戰的政策，商業卻受到嚴重的壓抑。商鞅認為，國家一旦有難，由于農民的土地是不動產，既不可以移動，也不可能變換，為了保家，必然衛國，一定會與國家共生死；商人就不同了，由于商人的經營行為以流動性為主，并非固定在一地，且商業盈利獲得的多為金銀細軟，一旦國家面臨危機，包裹細軟即可逃離戰火是非，于國于民均無利。站在戰國時期秦國的國家利益上，農為本，商為末，崇本抑末的思想即已形成。
事實上，崇本抑末并非中國古人一貫的思想。上距戰國不遠的春秋時期，位于今山東一帶的齊國，有另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管仲，在他輔佐齊桓公治理齊國時，則有著與商鞅不同的治國思想，即重農而不抑末。管仲提出，“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 將國家的經濟之本投放在糧食生產的同時，提倡農、林、牧、副、漁五業并舉。并強調“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的重農不抑商思想。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邁向了霸主的地位，不但擁有了強大的國力，且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從春秋到戰國時期，齊、秦兩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治國策略，但是公元前三世紀統一天下的是秦國，而不是齊國，這就意味中國歷史最后選擇了秦國的政策——重農抑商。幾年前，周振鶴就曾經講過“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這樣的問題。其實依循這樣的思路，我們會想到如果后來的治國者是齊人，也許中國歷史會與后來完全不同。按照管仲崇本而不抑末、重農而不抑商、五業并舉的思想，或許也會有地中海沿岸的商業交易，也會有如同威尼斯商人一樣的商人活躍在中國歷史舞臺之上。但是歷史沒有如果，秦人或者說商鞅制定的強國之策，為后世的中國奠定了農為本的基礎。
“崇本抑末”與“鹽鐵官營”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農為本的治國之策起步于秦代，那么最終的強化卻完成于西漢時期。漢武帝時期制定的各種制度多對中國歷史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中董仲舒主張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桑弘羊提出的鹽鐵專營，在思想與政策措施兩方面強化了“崇本抑末”“重農抑商”政策，并成為后世之本。
“崇本抑末”針對農業與工商業而言，“本”為農業，“末”指農業之外的工商業。“崇本抑末”的真正效力在于政策、法律措施給予的保障。首先，朝廷對于官員政績的考核，重點在于耕地的拓展與人口的增殖，而這兩項指標均與農業生產相關，這一點如同當代將GDP 增長作為衡量官員政績標準，有相似之處。配合耕地與人口，農田水利以及其他與農業生產相關的指標，亦在對官員主要考察之列。朝廷對官員政績考察的內容在于“本”而輕于“末”，成為建立農為本治國理念的重要因素。
如果說考察官員政績的標準，對于推動中國全面進入農業社會，發揮重要作用，那么“鹽鐵官營”幾乎將商業推到一條崎嶇艱辛的窄路之上。農業生產帶來最大的滿足在于男耕女織生產的衣食之物。黃梅戲《天仙配》中那段著名的唱詞“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切實地反映了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特點，衣食之需幾乎完全可以依靠農業生產自身而獲得，因此商人經營獲利在于鹽、鐵、礬等農業不能生產之物。
當代社會中，鹽固然不可或缺，但并非稀見昂貴之物，在古代其地位與鐵并列，如同今日之石油、煤炭。歷史時期的中國內地產鹽地主要分布在山西解縣、四川自貢、寧夏花馬池以及淮河南北地帶。由于鹽產地有限，大多百姓需要通過流通而獲取。鐵是制作農業生產工具的原材料，同樣并非農家所產。至于礬，則是染布增加著色力的重要添加劑。
漢武帝時期針對這些非農業所產，又是民生不可缺少之物實行官營，目的就是將這些利潤率最高的物品掌控在朝廷手中，并通過國家壟斷阻斷商業與商人的利潤。通過“鹽鐵官營”，商人能夠經銷的除日常針頭線腦小商品之外，就是面對社會上層需求的奢侈品，而所有這一切均不足以將商業推到舉足輕重的地位。
“崇本抑末”，憑借重要商品國家官營政策抑制了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與商業力量的強盛。這樣的情況延續到明代，長城沿線蒙古人的南下，成為商人崛起的機會。明代面對蒙古騎兵屢屢南下造成的軍事危機，修筑長城的同時，在長城沿線駐守大量軍隊。而這一地區并非江南魚米之鄉，地處北方農牧交錯帶，軍隊屯田所產糧食有限。
為了保障軍糧的需求，朝廷實行“開中法”，即要求商人將糧食運送至長城地帶，依據運糧數額發放販鹽通行證。正是利用“開中法”，后世盛極一時的晉商、徽商等商幫獲取了第一桶金，并在此基礎上崛起，成為明清時期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
然而盡管如此，“農為本”的思想始終沒有被消弱。農業既構成了中國古代的支柱性產業，依托農業生產的定居生活而誕生的文化也植根在這片土壤之上。深厚的黃土與土地上生產的糧食，既孕育了中華文明之光，也讓中華民族在年復一年、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事活動中，形成一種與世無爭的性格。這種性格對于個人是一種美德，對于民族則失去競爭性。
從商鞅所在的那個時代，到1949 年，甚至1978 年，中國走過了2000 多年農業立國之路。農業養活了我們，造就了歷史，然而與“農為本”相伴隨的國家經濟政策，雖然保全了農業獨尊的地位，卻也因此而失去讓農業走出傳統的機會。
作者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大》201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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