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無疑對陷入惡性循環的農業生產注入了矯正的驅動力，也是對恢復深受化肥、農藥過量施用之害導致土壤不健康的一個很好的制度引導。
近日舉行的第五屆中國環境修復發展戰略論壇傳出消息，由全國人大環資委起草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已正式對外征求意見。按照計劃，該法的建議稿將于明年提交給人大常委會審議，并納入立法計劃。
目前，在我國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里，只有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缺位。多年來，土壤污染防治沒有法律規范，既有現實層面“經濟措施”乏力的問題，也有與具體治理措施相關的分歧。這些都折射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我國人多地少，糧食生產問題依然突出。一位在廣州從事糧食貿易的人曾向筆者求助：她定向賣給客戶、銷路很好的稻米竟然被投訴鎘超標，這樣的土壤該如何治理？通過檢測她采集的一些土壤樣本，筆者發現土壤中鎘的全量僅為0.2毫克/千克，低于我國現行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限值（0.3毫克/千克），但由于土壤pH值低，不到5.0，使其稻米鎘超標了1倍有余。此后筆者陸陸續續遇到很多這類例子，一些農戶和有機農業者充滿困惑，在遠離污染源的耕地，辛勤勞作之下的稻米怎么鎘超標了呢？
這一奇怪現象的出現無疑與我國肥料農藥的過量施用給土壤生態系統帶來極大的影響有關。化肥農藥過度使用帶來的最主要危害，就是土壤急劇酸化和土壤生態系統功能的弱化甚至喪失。根據張福鎖等2010年在《科學》發表的研究結果，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過去30年間，我國土壤的酸堿度下降了0.13~0.80個單位，尤以農業生態系統下降幅度最大。0.80個單位意味著土壤的酸度增加了6倍之多。
正如文章指出，如果這一幅度讓自然界來完成，則需要數萬年的時間。可見化肥大量施用對土壤性質和土壤生態功能沖擊之大。對于一些重度施用區域如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沖擊強度更甚。
土壤作為母質、氣候、生物、地形和時間五大成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產物，是一個具有高度生命活力的生態系統。一把泥土中的生物數量比地球上的人口還要多。在1平方米的土壤中，原則上應該有10萬億個細菌，3000條蚯蚓、蝸蟲以及1只脊椎動物等。但在高肥高藥的條件下，可見生物已喪失殆盡，肉眼不可見的生物也深受沖擊，土壤固氮、解磷、解鉀等正常生物功能無法發揮。此外，由于土壤食物網鏈條的破壞，導致有些土壤生物“一家獨大”，造成作物的不健康如根腐病、根結線蟲病等。
土壤酸化直接導致土壤中原存在于礦物中的重金屬釋放、吸附在土壤黏粒上的重金屬活化、土壤無法對外來重金屬進行“老化”，這些過程導致土壤中重金屬有效性的提高，糧食生產超標。特別對于鎘這個在土壤—植物系統容易遷移的有害重金屬，土壤酸化的鎘活化效應更為明顯，導致我國雖然制定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但依然會生產出超標糧食。
11月1日通過的《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突出綠色生態導向，加快推動落實相關農業補貼政策改革，把政策目標由數量增長為主轉到數量質量生態并重上來。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無疑對陷入惡性循環的農業生產注入了矯正的驅動力，也是對恢復深受化肥、農藥過量施用之害導致土壤不健康的一個很好的制度引導。
我國全方位開展農業補貼始于2004年，主要是在化肥、農機、農田基本建設方面。這些補貼無疑對保障糧食穩步增產、實現我國糧食的“十二連增”起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措施也促進了化肥和農藥的過量施用，形成目前我國占世界不到10%的土地施用著占世界1/3的肥料；化肥施用平均量達到463公斤/公頃，是世界平均施用量131公斤/公頃的3.5倍，也是通常認為的警戒線225公斤/公頃的1.93倍。
在眾多的成土因子中，農業土壤中增加的人為因素已成為最強烈的影響因素。可以說人為因素（施肥、施藥）在短時間內極大地改變了土壤生物因素，導致了土壤的不健康。因此可以確信，建立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改革方案將有助于土壤健康。
作者：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原名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科學報（2016年11月28日第1版，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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