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糧食安全已成為日本媒體和議會喋喋不休的話題，更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這與日本的社會意識、社會結構密切相關。
憂患意識下的未雨綢繆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頒布的食品安全領域相關法律、法令、規制等達約300部之多。盡管日本憑現有國內資源可以實現完全的糧食自給，但多數人寧愿相信日本糧食不安全。日本政府2010年9月公布的“關于糧食供應的特別輿論調查”顯示，接受調查者中對將來日本糧食供應表示不安的占85.9%。日本“糧食安全”未必是現實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人與生俱來的不安全感。所有的危機對策，都是在預估有風險出現“可能”的情況下的預防措施。
農業保護的訴求
日本對于農業的保護力度遠超其他發達國家。二戰后，盡管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加入了世界產業分工體系，經濟逐步自由化，但其農業領域始終實行保護政策。除了勞動力的職業選擇沒有限制外，農地的交易、轉用，農產品的買賣，很長時期內由政府控制。由于土地、勞動力等成本較高，日本農產品價格遠遠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政府通過對農產品進口實行配額制度、對進口農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等措施把海外農產品拒于門外。甚至在議會中，政見存在分歧的各政黨在討論關于農業保護的法案、政策時，也異常地一致通過。此外，日本媒體愛炒作外國食品安全問題，給人以外國食品不安全、日本食品最安全的印象。糧食自給率降低、糧食安全存在問題等成為政策保護訴求的絕好借口。
農村選票的影響
政治因素同樣影響著日本對糧食安全問題的關注。因為在政黨競爭中，農村選票價值遠高于城市選票。
與城市工商業者不同，農民職業單純、利害一致因而易于聯合，日本全國農民都被組織到農業協同組合（以下簡稱“農協”）中。農協會員穩定，投票率高。農民是保守主義政治的基礎，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自創立之初就得到農協的大力支持。1994年前，在中選區制下，不同選區選民人數差異很大。例如1972年，地廣人稀的農村地區1張選票等于城市地區的5張選票；1990年，占全國人口40%的大城市選民只能選舉20%的國會議員，512個議席中269個來自農村地區。議會中的農林水產族議員對政府決策具有決定性影響力。例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面臨著國際社會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加之國內大米過剩、財政赤字龐大，政府打算降低大米收購價格，卻因農林族議員強烈反對而作罷。日本議員參加競選時，在農村地區只要獲得相當于城市地區1/3的票數就能夠當選，因此農村選票價值更高。1994年，眾議院選舉制度改革對于選票價值的差異調整也很有限。相關統計顯示，2010年，小選區制下農村選票和非農村選票的價值差距最大仍然達到2.4倍。
不僅是自民黨，其他日本政黨也需要農村選票的支持。為了獲取選票，各政黨都極力討好農民，推出農業保護政策。保護政策獲得社會支持的最好說辭就是糧食安全。進入新世紀，以糧食安全為核心、農民利益為宗旨的農業保護，成了日本參與TPP之類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最大障礙。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網日本頻道 2016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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