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層層“對上負責”的領導體制沒有改變，加之農民參與機制嚴重缺失，評估和驗收越嚴格，離實際情況可能越遠，形式主義可能越猖獗。
基層干部的強烈呼聲
年終歲尾，精準扶貧的評估和檢查活動在各地鄉間普遍開展。關注這件大事的人們，既可以通過媒體看到很多“鶯歌燕舞”的喜訊，也能夠通過多條渠道聽到基層干部種種抱怨之聲。
12月11日《人民日報》披露，“一位駐村扶貧的第一書記吐槽：扶貧工作中，各類登記表、調查表、明細表、記錄表雪片般飛來，“5+2”“白加黑”都難招架，最多時一天就填了48份。大量時間、精力耗在紙面上，要為村里做點實事，反倒只能擠時間。”
12月16日，各大網站轉發《經濟日報》一篇題為《精準扶貧不是“精準填表”》的文章，文中寫道：“正在駐村扶貧的朋友抱怨，他說最辛苦的是加班加點填表，一個村上百戶脫貧戶的表格，加起來數百張、上千個填寫項。不僅要填的表格數量多，每家每戶還都有好幾張，時常忙到深夜也填不完，而且，每張表格填多個不同項目，費盡口舌向農民都解釋不清，有的表格填了一次又一次，來回重復。這樣下去，年末的精準扶貧驗收大有向‘精準填表?演變之勢。”
網絡和微信中，隨處可以看到基層干部的吐槽。如：“追表像追命，天天迎檢”；“連表也填不完，哪有空搞扶貧，今年農村工作最虛偽；“貧困老人真是難，幫扶措施不好填，土地種了一點點，咋算不夠脫貧線，勸說子女來供養，子女搖頭也困難，兒媳娶家欠幾萬，如今外債沒還完”；“脫貧工作是關鍵，干部頭腦天天練”；“天天加班時間白費，天天工作干活白累”……
南方一位大學生村官在微信中給我發來多幅鄉村干部全力以赴加班“迎檢”的照片，他說：從省到縣，都強調必須完成當年的扶貧工作任務，只有幾天時間，不是等于公開號召基層造假嗎？
北方一位負責此項工作的副鄉長告訴我，他有一天，曾上報了8套表格，在最忙的一個多月中，平均每天要上報兩、三份材料。
窺一斑可見全豹，僅從表格上，就不難看出：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很可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基層干部的情緒，很可能達到了怨聲載道的程度。
已經造成了費力不討好的嚴重后果
形式主義的危害有多嚴重？本人依據在基層工作的感受，曾多次說過，它造成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以及對黨和政府公信力的損毀，可能比官員貪腐還要大。
就扶貧工作來說，最明顯的后果是，部分貧困戶對政府的幫扶不但不感恩，反而還“放賴”、取鬧。
去年，榮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的原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在網絡上發了一篇題為《精準扶貧中自強感恩教育要跟上》的文章。文中披露，本縣一個貧困戶在獲得政府十多萬元的幫助后，建起了新房，卻以地基款補助不足為由到政府大鬧。陳行甲認為，少數貧困戶“不自強、不感恩”是當下精準扶貧工作中的“痛點”，所以，他強調要對群眾進行“感恩教育”。
有些干部在抱怨上級“追表像追命”的同時，抱怨貧困戶“受惠不感恩”。一篇《六問貧困戶》的微信寫道：貧困戶檔案中多次要簽字，三番五次，貧困戶不干了。扶貧干部百感交集，一村貧困戶180余戶，戶平檔案40余頁，前后調整口徑五、六次，重整檔案四、五回，用紙10余箱，有多少扶貧干部曾加班加點，熬更守夜。如此付出，讓你簽個字，就不樂意了，良知哪去了？最后，這篇微信發出了“道德補課”的呼吁。
我曾在微信公號上發一短文，首先表示，陳行甲能夠把本縣扶貧工作中一個負面案例，公開披露出來，是比較“陽光”、非常勇敢的，值得點贊。但同時認為，不應該把“自強感恩教育”或“道德補課”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措施，而應著重反思我們的扶貧模式。
多年的扶貧工作，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始終沒有擺脫“層層對上負責”的路徑依賴和工作模式，“費力不討好”的問題一直比較突出。本人在《扶貧工作的困局及出路》（刊于2015年《改革內參》第47期）一文中，曾依據大量數據和案例說明：“政府投入的扶貧資金流失嚴重”、“相當一部分扶貧項目效益低下”、“形式主義泛濫導致諸多扶貧措施偏離工作目標”、“權力尋租行為使扶貧工作的公平性受到極大損毀”。普通農民，特別是貧困戶，對這些問題，當然不可能完全了解，但也會有些直觀感受。那么，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們從內心感恩戴德呢？不罵娘就不錯了。
遏制形式主義難于上青天
形式主義，不但飽受公眾輿論詬病，而且也是我們黨和國家一直高調圍剿的對象。君不見，十八大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反四風”，不就包括反對形式主義嗎？但身在官場的人恐怕都看得很清楚，奢靡之風、享樂之風，特別是公款吃喝、公車私用之類的事，確實大大收斂，但文山會海、形式主義，似乎沒有明顯轉變，在很多領域還可能愈演愈烈。去年10月27日，國務院扶貧辦專門下發了“解決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等問題”的文件，但剛過一個多月，“表格漫天飛”的鬧劇就上演了。
拙文《扶貧工作的困局及出路》第二部分曾大膽斷言，“精準扶貧”面臨著五大矛盾，各個環節都難免出現程度不同的走樣變形。
以扶貧對象的“精準識別”為例。貧困戶的標準，主要是人均收入，但眾所周知，農民收入的數據是很難搞準，且不斷變化的。實際運作中，只能是自上而下地下達指標，根據指標分級確定重點縣、重點鄉、重點村和貧困戶名單。收入水平，反倒成了參考標準。某鄉鎮干部告訴我，本鄉各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差無幾，但戴著貧困村帽子的村，可以確定80%的貧困戶，相鄰的村只能確定10%。過去，只要按指標，經民主評議確定到戶就可以，雖不精準，但矛盾不大。現在，卻不得不按指標編造出符合標準的數據來，這樣的“精準”當然很難真實，也無任何實際意義。不但村與村之間難免攀比，村內10%或80%之外的“鄰近戶”，更不服氣。特別是貧困村中扣到“盔外”的20%，除了特別富裕戶外，都有明顯的吃虧感。扶貧干部，對上要填好成堆的表格，對下要苦口婆心安撫。
再說所謂“精準管理”。就目前情勢而言，如果離開自上而下監管、驗收、督查，扶貧工作中的種種亂象，很難得到有效遏制；如果過分倚重這些措施，又勢必形成權力不斷向上集中的路徑依賴，而這種路徑依賴，又恰恰是諸多亂象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這是一個難以擺平的悖論。由于層層“對上負責”的領導體制沒有改變，加之農民參與機制嚴重缺失，評估和驗收越嚴格，離實際情況可能越遠，形式主義可能越猖獗。
很多地方為了提高評估驗收的“精準度”，組織了龐大的評估隊伍，制定了詳細的評估方案，南方某省還抽調2萬名大學生，搞起所謂“第三方”評估。按理說，搞點抽查，豈不可以節約成本；搞點突然襲擊，豈不可以發現更多的問題。但咱的上級偏不，不但下達方案，還層層召開迎檢動員會。本來，十天八天到個把月時間，不可能突擊完成預定脫貧任務？但咱們的各級領導者已經習慣這種工作方式了，做起動員來振振有詞。隨便上網一搜，就可以看到XX縣、XX鎮召開“脫貧攻堅迎檢動員大會”或“誓師大會”， 領導講話都突出了完善“臺賬資料”、“戶檔資料過關”、“貧困戶問答過關”、“從嚴追責”等內容。有的還要求做到“四個一”：每一個干部都要抓扶貧，每一天都要抓扶貧，每一項扶貧扶貧任務都要落實到人，每一戶貧困家庭都要有人負責。一扶貧辦干部在微信上發出通知，要求扶貧人員理解好“兩不愁三保障”精神后，教會貧困戶說好下邊的話：“吃得好穿得好，新農合交費想著俺，孩子高興進學堂，我們都住安全房。”
在這樣的氛圍下，形式主義不要說“減輕”或“杜絕”，不“加重”恐怕就是奇跡了！
減輕形式主義須從縣以上領導機關做起，把扶貧工作與推進治理轉型結合起來
愚以為，改進扶貧工作，遏制走樣變形，必須堅持標本兼治，在全面落實中央有關扶貧開發工作部署的基礎上，把著力點放到推進鄉村乃至縣域治理的轉型上。
當下，起碼應努力做到以下三點：
首先，應使“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富有一定的彈性，適度減少基層壓力，最大限度地避免弄虛作假和急功近利行為。應該看到，貧困人口脫貧，主要靠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利益調節機制的完善和貧困人口的自身努力，政府幫扶，僅僅是輔助手段。你把農民脫貧的目標壓給基層政府，又要求農民自強自立，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其次，應把針對窮人的“精準幫扶”與促進整個農村社會的“機會均等”、“公平共享”有機結合起來，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上下更大的功夫。應采取過硬措施，確保縣以下的財政支出，真正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公益事業發展傾斜，向貧弱邊遠地區傾斜，減少“錦上添花”和超前達標的形象工程，讓不同區域、不同身份的居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城鄉各個角落。
再次，應適度弱化自上而下的監管考核，坐實村民自治，擴大農民在扶貧工作中的話語權好參與權。從一定意義上說，扶貧資金投向不合理，甚至被挪用、侵吞，主要原因是農民參與機制和受益群體維權機制缺失；農民對政府幫扶態度麻木，甚至放賴，主要原因是他們的利益偏好表達機制缺失；農民的參與能力低下，主要原因是民間組織發育緩慢，基層自治組織行政化嚴重。所以，只有在基層民主和自治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才有可能減少政府包辦一切帶來的尷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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