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經濟長期以來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傳統社會中，若干極少的發達的城市和大面積的比較落后的農村的并存，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現象，這種現象一直到近代都沒有得到改善，而且在內外因素的推動下出現越來越激化和惡化的趨勢。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城鄉之間的割裂和巨大差異已經達至極點。新中國成立后，消除城鄉差距成為基本的國策和國家戰略之一。新中國的近70年，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工業化和趕超，即建立完備的工業體系，并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這兩個目標實現的程度如何呢？從第一個目標來看，我國已經基本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工業制造業的能力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我們建立了完備的工業體系，這為我們的國家經濟競爭力和國防工業都奠定了牢固的基礎。一個國家的工業制造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程度，是在國際上贏得別國尊重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大國角逐的核心后盾。就第二個目標來看，趕超戰略也是極其成功的，我們用了將近70年時間，從全國的人均收入而言基本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大面積的城市地區已經超越了很多發達國家，國家總體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亦指日可待。
中國執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和趕超戰略，前提是必須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而這些資源的主要來源，就是農村。也就是說，工業化和趕超戰略必須以從農村獲得大量剩余作為前提，農村成為大量剩余的供給者。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就產生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在建國初期，毛主席等第一代領導人就意識到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這種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工業部門需要從農業部門獲得大量資源，包括原材料資源、人力資源、資金等，而工業部門的大量產品也需要農村這個廣闊的市場來消化，不然這些工業產品就賣不出去。所以，如果不從農村獲得大量剩余，工業部門就得不到發展，所以工業部門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來汲取農村的剩余，包括財政手段、金融手段、價格手段；但是如果工業部門汲取地太多了，導致農村發展滯后，則農民收入減少，購買力下降，工業部門的產品就會因缺乏有效需求而滯銷，工業部門的發展也會滯后。所以，在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的關系上，在城市和鄉村的關系上，在汲取和給予的關系上，執政者需要掌握一個均衡，拿捏一個合適的“度”。如果你要考察新中國的經濟史，實際上這是一個核心的“紅線”，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起起伏伏、經濟政策的千變萬化，實際上大多與此有關。糧食的統購統銷制度、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等等，實際上都是工業化和趕超戰略的產物。當然，在中國實現初級工業化的整個歷史階段，這個問題始終存在，農民為我國工業化和趕超戰略的實現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付出了歷史性的代價和犧牲。從城市和鄉村的關系來看，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鄉的隔離仍然很嚴重，城鄉二元化的福利體系對城鄉關系影響深刻，農村的公共品供給的大力改善主要得益于農村集體經濟本身的發展，即便如此，農村的社會福利水平與城市還是有著巨大的差別。
中國當下的工業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越了那個階段。在今天這個階段，中國的趕超戰略和初步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了，在這樣的歷史時期，城市和鄉村的角色，也要發生根本的變化?，F在應該進入一個城市跟鄉村并行發展、互相依存、城市反哺鄉村、工業反哺農業的嶄新的歷史時期。因此，原來傳統體制下導致城鄉隔離的各種制度藩籬，必須徹底消除，給城鄉之間的新型關系疏通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靠什么支撐了巨大的增長呢？我認為主要是靠大量的要素——包括人力資本、資金、土地——由農村單向地流動到了城市，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經濟奇跡的主要根源。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帶來了城市大規模的發展和進步；大量的資金由農村流向城市，金融機構像抽水機一樣把農村的資金吸到城市；農村城鎮化過程導致大量農村土地成為建設用地、城市用地，支撐了城市的繁榮，但是，農民并沒有從土地功能的轉變中獲得足夠的級差地租。這種單向的要素流動實際上阻礙了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我覺得現在應該重新反省我們的發展道路，應該走一條城鄉交融、城鄉一體化的道路，促進要素在城鄉之間的相互流動。所以，2016年我在對外經貿大的一次演講中，提出要建立“城鄉聯合體”，要建立城鄉發展的共享機制。其中的核心就是鼓勵像個下鄉：資本下鄉和精英下鄉。資本下鄉進行資源整合，才能夠帶動鄉村產業的發展，包括文化產業、農業產業、旅游業等等。城市精英下鄉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的各種人力資源來到農村，會帶來資金、技術和理念，對極大地盤活農村的各種要素。所以，要把原來的農村向城市的單向要素流動，改為城鄉之間的雙向要素流動，要有兩個回流、兩個下鄉，這樣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藩籬才會被拆除，才會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原來的農村被“掏空”了，現在我們要運用各種政策實現“回填”。
現在城市各種要素下鄉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城市資本和人才回流鄉村的熱情正在逐步升溫。各類企業（包括金融機構）、社會公益組織、志愿者團隊、技術人員和知識分等正在以空前的熱情進入農村創業和開展服務。但是城市要素的下鄉，要有系統性的制度支撐。一個企業要進入農業領域，進入農村創業，會遭遇各方面的困難，其中土地要素、宅基地要素等問題日益凸顯出來，這些問題阻礙著城市要素下鄉。同時，一些城市資本下鄉也帶來很多負面的問題，侵害了農民的利益。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法律的完善逐步得到解決。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隨著城市要素的下鄉，農村土地的流轉問題的解決就成為當務之急。土地流轉有利于實現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有利于農村土地的規模經營，提高農民收入，提升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水平，因此國家在近年來大力鼓勵農村土地流轉，并出臺了多項政策規范農村土地的流轉。土地流轉政策既要保障土地要素的流動性，又要保障農民的權益不受損害，要嚴格按照法律，要尊重農民的意愿，不要讓某些不良的城市資本侵害農民利益。所以我曾經提出，在土地方面，要保持“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的權衡，既要遵循市場機制，又要保障農民福利，不可偏廢。
在城市化、城市資本下鄉、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要徹底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要徹底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還有一個必備條件，就是要實現城鄉社會服務的一體化，實現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體化和均等化。城市和農民的居民在享受社會公共服務方面享有同等的公民權，沒有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之說。當然，這取決于國家的財政實力。近年來，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養老體系、教育體系等有了長足的進步，有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村居民所享受的醫療待遇、養老待遇已經逐步與城市居民齊平，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也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一定的階段，完全有能力實現城鄉居民在社會服務方面的均等化和一體化。當然，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提高，不僅要依賴于國家財政實力的提升，還要依賴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光依靠國家財政，是解決不了農村社會公共品供給問題的。最近國家出臺了進一步明晰農村集體經濟產權的若干政策，就是為了進一步發展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實力，使農村集體經濟成為支撐農村發展的牢固支柱，集體經濟壯大了，農村的教育、醫療、文化、鄉村治理等，就有了可靠的基礎。
（作者：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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