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絕不是背幾首詩詞歌賦那么簡單。往小了說，文化就是衣食住行用；往大了說，文化滲透在一個民族的品格中。”身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當被問及“什么是文化”時，全國政協委員潘魯生這樣回答道。
那些生發自鄉土里、有根基血脈的、鮮活而有生命力的鄉村文明，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礎，也滋養著我們的民族性格。這些年，潘魯生和他的團隊從沒有停止過思考，更沒有停歇過腳步。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他們懷著地理學家一般的熱情，對每個角落里的民間文藝進行挖掘與重現，讓淹沒在鄉間茅舍、深山僻野里的珍珠綻放光彩，也啟發我們重新認識優秀傳統文化這座富礦，探究民族文化的生命內核。
一、未曾遺失的信仰
2017年2月9日，正月十三，城市里的年味兒已經淡去。廣東潮州的鄉村，人們還沉浸在團圓和美的喜悅中，年俗正鬧得火熱。
東鳳鎮下張村，一個以張姓宗族為主體的傳統村落。在外工作的年輕人，在正月十三這天也都趕了回來，與鄉人共同舉行一個重要的儀式———“營老爺”。
“營老爺”是一項借祖先神明巡土安境而自發組織的全民參與的民俗活動，男女老幼均能在活動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整個活動讓人看到了潮汕人對祖先的虔誠以及對神明的敬畏。
早上五六點，人們就起床做準備工作。七點鐘，老人們穿上紅綢長衫，戴上黑禮帽，帶領著小輩們到村頭的廟里將一尊尊木頭雕刻的神像“大王公”“大夫人”們請出來，坐在大紅花轎上，到村子里游行。這些漆著金彩的神像，從幾寸到一人高不等。
祭祀儀式之后，游神正式開始。游神隊伍的標旗上，寫著“合鄉平安”、“風調雨順”等樸實的心愿。在鞭炮聲中，大人和小孩們既敬畏、又歡喜地等待著游神隊伍經過家門，祭拜許愿，祈求來年順利。
人們總在說年味兒越來越淡了，但全程觀看這場儀式下來，潘魯生深受震撼：民俗并未遠去，它一直長在鄉土里。
這番在潮汕的調研并非度假，是他的工作安排。每個節假日，潘魯生都帶著學生上路，對民藝進行摸底調查，以海量的案例為樣本，通過文化人類學上的調查手法，形成翔實的文字和數據。
廣東的經濟雖在全國處發達之列，但自漢代以來的民俗在潮汕地區一直保留得較為完整。
“民間信仰習俗呈現了傳統民俗在維系宗族情感中所起到的紐帶作用。因為儀式的神圣性，參與者在與祖先神明的對話中會于內心深處筑起先祖們崇奉的道德堤防，無論身處何方，個人因信仰而產生的自律會始終存在。而這也正是祖先留給后世民俗教化傳統之深意。”潘魯生感念，這正是民間文化的力量所在。
一提起文化，人們腦中首先涌動的是詩詞歌賦等經典文化，也稱雅文化。但在潘魯生看來，這并不能代表中華文化的全部。人們之所以會這樣認識，是因為接受的教育中文化樣態太單一，“俗文化”，也就是民間文化并沒有很好地進入國民教育體系中。
“中華民族是達觀的民族，某種程度上講，我們的歷史就是一部農耕史。在勞作中出現了秧歌、民歌、采茶小調和民間文學，老百姓能詠能唱讀，在快樂中完成勞作，與生產生活交融。《詩經》不也是從樸素的生活當中挖掘出來的嗎?民間文化看似‘不登大雅之堂’，但卻是鮮活的、充滿民間智慧的、有生命力的，像下張村的民俗。”潘魯生說。
但遺憾的是，上有文聯，下有民協，龐大的民間文化系統卻找不到學術的根。目前，我國尚未設立民間文藝學的學科。潘魯生今年的提案是向國家申請設立民間文藝學，并作為一級學科。
中宣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意見》時說，優秀傳統文化只有全方位融入國民教育各個領域、各個環節，與人民生產生活深度融合，才能有長久生命力，真正實現活起來、傳下去。
事實上，《意見》一發布，在全國文化藝術界就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很多文化藝術界人士的記憶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專題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這，意味著什么?
二、百年一輪回
百年來，我國的民間文藝發展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聯。
“五四”運動批判傳統，但“率性而為、自由表達”的民間歌謠蓬勃發展，成為新文學發展的重要給養和源泉，也由此引發了“到民間去”的審美選擇。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民俗學影響下，郭沫若、周揚和鐘敬文等本土有識之士也著手開展民間藝術研究，并強調中國民間藝術的獨立價值。“鐘敬文先生做民間故事，從文化人類學角度講，是意義非凡的一件事，但那時候沒人理解。”潘魯生評價。
當時，老一代民間文藝工作者在貴州的苗族村寨，采用人類學、民族學的方法開展田野調査，采集了大量民族藝術標本,繪制了民族服飾紋樣和民俗風情圖，并于1940年到1948年間，在昆明、四川和南京舉辦貴州民間藝術展覽，成為一次從調查研究到社會推廣的開創性探索。
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階段，民間文藝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任務和方向，這一政策倡導知識分子深入民間。民間文化的社會地位空前提升，民間藝術上升到主流文化高度。
此舉也讓老百姓產生了自信，原來“草根”文化也可登大雅之堂。
新中國建立后，1950年便成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即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前身。接著，正值國民經濟恢復重建之際，“以刺繡剪紙換拖拉機”成為一段歷史佳話。一份1973年的報告中，有這樣的表述：“發展工藝美術生產，不僅為豐富國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所必需，而且是擴大外貿出口、換取外匯、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方面。”
隨著改革開放和城鎮化的推進，能堅守民間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民藝的嚴峻現狀緣于民間文化與民間生活傳統形態背景的喪失。”因此，潘魯生的團隊在1997年提出“民間文化生態保護”的命題，將民藝探究落腳于對民間文化生態環境的調研、考察和保護。
中央此番空前的重視，令潘魯生欣喜不已。多少年來默默耕耘在這個領域，他比誰都了解，民藝研究是坐冷板凳的活兒。
窗外的迎春花在寒風中綻開，他似乎看到了民間文藝的春天不遠了。
在馮驥才主席的帶領下，中國民協啟動了“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字化工程”，對60年來采集的民間文學資料進行了數字化搶救和整理，到目前，“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字化”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已形成了11000余冊、約18億字資料，包含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史詩、民間長詩、諺語、謎語、歇后語、民間說唱、民間小戲等11類口頭文學作品，其中50%經過了數字化轉化。“中國民協有學術積累的傳統，有幾十年的調研成果，有數字化的基礎資源，這些都是出版工程的底子，是重要基礎資料。”潘魯生告訴記者。
三、單純，但充滿力量
《周禮·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這套嚴格的美學規矩，也是中國造物體系一直遵守的方法和理論。
不知何時起，那些規矩、那些美漸漸被忽視了。今時今日，我們拿什么留住鄉愁寄托、守護民族共有的歷史記憶和生活氣息?
“從前，西方貴族家用的物什多是中國的，現在我們很多家庭用的都是外國的東西。民間也是有其文化制度的，叫做規矩，這種規矩就是老百姓用來自我制約的。”潘魯生惋惜，現在，中國從城市到農村，營造的肌理中都沒有中國符號了。“民間文化有非常龐大的系統，例如農村蓋房過去是講規矩的：看風水，選日子，選材料，房子住著要舒適，這樣才逐步形成像西遞、宏村這種非常有審美文化的村子。”他說。
科技的進步就一定要抹掉文化的印記嗎?現在有些人吃穿用度講究高檔、崇尚和國際接軌，而對老祖宗留下的東西沒敬畏之心。潘魯生認為，這與我們的文化自信缺失有關。他舉例，在日本，價格最高的房子是傳統的和式房屋，這就體現了文化自信。“所以國家提文化自信太必要了。很多民間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有核心價值，有審美，并且把這種美內化為品格和生活方式。我們是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融合的國家，文化也是有包容性的，我們應該從中發現美，感知我們的文化品格。”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節氣——中國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而形成的時間知識體系及其實踐”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二十四節氣是祖先對農耕文明的高度總結，驚蟄、谷雨，一個個動聽的名字，凝聚了先民們深沉的文化寄托。
在潘魯生看來，農耕文明不代表落后，古人善于觀察、計算和經驗，其實就是科學精神的表現。“古人對節氣的計算也是精確到幾時幾分的，例如進入谷雨那一刻，就是零點37分。這與西方不一樣，他們最發達的是神學，歐洲的整個文明史是神學史，文學性的生活狀態充滿任何一個民族。”
今年春節在潮汕的所見所聞，令潘魯生回憶起人生當中第一次采風：
那是1983年冬天，他坐火車到山東高密，從王炳來同學借了一輛破自行車騎到一個村莊，冒著大雪，一路顛簸，去拜訪一位民間藝人。老藝人見城里來了人，熱情接待，沒有一絲戒備，兩人坐在炕上一聊就是幾個小時，晚上潘魯生還留宿在這位老藝人家里。“藝術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全部，在那種環境當中，你會感覺自己也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也是一個民間藝人。”
潘魯生說，下鄉采風時遇到很多民間藝人都可以稱作他的老師，他們通過剪紙、繪畫等形式來表現《四大名著》里的形象，栩栩如生，直擊人心。
“這就是民間文化，單純，但充滿力量。”他說。
四、民藝，助力講好中國故事
“發展經濟不一定就要丟掉文化。”潘魯生更傾向于一種觀點：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文化更需要民族化和個性化。民藝雖然是農耕文明的一種產物，但它的文化基因可以滲透到工業社會，是一種無形的精神財富。
上世紀90年代，潘魯生到歐洲出差，住在一個高檔酒店里。剛進房間，低頭一看，覺得面包筐、衣服筐怎么都那么熟悉，后來“一拍腦門，我想起來了”，他在山東調研傳統手工藝時，見過這種柳編工藝。
臨沂自唐代起，就開始了種齊柳的歷史，至今綿延千年，民間發展起了手工藝，沒想到小小的柳編遠渡重洋，在歐洲與他見面了。
這些年，10萬農民已經創造了價值17.99億元的“臨沭柳編”品牌。同樣，在山東郯城縣，老百姓靠編織“中國結”，年創產值12億元。
傳統村落、傳統手藝成為生產生活的文化財富，新鄉土社會的營造獲得成功。
“最早的‘絲綢之路’走出去的是絲綢和陶瓷，無形地把中華文化帶出去了。所以說，要講好中國故事，工藝美術走出去就是一個好案例，因為它讓文明融入了彼此的生活方式，有機嫁接、自然接受。”潘魯生思考。
工藝美術在我國產業構成中一直占有重要比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我國因工藝美術出口額，成為全球文化產品最大的出口國。“當前，在信息技術、文化消費等新的發展機遇下，工藝美術的經濟疊加價值更顯著。”潘魯生認為。
“中華文化走出去，是把我們的文化理念、文化創造傳播出去，其中文化產品、文藝作品是個關鍵。異域人士不一定懂我們的語言文字和國學，但從我們的藝術、工藝、文創產品中能最直觀地認識中國了解中國，增進認同，擴大我們價值觀的影響。”在潘魯生看來，全國政協委員應該在國家發展的各個方面提出真知灼見，這也是他今年兩會關注的一個話題。“文化傳承，一要保護好文化的種子，把真東西傳下來。二要學會創新，把文化種子培育好。三是衍生，開發文化的附加值。”
當話題再回到了民藝的生存狀態，潘魯生直言他現在很樂觀。國家開始重視了，被關注的群體也會發揮極大的主觀能動性。在自己帶的學生中，他號召本科生一定要積極參與調研，放假回到老家，把發掘到的民間工藝和傳說，都寫成調查報告上交。到大二、大三時，鼓勵他們做志愿者，參與民間藝人的工藝性設計。
值得驕傲的是，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就業情況一直不錯，成績拔尖的學生都在北上廣找到滿意的工作，不少學生創業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和文創工坊。“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優秀的傳統文化要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創造是重新制造規則，科學家、藝術家都是充滿創造性的職業，走出去的空間很大，我們要從傳統民間文化研究入手，把優秀的文化資源服務社會文化建設，融入教育的方方面面，對此，我們充滿信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潘魯生民藝館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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