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鄉賢之于鄉村建設的意義，受到從學者到官員的一致關注（1-2）。對于鄉賢及其文化的強調，反映出鄉村治理領域日益認識到傳統文化資源的價值。然而不論從學術還是現實層面上，對于何為鄉賢以及鄉賢的內在意義等問題均較為模糊與籠統。
在為數不多的圍繞當代新鄉賢的研究中，一種觀點直接將鄉賢視作地方上有著雄厚經濟實力的老板企業家或富人（3）；另一種觀點則將新鄉賢定義為“受過良好教育的，擁有一定財富或者創業能力的，樂善好施的，在當地具有一定威望的鄉村人士”（4）或“指在民間基層本土本鄉有德行才能和聲望并且深受當地民眾尊敬的人”（5）。在某種程度上，前者將新鄉賢等同于地方精英特別是經濟精英，后者除了強調其經濟精英的特點之外，同時也強調了“地方威望”即民間權威的一面。在很多研究中，地方精英與民間權威是可以混為一談的。但是，從概念辨析的意義上，兩者能否直接劃等號？如果不能，有哪些區別與聯系？進而，當代新鄉賢到底應被視作地方精英還是民間權威，或兩者兼而有之？
一、精英:從國家走向地方
在社會學的意義上，“精英”最初是高高在上的。在帕累托的精英理論中，社會分為非精英階層和精英階層，后者又可分為統治精英和非統治精英兩個部分（6）。此時，精英不僅是一個涉及社會分層的概念范疇，更與統治地位或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精英與國家權力結構相連的觀點在米爾斯的權力精英中得到更充分的闡述（7）。
中國研究領域亦是如此，與當代新鄉賢提法密切相關的傳統社會士紳或鄉紳，即被視為精英的同義語，并與中華帝國的政治權力及科舉功名密切相連（8）。而最初圍繞士紳群體的研究，更被學者概括為士紳理論模式:在此模式下，作為精英的士紳群體是鐵板一塊的，具有基于科舉考試所形成的文化同質性與帝制國家緊密相連并深受儒家文化體系的支配等特征，其精英地位來自于帝制國家的賦予，其職能也勢必是維護帝國的秩序與穩定（9）。被學界廣為所知的費孝通（10）、張仲禮（11）、瞿同祖（12）、蕭公權（13）等學者的研究，無疑也受到了這一理論模式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各有側重，但上述學者在不同程度上均看到了士紳的雙重角色的特性，即:不再將士紳僅僅看作帝國秩序的維護者，而是更加強調士紳在國家與地方之間所起到的上下溝通渠道的面向，士紳將帝國官僚體系與鄉村勾連在一起，并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要為地方謀利益，另一方面又充任帝國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角色。費孝通更將帝國時期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官僚統治與士紳群體自下而上自治并行的現象稱為“雙重軌道”的權力結構（14）。
由此，以士紳群體為代表的精英研究逐漸擺脫了高高在上的局限，日益走向地方深入民間特別是中國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的出版，更意味著對縣級以下中國地方社會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精英及其在地方競技場(arena)中的資源策略與實踐的日益關注。有學者將士紳階層或精英群體的這一研究歷程的變化概括為士紳論、鄉紳論、地方精英論等不同階段（15-16）。自此，“地方精英”甚至取代了士紳精英，成為理解地方社會的極富解釋力的概念。周錫瑞(Joseph Esherick )等人將“地方精英”界定為在縣級以下的地方舞臺上實行支配與控制的任何個人與家族，這一界定大大擴展了士紳精英的范圍，囊括了處于地方社會頂端的所有人，既包括傳統的地方士紳，也包括商人、實業家、軍隊頭目、地方長老及社區領袖等不同職業的人；并且，來自社會史、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們詳細討論了地方精英在職業(組成成分)上的異質性、地域空間上的異質性(包括長江三角洲東南沿海華北長江中上游外圍區域和邊陲區域等)、以及精英行動的復雜性和對各種不同資源的靈活運用（17）。
相較于士紳群體，地方精英的概念不再過多強調其與國家政治權力的緊密聯系，精英地位不再被視為僅僅來自國家的賦予，而是更加注重精英在地方舞臺上的資源、策略、實踐與結構之間的相互交織以及地方精英的持續變遷轉型或消退的種種圖景。由此，對于中國精英群體的認識經歷了從國家賦予到官民中介再到強調民間性的地方舞臺具體實踐的歷程。
就概念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地方精英的核心要素是對地方的“支配”(domination )，其支配的來源是對網絡庇護經紀調解等種種策略的運用以及對物質、社會個人或象征性資源的控制。張信也同樣把地方精英界定為“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在地方競技場中行使支配的人們”（18）。當下大多學者對鄉村精英的研究也是如此，賀雪峰明確指出精英屬于社會分層的概念范疇，在傳統社會，鄉村精英指的是擁有土地權力和聲望的鄉紳；建國后鄉村精英大多是基于階級與政治身份的村莊主要黨員干部，以及改革開放時候的現代型或經濟型精英（19）。學者們也大都根據所支配資本的不同類型，將精英分為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等等。可以說，精英與支配相連，成為學界對于精英概念的基本認識。
二、民間權威:本土文化的建構
由于士紳研究逐漸凸顯的民間性或地方性，民間權威(folk authority)的概念也日益受到學界關注。有趣的是，在權威研究的開山鼻祖馬克斯·韋伯那里，與上文所討論的精英概念一樣，“權威”也是與“支配”密不可分的:支配意味著“某種特定命令被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合法性的支配形式即權威（20）。而那些來源于民間的非正式的以及非官僚制領域的合法性支配形式，即“民間權威”（21）。
在民間權威的研究脈絡中，最初學者們同樣看到了民間權威人物所扮演的官民中介的角色，并將其納入到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論框架之下。甚至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中國鄉村研究中，有學者將共產黨村干部比作傳統社會鄉紳，他們一方面把國家指令和意識形態傳達給村民，另一方面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也維護著地方的文化（22）。
與此同時，隨著認識的深入，民間權威的概念日益呈現出與士紳及精英研究的不同面向，其中之一即是，更加強調民間權威的本土文化建構的特征。在此研究路徑下，許多學者發現，民間宗教與儀式具有象征性權威，從而成為民間權威建構的主要方式。例如王斯福指出中國民間宗教與儀式所具有的象征性權威及其與帝國權威的相互關聯（23）；羅紅光（24）、林益民（25）等也同樣從文化象征符號體系的角度來討論民間權威的生成過程。但是，對于中國廣大鄉村來說，并不是每一個鄉村都存在具有強大象征性權威地位的村廟或民間宗教儀式，相反，大部分村民可能更具有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意義上的世俗性。對于這些村莊和村民來說，人們無法通過對宗教儀式等文化象征符號的控制來獲得權威，那么，其權威又是如何生成或構建的呢？杜贊奇通過對華北鄉村資料的分析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而鄉村社會權威正是產生于由各種關系與組織中的象征與規范所構成的文化網絡之中（26）。王銘銘對閩臺鄉村的研究也曾指出，民間權威除了來自于具有象征性權威的宗教儀式之外，同時也來源于對一套人們廣為接受的權威人格的本土觀念的遵守（21）。
為了更好理解民間權威的本土文化建構，很有必要借助于韋伯“克里斯瑪(charisma)權威”的概念。在韋伯的論述中，克里斯瑪權威具有鮮明的主觀性特征，艾森斯塔德對此有著明確闡釋:一個人是否擁有克里斯瑪權威并沒有一套客觀標準，它不是價值判斷的，而完全取決于追隨者或受眾的主觀認定，如果一個人能夠成功向人們展示其超凡特質或達到某項使命并得到人們的承認，那么這個人就具有克里斯瑪權威，相反如果他失去了讓人們承認的特質，也就失去了這一權威（27）。換句話說，克里斯瑪權威更多來自于人們的主觀認定，又由于不同社會的人們有著不同的道德觀或文化觀念，因此這種主觀認定又與特定社會的本土文化觀念密切相關。可以說，克里斯瑪權威與特定社會的本土文化觀念體系相對應。只有成功滿足或履行特定的文化觀念，才有可能得到當地人群的普遍認可與追隨，從而擁有一種克里斯瑪權威。對于“民間權威”而言，不論是上文學者指出的民間權威建構所需的宗教儀式象征符號文化網絡本土觀念，還是筆者在田野調查點路村概括的以會做人公平公正及為集體利益考慮為內容的本土觀念體系（28），均是特定社會村民普遍接受的文化準則。民間權威的生成或構建，正是依靠其對上述文化準則的履行與滿足。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民間權威”的概念同樣具有鮮明的主觀性。
同時，正是由于民間權威的主觀性，大大擴展了民間權威人物的來源或范圍。如果根據蘭欽與周錫瑞對于地方精英并不局限于本地社會的活動跨度的討論，即從本地社會成功進入到更高層級競技場(arena)并且在此之后仍然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系、把外部資源帶入家鄉以及在不同層級競技場中自由穿梭（17），則可以看出，民間權威人物的概念大大超出了地方精英的范圍，有的民間權威人物甚至不必是精英，只是普通的村民或小人物，只要其成功符合或履行了當地村民相應的本土文化觀念，就能夠獲得聲望與村民們的認可。
三、當代鄉賢:客觀支配與主觀認定之間
如果說地方精英是根據其所控制的各種資源以及對地方社會的客觀支配來界定的話，那么，民間權威則源自于其符合了村民們的某些期待而得到村民的主觀認定。換句話說，兩者的來源與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側重于自上而下式的對地方社會的支配，強調的是一種客觀上的權力與影響；后者則更強調自下而上式的普通民眾的主觀認可與主動接受，是一種主觀上的價值判斷與認定。正是由于這種不同，民間權威所涵蓋的范圍可能要比地方精英寬泛得多。也就是說，在概念分析的層面上，民間權威的概念不僅弱化了對地方社會的實際支配與控制的面向，而且可能更加突破了地方精英一詞所具有的社會分層的限制，從而涵蓋了更為廣泛的對象。由此，民間權威人物既可以是控制著各類資源的種種精英，又可以是一般的普通村民或者小人物，其關鍵并不在于對地方的客觀控制與支配，而在于他們是否能夠遵守當地的核心價值體系。如果能夠做到，那么即便是鄉村小人物也可以獲得村民的廣泛稱贊與主觀認可，從而獲得了一定的權威性；反之，即便是各類精英人物也無法讓村民們內心信服與尊敬。
但是另一方面，兩者的相似之處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不論是地方精英還是民間權威人物，起碼都是地方社會中有著一定影響力的重要人物。也正因為如此，賀雪峰等人將農村精英分為體制精英(治理精英)與非體制精英(非治理精英)，后者即是并無國家授權卻在農村社會有著一定影響力的村民（29），從而具有明顯的民間權威的意涵。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從學理上理解民間權威和地方精英所共有的這種影響力呢？前些年學界圍繞差序格局的概念展開了熱烈討論，其中，閻云翔強調了差序格局中的等級觀念及其存在于以己為中心的社會網絡之中（30）；張江華則指出差序格局的核心是社會圈子并且居于社會圈子中心位置的個體具有克里斯瑪性質（31）。這些討論大致勾勒出鄉村社會的某些面向:一、鄉村社會存在具有伸縮性、邊界模糊、以己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格局；二、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是中心個人，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潛在擴張的能力。在此意義上，或者可以說，地方精英與民間權威的影響力體現在，兩者均是具有成功擴張能力從而在其社會圈子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心個人。
那么，當代新鄉賢到底應被視作地方精英還是民間權威或兩者兼而有之？或者說，當代新鄉賢在何種程度上體現著地方精英或民間權威的意涵？通過前文對地方精英與民間權威的分析梳理，我們可以對當代鄉賢的概念大致歸納如下:
其一，與地方精英和民間權威所呈現出的共同特征相一致，鄉賢也是當地社會中有影響力的核心人物。一般情況下，不論是優秀基層干部先進典型還是普通村民，要想成為鄉賢，其必然是當地社會成功的中心個人；或者說在鄉土社會差序格局以己為中心的社會網絡中具有潛在擴張的客觀能力，從而在當地具備或大或小的影響力。
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在本文分析的意義上，鄉賢不一定必然是精英，但一定具有民間權威的意涵，也就是說，實現對各種資源的控制以及對當地社會的權力支配，并不是成為鄉賢的必要條件；相反，鄉賢更多依賴于當地普通民眾對他的主觀認定，而這種主觀認定與價值判斷來自于被視為鄉賢的人們對于當地某些普遍接受的核心文化觀念的遵守。換句話說，鄉賢并不一定必須是居于當地社會分層體系頂端的精英。能否成為鄉賢，其關鍵因素在于他能否遵從并滿足當地特定文化觀念下的普通村民的普遍期待。
中宣部長劉奇葆曾指出:“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新鄉賢’的主體。”（32）這一提法可謂把握了鄉賢的特征。但本文想要說的是，鄉賢之所以能夠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并不僅僅因為是干部、模范或典型，而正是因為其滿足履行了當地社會核心的本土文化觀念與期待。在此意義上，鄉賢可以被視為處于地方精英的客觀支配與民間權威的主觀認定之間，既可以來自于地方精英或基層干部，也可以來自于普通的小人物，前提是對當地文化觀念的尊重與滿足。
四、鄉賢文化的培育與引領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治理日益成為學界探討鄉村社會秩序與發展的重要主題。縱觀學界對于鄉村治理的研究，大致呈現出從自上而下圍繞村民自治制度及鄉村基層政權的研究轉為自下而上重新回歸到治理本身并日益重視本土文化機制的變化趨勢。換句話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最先關注鄉村治理的學者大都從村民自治的內容、模式、機制以及基層政權的制度建構等方面展開討論（33），隨后，學界對于治理概念的理解逐漸深化，日益意識到治理的多元主體性及社會自主的民間性等特征（34），以及中國鄉村社會本土文化機制農民的行動邏輯與價值觀念對于鄉村治理的重要意義（35）。
圍繞鄉賢概念與內涵的分析梳理，對于鄉村建設或治理究竟有何價值與意義？綜合前文分析，可以明確的是，“鄉賢”與當地普遍接受的核心文化觀念是密不可分的，鄉賢聲望的獲得及其對普通村民影響力的發揮均與此有關。由此，如果我們重新審視當下所謂的“鄉賢文化”，就會看到，“鄉賢文化”可能并不僅僅簡單指的是傳統士紳的歷史文化資源或由道德模范、身邊好人所引領垂范的“嘉言懿行”。更為重要的是，鄉賢文化更意味著一種能夠建構或“生長“”出鄉賢并使其深受普通村民認可與尊重的本土性文化觀念體系。同時，鄉村中的本土文化體系又是在不斷變遷的。僅以筆者曾做過調查的路村為例，改革開放之后，在市場經濟等外部因素的沖擊之下，村莊原有的構建民間權威的那套本土觀念體系(即會做人、公平公正和為集體利益考慮)也發生了劇烈變化，辦事公平公正以及為村莊集體利益考慮等內容不再被遵守，隨著原有本土觀念體系約束性的日益衰退，痞子氣與霸道氣開始出現甚至被不斷強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原有民間權威人物的日漸消退，由此，新的民間權威不僅無法在地方社會生長出來，反而還呈現出痞子型人物在村莊公共事務中大行其道的趨勢（28）。
通過對“鄉賢”的重新審視，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到，當下對于鄉賢文化的發展與培育，不能僅僅簡單地在鄉村社會“尋找“”某些當代新鄉賢進而在民眾中進行榜樣式的宣傳教育，更重要的是，發展鄉賢文化更加意味著要對鄉村社會的本土性文化觀念的尊重、培育與引領。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形成能夠“生長”出當代新鄉賢的文化土壤，才有可能使當代新鄉賢成為當下鄉村多元治理的真正主體之一，從而充分發揮鄉賢在鄉村建設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略
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4月15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網 201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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