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馬克思土地所有制思想
摘要：糧食生產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根本戰略只能是“藏糧于地”、“藏糧于技”。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的形成，發展過程恰是產糧之地越來越少，藏糧之地越來無的過程；土地私有化并不能保障耕者有其田，生產效率與生產社會化發展密切相關，必然要求不斷否定生產資料私有制，通過私有化保障耕者有其田違背了土地所有制的正義要求；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從根本上阻礙了糧食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運用，恢復小農土地私有制更不利于農業技術的發展，運用。馬克思如是說啟示我們，農地公有才是“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根本制度保障。
關鍵詞：土地所有制；糧食安全；馬克思
一、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戰略及其土地制度主張
糧食生產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我國古人早就提出，五谷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現代社會，保障糧食安全的主要戰略主張，總體而言有三，即“藏糧于庫”，“藏糧于市”與“藏糧于地”及“藏糧于技”。“藏糧于庫”，簡言之，即豐收之年收糧入庫，歉收之年開倉放糧，以豐補歉保障糧食安全。“藏糧于市”，簡言之，即購糧于市以保糧食安全。“藏糧于地”強調通過提高耕地質量和土地生產力，實現糧食穩產高產，確保糧食安全。“藏糧于地”必與“藏糧于技”相聯系，因為土地改良需要技術，良種、良藥的開發與使用技術也得因地制宜。
無疑，“藏糧于庫”、“藏糧于市”均有可取之處，不少國家，包括我國也常常用之，但就我國糧食安全而言，它們顯然不能成為根本戰略。“藏糧于庫”，需要足夠的經費用于糧食損耗、運輸、倉儲等，容易發生糧食收購、儲藏的腐敗事件，儲而難售，結果是“太倉之糧，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1]同時還會犧牲糧食市場下游企業的利潤和就業崗位。“藏糧于市”，無論是藏于國內市場，還是藏于國際市場，均有極大的風險。藏于國內市場，糧豐之年才能有效實施，否則必然發生與民爭糧之事。藏于國際市場，其危險性可想而知，美國人基辛格早就公開講：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我們認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根本戰略只能是“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消費大國，雖然向國際市場適當買糧是可取的，但把糧食安全寄托于國際市場的風險比任何國家都要大，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2]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又決定了我國農業發展只能走資源節約與高效化的道路。而且，現階段我國實施“藏糧于地”的條件已經具備。當前，我國國內糧食庫存增加較多，倉儲補貼負擔較重，又恰逢國際市場糧食價格走低，此時完全可以利用國內外糧食市場供給寬裕的時機，在部分地區實行耕地輪作休耕。
需要說明的是，“藏糧于市”主張者不少認為農地應該私有化，基本理由便是“藏糧于市”的前提是有糧可購，糧價走高時，農地私有化可保提升農民產糧，賣糧的積極性；糧價走低時，農地私有化使種糧者享有不種糧的自由，從而提高糧食價格，一定時間后，種糧者生產糧食的積極性還是會升上來。相對而言，藏糧于國際市場主張者的“私有化”意圖更為明確，而且其矛頭已公開指向了國家死守耕地紅線的政策，茅于軾就公開講：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積；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糧食吃，中國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藏糧于庫”，按理說，農地公有才是最有效的保障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為政府收糧提供了法律依據，又可以直接從農村集體收購糧食。但一些人卻認為，家庭承包制實施后，農民產糧，交糧的積極性高漲，根本原因在于此時農村土地制度比計劃經濟的集體土地制度要“私一些”。近些年，農民產糧，賣糧的極積性銳減，根本原因在于農地沒有徹底私有化，無法由農民自主進行非農化，糧價漲不起來，所以農地還是應該徹底地私有化。顯然，“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主張者也得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既因為“他們”已經表態，更在于實施此戰略本身就存在農地私有化與公有制兩種主張，必須明晰之，選擇之。
馬克思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早在1845～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合作《費爾巴哈》一文,在論證食物生產與農業的關系時就曾這樣寫道，“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3]1853年歐洲發生了嚴重的缺糧問題，馬克思專門撰寫了著作《政治動態——歐洲缺糧》。在該著，馬克思強調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發達的未開化民族一樣必須先保證自己有足夠的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顧其他事情：財富的增長和文明的進步,通常都與生產食品所需要的勞動和費用的減少成相等的比例。”[4]在《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進一步闡明了“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的條件。”[5]715糧從地中出，馬克思強調土地是人類生產、生活的最基本資源，“一方面，土地為了再生產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5]875是進行剩余勞動的自然前提，“在這里自然的肥力是個界限，一個出發點，基礎。”[5]715馬克思實際上還說明了不同質量的土地對糧食生產的重要影響，如論述了土地肥力是級差地租產生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指出，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決定了不同的糧食生產方式，因為“土地所有權的前提是，一些人壟斷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個人意志的領域。”[5]695馬克思將土地所有制分為公有與私有兩大類。土地公有制包括集體所有制與國有制，私有制包括勞動者小私有制與剝削階級私有制，“私有制作為社會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6]872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的重要內容便是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取代封建土地私有制，較之于封建土地私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而有利于糧食生產，但是這種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過程既是掠奪農民土地的過程，也是破壞土地質量，阻礙了糧食生產技術充分發展和有效運用的過程。馬克思如是說啟示我們，農地公有才是“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根本制度保障。
二、農地公有保障有地產糧、有地藏糧
萬物土中生，自然，藏糧于地的前提是有藏糧之地。但是我國農田數量和質量正經受著嚴峻的考驗，農田生態狀況更是不容樂觀。由于我國堅持土地公有制，此情此景容易使一些人聯想到西方經濟學的“公地悲劇”理論。“公地悲劇”理論因1968年美國學者哈定在《科學》雜志上發表《公地的悲劇》一文而流行，意指對無主資源，人們出于私心過度使用，致使資源生產能力不斷降低，直至不再具有生產能力。在一些人看來，此理論對于今天的中國特別適應：土地公有是一些人出于私心過度開發土地的制度基礎，亦為官商勾結“做活”土地文章謀取私利提供了方便。如何化解“公地悲劇”呢？西方經典教科書給出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私有化，“土地的這個例子還有一種較簡單的解決方法。該鎮可以把土地分給各個家庭”，“用這種方法，土地就成為私人物品而不是共有資源。”[7]237
問題是土地私有化果真能保障有地藏糧嗎？非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的形成，發展過程恰是產糧之地越來越少，藏糧之地越來無的過程。唯利是圖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致使土地不斷實現資本化，農地非農使用是實現更大利潤的重要方式，這一點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表現得尤其突出：一是大量土地被掠奪用于發展紡織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英國，特別是弗蘭德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價格的上漲，對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先是勞動者被趕出土地，然后羊進去。”[6]495二是當城市化進行到一定階段，房地產等投機性產業成為增加土地財產權益的重要方式，對此，馬克思曾引述英國房地產老板自己的話說，“一個人要想發跡，單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除此以外，他還必須從事建筑投機，而且必須大規模地進行。”[5]876另外，“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內，特別是在像倫敦那樣按工廠大規模生產方式從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機的真正主要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5]875-876農地非農使用的過程同時也是土地資源嚴重破壞的過程，如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破壞著土地的自然肥力，“一塊土地，用來種糧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場價格可以驅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場因而變得不肥沃”，[8]同時，“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6]579
對此，農地私有化主張者常常反駁言：昨日之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并未發生糧食危機，因為糧食是可以購買的；今日之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農業生產力發展早已確保了糧食安全，而且這些國家的土地質量在恢復，如美國以法律和政策規定按肥料的銷售量繳納一定比例的費用(或作為稅收、或作為服務費用)用于土壤培肥工作，這說明即便土地私有化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損害產糧之地，市場機制運行卻最終能保障“藏糧于市”。這些人顯然不愿提及：其一，人少地多是英美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國情，即使損壞了一些土地，它們依然有大量的藏糧之地。恩格斯在談到美國的食品與土地問題時指出，美國西部這種耗盡地力的制度，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但是地力未耗盡的土地還多得很，足以使這一過程再繼續一個世紀。”[9]其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何曾與落后農業國家進行過平等的糧食貿易，要知道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也是它們對外進行殘酷掠奪的過程。進入現代社會，正如薩米爾.阿明所言，“當資本主義在它的中心解決了農業問題時，它是通過在外圍制造更大的農業問題實現的，資本主義只能通過滅絕一半人類才能解決外圍的嚴重農業問題。”[10]其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何曾沒有發生過糧食危機，馬克思早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6]580何曾沒有制造過別國的糧食危機，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農業化發展到今天造成的負面影響中潛藏著世界糧食危機爆發的因素，并直接決定了糧食危機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性。其四，人少地多的美國可以發展較大規模的私人農場農業，政府向農產品征稅用于土地質量恢復的成本自然不高，如此“高招”在人多地少的我國行得通嗎？
其實，“公地悲劇”理論本身已清楚表明了這種悲劇源于公共資源的私人利用，實不能等同于土地公有制的悲劇，馬克思曾舉例說，“紐約州特別是它的西部地區的土地，是無比肥沃的，特別有利于種植小麥。由于掠奪性開采，這塊肥沃的土地已變得不肥沃了。”[5]755馬克思還明確指出土地分為許多私人地塊“和保障每個所有者都能夠幾乎絕對任意支配自己的財產，是不相容的。”[5][696（腳下注27）可見要真正保障有地藏糧，只能實行土地公有制，雖未必要全歸國家所有，但至少應由國家來控制，支配土地，“該國領土每一塊土地的支配權，使每一塊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榮”，[5]696（腳下注27）“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國家控制，為國家謀利益，農產品自然就不可能因個別人濫用地力而減少。”[11]231馬克思還舉例說，“森林是說明這一點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歸私人所有，而歸國家管理的情況下，森林的經營才會有時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全體的利益。”[5]696-697（腳下注27）
馬克思關于“公地悲劇”實質的揭示為不少現代西方學者所認肯，如肯尼思.N.湯森指出，“在國家既是資源的所有者，又是決策代理人的情況下，其經濟活動不可能形成對其他團體的外部成本。”[12]新中國的農田水利建設情況更是充分證明了唯有農地公有方能有效避免“公地悲劇”。上世紀年五六十年代，我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壤培肥，平田整地，水利設施配套，病蟲害綜合防治體系等農業基礎條件建設，這些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我國農業穩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生產力水平相當落后的情況下，如此規模巨大的工程能順利地在全國范圍內幾乎是同時推進，顯然與土地公有制分不開。造成現階段我國“公地悲劇”的根本原因則在于一些人的私心張揚：官員們出于私心過度開發土地資源，商人們為賺取更多的錢大搞房產業，農民過度利用農地均是私心在作怪。既然“公地悲劇”因私心過度而成，那么顯然，不是公地私有化，而是堅持并完善土地公有制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此種悲劇。因為私人追求的效益往往具片面，短期性，“公地”承擔的效益主要表現為綜合的、長遠的利益。以土地為例，它不僅為個體的經濟主體提供豐裕的物產，實際上還承載著社群的公共利益、民族的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利益、民族利益，重要的就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死守耕地紅線，還是保障、改良農地質量都迫切需要動用國家力量加以推動，實行土地公有制便是國家實施此種戰略的法理依據。相反，若土地私有化了，土地私有者在私人利益的驅使下未必會認真配合國家戰略實施，或會要求過多的利益補償才愿意配合之。
三、農地公有保障耕者有其田
“藏糧于地”戰略實施的關鍵是盡量避免破壞耕地或永久性占用耕地，前提是大幅度提高糧食畝產量以保障一些農地可以用來輪耕或休耕。糧食生產離不開種糧者的勞動，提高糧食畝產量自然要求提升種糧者的生產積極性，包括保護，改良農地的積極性，保障“耕者有其田”則是提升種糧者種糧積極性的重要基礎。所謂“耕者有其田”，通俗的理解便是耕者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所謂自己所有的土地，當然可以是耕者個人或家庭擁有的土地，也可以是耕者共同所有的土地。但幾乎所有主張土地私有化者都認為只有土地私有化給個人（家庭）才能確保耕者有其田。馬克思指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6]872“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6]872土地私有化主張者所謂的耕者有其田顯然是要恢復小農經濟的士地私有制。
問題是土地私有化并不能保障耕者有其田。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過程也是耕者無其田的圈地過程，“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它就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體。”[6]872圈地運動當時以英國最為典型，時間上始于15世紀70年代，直接的原因是呢絨業迅速發展和羊毛價格上漲使得牧羊業成本低，收益高，因而疾速發展，為此需要擴張牧場的面積。英國圈地運動早期，不少農民仍占有一定的土地，貧苦農民還可以利用森林、荒地、公用地勞動來補貼家庭的收入。運動到了中晚期，規模迅速擴大、過程極其暴戾，“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氏族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種田園詩式的方法”，[6]842“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6]873如在蘇格蘭，“從1814年到1820年，這15000個居民，大約3000戶，陸續地被驅逐和消滅了。他們的所有田地都被變成牧場。”[6]839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要幻想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政府可以保障“耕者有其田”。封建政府不會否定地主土地私有制，資本主義政府也不會廢除土地私有制，因為這樣做會動搖整個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在圈地的過程中，資產階級政府實際是在為他們保駕護航。如英國“光榮革命”使以前有節度的盜竊國有土地達到了巨大的規模，“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6]831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官商已經高度勾結，“用這種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構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種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范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并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6]831-832在這種情況下，弱小的農民階級依靠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保證“有其田”了，“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13]567
再看看我國土地制度的歷史演變，我國封建社會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許多農民卻少地或無地。解放初期，我國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通過土改分到田地，但在人多地少、農業落后的情況下，天災人禍、生老病死、勞力缺乏等原因使得不少農民或不得不賣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或由于缺乏技能和就業機會而無法進城務工經商，再次淪為無地雇農或等待國家救助的窮人。這是我國農村走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在土地耕者集體所有或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下，除了國家必要的合理征用和非法剝奪的特殊情況之外，農民一般不可能失去共有的土地，這才是真正能夠保障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能否定，改革開放以來，與城鎮化同時推進的中國式“圈地運動”并沒有完全避免資本主義圈地運動的土地悲劇，而且有些案件的確與地方政府脫不了干系。但官員貪污否，官商勾結否與土地制度關系甚微。在印度、菲律賓這類土地私有化國家，官員貪污和官商勾結起來侵占農民土地權益的情況比比皆是。相反，在香港、新加坡這類土地國有化的地區和國家，并無多少因為土地國有而產生的官員貪污和官商勾結的情況。這說明只要司法腐敗和行政不公，即使農民對其耕種的土地擁有私有權也無奈權勢者。所以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要做的是切實反腐懲貪，而不是強力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另外，更應看到我國可以明正言順地打擊土地腐敗事件，重要依據恰在于我國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
至于那種認為土地公有制將降低種糧者生產積極性的擔心更是多余的。因為只要保證人們努力工作的預期收入高于個人的機會成本，即便生產資料不歸其個人私有，他也有足夠的動力去爭取盡可能高的凈回報，從而促進生產效率提升。家庭承包責任制普遍實行初期，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特別是從事糧食生產的積極性高漲，絕不是因為土地私有，而是因為農民種地有利可圖了。后來，積極性下降了，也絕非農地沒有私有化，而是因為種地的可圖之利變少了。另一方面，更應看到生產效率與生產社會化發展密切相關，提升生產效率必然要求不斷否定生產資料私有制。這一點在土地所有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之于封建生產方式更能提升土地產出效率，重要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實現了對土地私有制的一定否定，促進了耕作方法改進,協作擴大,生產資料積聚等等，但它依然是剝削制度，農民必定依然活得很艱苦。馬克思指出只有農地公有的集體經濟才能保障既提高糧食生產效率又消滅剝削，“凡是中等地產和大地產占統治地位的地方，農業工人是農村中人數最多的階級”，[13]211因而“農業工人，也只有當首先把作為他們主要勞動對象的土地從大農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奪取過來，而變作由農業工人的合作團體集體耕種的社會財產時他們才能擺脫可怕的貧困。”[13]211
還有人認為即便土地私有化不能提升糧食生產效率，按正義原則要求也應將土地私有化給耕者，因為農地經農民勞動改造而成。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土地私有觀時指出，“很明顯，一個人格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硬說自己是一塊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顧他人也要在這塊土地上體現的意志。”[5]695（腳下注26）勞動是人的意志支配下的活動，馬克思此批判實際已經包含了勞動者不能憑勞動意志將自己說成是土地的所有者。誰才應該是土地所有者呢？馬克思指出，“人最初不是作為勞動者，而是作為所有者與自然相對立”；[14]109“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倉，也是他的原始的勞動資料庫。”[6]209與自然共生之人取得與其共生的土地本就自然。所以土地等天然財富應歸共同體共同所有，正義的所有制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874與自然共生之人總是群體存在的人，“如果要談到這個個體的人的存在，那么，這是氏族的人、部落的人、家庭的人等等。”[14]110人類共同體最初是部落，所以“財產意味著：個人屬于某一部落（共同體）。”[15]隨歷史發展，部落演變為民族、國家，所以天然財富最終應歸民族、國家共同所有，“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11]232這就意味土地所有權應歸全體國民所有才正義，“科學已判決小土地私有制必定滅亡，正義則判決大土地所有制必定滅亡。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土地要么必須成為農業聯合體的財產，要么必須成為整個國家的財產。未來將決定這個問題”，[11]232“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富”。[11]231-232
由此可進而認為，就國家層面而言，農民雖不是國家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但作為國民的重要成員肯定應是根本主體，在農業大國尤應如此。我國現行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全民”當然包括農民。現行憲法還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需要說明的是，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質是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歸國家，農村集體只是享有土地占有權。也正是由于國家占有了土地所有權，才可以在土地改革后不久即推行農業合作化，農業合作化僅過了兩三年，又實現集體化，后來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根據也在于土地所有權歸國家。至于某村（組）的土地只歸該村（組）的農民集體所有，主要是因為這里的農民與該村的土地關系更加親近，更加自然，又是改造農村土地的根本主體，即所謂“土生土長”的人，自然應是農村土地的直接所有者，表現在使用土地方面享有優先權。所以，現階段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本構成是：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占有權歸集體，使用權歸農民。[16]這種制度設計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土地所有制思想的。
那么為何總有人對土地私有化情有獨鐘呢？馬克思早已揭示，“資本主義所要的，正好是人民大眾的奴隸狀態，是人民大眾轉化為傭工，是人民大眾的勞動手段轉化為資本。”[6]27推動土地私有化，徹底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便是達此目的的不二法門。由此可進而想象，一旦土地真正私有化了，究竟會“土落誰家”？答案很簡單，那就是特別有錢的人，一是國內特別有錢的人，二是國際特別有錢的人。這些人購買土地后會干啥呢？當然是什么賺錢最多，賺錢最快便干什么。這就意味大量土地不會用來種糧。由此看來，土地私有化的最終結果只能是既無藏糧之地，更無法保障耕者有其田。更嚴重的后果是，由于當今世界最有錢的私人是國際壟斷資本家，這就意味一旦土地私有化，大片國土將落于所謂的“友邦”之手。這并不是希言聳聽，因為事實已證明通過大量“購買”中國土地進而控制中國經濟是國外壟斷資本家積極籌劃的方案。只不過由于我國政府死守土地不能私有化的底線，迄今，他們只能癡心妄想罷了。這就不奇怪，強烈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人主要是一些價值取向極其西化的人，如茅于軾，陳志武等。
四、農地公有促進“藏糧之技”發展運用
在馬克思看來，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是基礎，“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5]885發展農業生產技術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一方面取決于農業化學的發展，一方面取決于農業機械的發展”；[5]733“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處理等等，應當在農業中廣泛采用。”[11]231馬克思還論述了農業生產技術的累積性，“土地只要處理得當，就會不斷改良”，[5]883“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種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機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數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量，不必預付新的勞動資料，也可以提高肥力。”[6]697這一點對人多地少的國家（地區）尤其適應，因為人多地少的國家（地區）“由于可以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因為這種土地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的國家相比，只需要極少的費用。”[5]756
那么，何種土地所有制更有利于實行“藏糧于技”呢？從馬克思土地所有制思想的論述看，其基本主張就是農地公有化。馬克思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農業由社會最不發達部分的單憑經驗的和刻板沿襲下來的經營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一般能夠做到的范圍內，轉化為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的應用。”[5]696-697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對于封建私有制有利于農業發展，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能為更多的人使用，而且是能大規模地使用，因而形式上要公一些，“一方面使農業合理化，從而才使農業有可能按社會化的方式經營，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權變成荒謬的東西，——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功績。”[5]697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土地依然是私有的，這就從根本上阻礙了糧食生產技術的發展和運用。從土地所有者看，農地私有者可以收租而不勞而獲，并沒有真正提高糧食生產技術的積極性，他們甚至會阻礙提高糧食產量的現代技術發展和運用，因為這樣的技術會減少人們租地的意愿，從而減少他們地租量，“他的主動性(特別是在采礦業)只在于利用社會發展的進步，而對于這種進步，他并不象產業資本家那樣有過什么貢獻，冒過什么風險”；[5]874“不僅人口的增加，以及隨之而來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資本的發展(這種固定資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業建筑物、鐵路、貨棧、工廠建筑物、船塢等等)，都必然會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收租后便沒有積極性了）”[5]875在這種土地制度下，農業資本家發展運用糧食生產技術的積極性肯定也會受到影響，因為“在農業的通常的生產過程中，比較短期的投資，毫無例外地由租地農場主來進行”，“契約規定的租期一滿，在土地上實行的各種改良，就要作為實體的即土地的不可分離的偶性，變為土地所有者的財產。”[5]699這一點是合理農業的障礙，“因為租地農場主避免進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內收回的改良和支出。”[5]700
從農業資本家來看，馬克思指出，資本家以利潤的最大化為生產目，“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6]269于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科技發展及其運用往往成為毒害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手段。就糧食生產而言，當然不排除農業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利潤會發展運用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但是，既然利潤最大化才是他們發展農業生產技術的根本動力，他們自然更愿意發展那些能夠帶來更多利潤的經濟作物的種植技術，若不能如愿，則寧可土地拋荒，“正如傅立葉曾指出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在所有文明國家中，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終無人耕種”，[5]875或開發一些對人類健康存在巨大風險卻能帶來巨大利潤的所謂糧食生產技術，或通過技術開發形成技術壟斷來控制別國的糧食安全。總之，“資本主義生產指望獲得眼前的貨幣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應人類世世代代不斷需要的全部生活條件的農業有矛盾。”[5]697（腳注27）
從真正發展、運用技術的勞動者來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5]580“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進步，同它的所有其他歷史進步一樣，首先也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完全貧困化為代價而取得的。”[5]697勞動者必然缺乏發展、運用技術的充足積極性，所以雖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態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6]579但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5]137“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6]873
但是馬克思并不主張恢復小農土地私有制，因為這對農業技術的發展運用非常不利。對此，馬克思曾引用了當時科學家的觀點進行說明，“非常保守的農業化學家，例如約翰斯頓承認，真正合理的農業到處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5]696（腳下注27）“那些專門為土地私有權的壟斷辯護的著作家，也承認這一點。例如沙爾·孔德先生在他那兩卷特意為私有制辯護的著作中就說過：如果養活一國國民的土地的每一個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應用，該國就不能達到它本來可以達到的那種繁榮富強的程度。”[5]696-697（腳下注27）馬克思還明確提出，土地私有化根本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需要，“我們需要的是日益增長的生產，要是讓一小撮人隨心所欲地按照他們的私人利益來調節生產，或者無知地消耗地力，就無法滿足生產增長的各種需要”，[11]231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聯合生產，“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下，實行土地國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個人或工人合作社，這只會造成他們之間的殘酷競爭，促使‘地租’逐漸上漲，反而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條件，靠生產者來養活自己。”[11]232
從技術推廣運用來看，馬克思認為，大規模的農地經營更有利于推廣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我們所具有的科學知識，我們所擁有的耕種技術手段，如機器等，如果不實現大規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利用”。[11]231這是因為：其一，“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對科學的累進的應用”[5]912，“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各種不同的才能，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13]566；其二，“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互相分離。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越來越惡化和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5]912其三，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阻礙著農民素質提升，“他被束縛在土地上，必須投入全部精力才能獲得相當少的回報……除了他活動的那塊小天地，他對社會運動一無所知；他一直癡情地迷戀著他那一小塊土地，迷戀著他的純粹名義上的占有權”，“這種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所要求的小地塊耕作的方式，不僅不能采用現代農業的各種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變成頑固反對社會進步，尤其是反對土地國有化的人。”[11]232基于這些考慮，馬克思明確提出農村土地最終要實行國有化，“我確信，社會的經濟發展，人口的增長和集中，迫使資本主義農場主在農業中采用集體的和有組織的勞動以及利用機器和其他發明的種種情況，將使土地國有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必然’”[11]230。
馬克思所述啟示我們：其一，從糧食生產技術創新的能力與意愿來看，重大技術創新，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承受巨大風險。這一成本與風險，生產資料私有者大多不愿也無力承受，農地應該公有化。我國在生產力水平，特別是農業生產水平整體不高的情況下實現了農業生產技術突破式的大發展，如雜交水稻技術發明與運用，顯然與以公有制，包括土地公有制為根本制度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分不離。相比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印度，雖然農地比我國好多了，多多了，農業生產技術卻差多了。其二，在我國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在數量巨大的小農戶手中的情況下，土地公有制顯然更有利于在農村集體內部實現連片規模經營，更有利于集中力量進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更有利于現代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推廣，華西村、劉莊、南街村等先進農村就是這樣做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前些年，不少地方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退化、年久失修又新建甚少，農業生產基本上靠吃改革開放前幾十年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老本。正是因為不少地方集體經濟實力已經大大削弱，無人關心也無力負責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近年來，國家才不得不加大這方面的投入，由此產生了不少腐敗事件。顯然，如果土地私有化，這種現象只會更加嚴重。可是迄今仍有人天真地認為給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農民就會愿意將土地流轉出去以獲取收益，從而推動農業規模經營，促進農業生產技術推廣運用。事實卻是讓農民平均式地擁有更大的土地權利，那些在城里有了穩定工作和收入機會卻依然擁有農民身份的人并不在乎土地收益，未必會將土地賣掉，更多可能是將地“地”在那里，自然也不會關心土地上的公共品，真正的“耕者”找到他們都困難，何談共商農田基礎設施建設，推廣現代糧食生產技術等問題。
還有人總是喜歡強調實行土地私有制的美國家庭農場經營不但發展了現代農業技術，還有效推廣了農業生產技術，由此天真地認為在我國，土地私有化后便會有大量資本下鄉來促進現代農業技術發展與推廣。這些人顯然忽視了世界上僅有不超過10個大農場國家有條件實現土地規模經濟，大規模運用現代糧食生產技術，產生規模收益，而且它們幾乎全部是在殖民化進程中大規模殺戮當地土著人，開疆拓土后得以立國的。另外，眾所周知，美國大農場得到的政府補貼，比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多得多。這些人更忽視了歐美農業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化經歷的時間很長，可以逐漸轉移農業剩余人口，特別是可以向美洲轉移農業發展過程中排斥出來的人口，另外，歐美當前的農業模式恰好是以支配，控制，損害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為基礎的。如果按照美國的農業現代化方式，中國的18億畝耕地通過私有化、市場化集中到種田能人手中，只需要200多萬農業勞動力就可以了，2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由此將成為無地農民，又不可能全到私人農場去打工，因為務農的200多萬農業勞動力中已經包含了被雇用的農工。另一方面，當種田能手可以雇用到大量低廉的勞動力時，他們還有必要積極發展、運用現代農業技術嗎？總之，即使美國模式是適合美國的，也是不適合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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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賀漢魂(1969—)，男，湖南衡南人，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湖南省“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協同中心”特約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倫理學和政治經濟學研究。
該文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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