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合作社，成員的加入與退出無疑是一個基本問題。上次我們談了加入問題，今天談談退出問題。
對于一個期望達到合作效果的組織來說，是否應該限制成員自由流動，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復雜。林毅夫曾經討論過退出機制對于契約履行的意義，他認為，在合作社里，如果成員被剝奪了退社權，就使自我履行的默契協議無法維持，大家就會競相偷閑。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限制成員自由退出的策略會比成員可自由退出的策略更有效。
其實，關于退出機制，更好的討論也許不是該不該為契約設“出口”，而是如何為退出設定合適的要求。一方面，人們固然不宜加入一個無法退出或退出成本很高的契約。但另一方面，如果在契約有效期內，契約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無成本地退出，那么這實際上否定了契約存在的價值。所以，為退出設定一定的成本有助于契約當事人更好地合作。有效的制度安排往往不是規定人只能做什么，而是規定人如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受損者如何避免繼續受損，又如何得到補償，這樣，可以有效防范退出蛻化成一種機會主義的行為。
在合作社中，通常有兩種退出情況：一是成員主動退出，以及其主動退出時面臨的退出限制和獲得的投資贖回；二是成員被動退出，以及其被動退出時面臨的退出限制和獲得的投資贖回。
有學者提出，為了避免在經營失敗時出現動搖合作社存續的策略性退出和贖回，既要允許退出權的存在，又要為退出設定一定的成本。所以，合作社成員的主動退出通常并不能獲得相當于市場價值的退出贖付，只能得到原值的退出贖付。
有些合作社對關鍵成員的主動退出有所限制，主要為了防止這些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維持合作社穩定運營。如有的合作社就規定合作社理事會成員及工作人員在職或在任期間不能退社，在任期滿后方可退社。
不過，有趣的是，一般成員（往往是小額出資者）通常并不主動退社。就我國普通農戶而言，在農產品供大于求的市場格局下，合作社對于他們的首要作用不是資本報酬或惠顧返還，而是市場進入和價格改進，換言之，退出合作社就意味著失去了市場進入的通道和價格改進的機會。普通農戶很聰明，他們并不特別愿意在很難確保剩余控制權的情況下投入大額資本，他們愿意投入小資本，獲取成員資格，獲得投票（vote）、異議（voice）、退出（exit）等權利。當他們有投票機會時，就利用投票來影響合作社決策；當他們無法控制投票結果時，他們會表達異議；但如果異議也不起作用，他們也不輕言退出，只是在心里把合作社當作一個較穩定的長期收購契約。他們珍視市場進入的機會，因而往往迫于該原因而放棄對控制權等權能的要求。所以說，在一定意義上，與投票和異議一樣，退出也是一種控制權，而且是最終的控制權。
有時，成員也會被動退出。有的合作社章程就專門規定了“成員勸退條件”，從成員改行、假冒偽劣、影響合作社信譽到不熱心社務活動、不履行成員義務、違法犯罪。當然，成員被動退出的情況并不多見。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373063）與農村改革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民合作社》期刊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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