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季將要進入尾聲，你的工作找到了嗎？對畢業生來說，選擇無非是這么幾個，繼續讀書、考公務員、去企業或者自己創業。可是，如果你問一名畢業生，你愿意當農民嗎？大概首先會獲得一個眼神兒。
是的，說起農民這個身份背后是滿心的糾結。
一方面，幾代農家孩子曾經通過讀書也好打工也好，都拼命想“農轉非”；而另一方面，在大城市的打拼，又不是想象的那么簡單，農民工往往生活在社會底層，干得都是苦活累活，收入并不高，忍受著親人分離的思念，還會時不時遭到歧視。
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很明確，但是下面這個投票，您先別著急投，等看完了全文，想想清楚再來投。
為什么不愿意當農民？恐怕很多人給出的答案都是一樣的：錢少，還沒保障。
單從數字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是可觀的。就拿用18個紅手印開創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新模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來說，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422元，比1978年小崗村大包干時增長了85倍，小崗村去年村民人均收入是14700元，增幅連續6年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居民收入增幅，但是城鄉居民收入比2.73∶1，相差近3倍。
溫飽解決了，種地也基本能保豐收，可是，豐收卻未必意味著增收，農民朋友說，富不起來，是個問題。
“我是周口市商水縣譚莊鎮下莊村二組的。現在什么都貴，化肥，種子，農藥都可貴，一畝地也就掙個200——300塊錢！”
“我是臨潁縣固廂鎮土地流轉承包戶。這二年糧價一放開，價格幾毛錢一斤，賠錢，我都不準備再包了！”
“我是湖北孝感農民林吉豪，家里種了三、四畝田地，每年收個三、四千斤稻谷，賣得三、四千塊塊錢，成本高了，沒有多大的利潤。”
“我是河南省信陽市路廟村范灣村民組社員劉正有，我家有三畝田兩畝地，每年土地流轉資金一千多元，（這錢）光買米是夠了，再買別的就不中了。”
另外一方面，就算兜里有點錢，這日子過得也不夠踏實。家里出個大學生，本來是高興的事兒，但一年差不多一萬塊的學費加生活費，能讓全家人把那錄取通知書攥出水兒來；都說沒啥別沒錢，有啥別有病，這全家都健健康康的還行，要是不幸有人得個嚴重點的病，基本又返貧了；就算沒病沒災熬到老，干不動活了，孩子又不在身邊的，養老又是個大問題，農村養老院條件好的并不多，有錢能進養老院的更是少。孤獨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兒童，是在外打工者心頭的一個痛點。
有沒有可能，讓農民能夠愉快而踏實地當農民呢？
殷玉榮是安徽鳳陽小崗村一名養豬戶。她養了40頭母豬，生下小豬仔40——45天就賣出去。去年生豬和豬肉價格大漲，兩年前，一頭小豬仔的價格是180塊錢，今年漲到了1100塊錢，殷玉榮的年收入可以達到40—50萬。
殷大姐養的豬都白白凈凈，豬場里十分注意衛生。殷大姐在接受記者采訪，白大褂是工作服，里面是時髦的唐裝和白褲子，進一趟豬圈出來依然干干凈凈。殷大姐真是能干，養豬場就自己忙活，一個人都沒雇，每天早上四點多起來，準備豬食，40頭母豬和小豬仔一頓要吃100斤左右飼料，一天兩頓就得200多斤。喂完豬，她還要去鳳陽縣參加培訓，想讓自家的豬仔賣得再好一些。
周黨之，在小崗村搞了個農業合作社，七八戶人家一起建了幾十畝蔬果大棚，種起了無公害蔬菜。
老周在大棚里向記者介紹情況，他說，一般這特色農業的收入，一畝園能頂上十畝田，去年他家賣蔬菜的凈利潤是5萬，而種田的話一畝地的收入也就1000塊左右，這對比起來，不止十畝田了。
大棚門口正在包裝準備運出去銷售的西紅柿。老周家的蔬果主要賣到滁州、合肥等地，他還教了兩個小竅門，要辨認這市面上賣的西紅柿是不是真的無公害，可以掰開看看，一是籽兒是不是飽滿，一般籽飽滿的說明沒有用過授粉劑，那是一種激素；二是看西紅柿里面是不是空心，如果空心，那有可能打過催紅劑催熟。老周他們種的西紅柿，掰開看十分飽滿。
周保之是小崗村的年輕人，他高中畢業出去打工，在寧波做了十年酒店管理，有了孩子后不想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于是決定回鄉創業。他和老周他們一起也搞大棚農業，種的是西瓜。
周保之希望得到更多的技術指導，他說回鄉創業肯定不如在外打工省心，但是為了孩子，也覺得特色農業有發展潛力，還是義無反顧地回來了。周保之也在參加縣里搞的培訓，從建大棚到種蔬果再到拿出去賣，每一步都得認認真真學。
當地許多農民都住上了二層小樓。他們算得上是新型農民，通過搞養殖和特色農業有了實實在在的收益，未來的日子怎么過得更好，他們也都有自己的想法。
殷玉榮希望通過互聯網吸引更多客戶來收購豬仔。
老周準備再擴大種植規模，把小崗的無公害蔬菜做成品牌，他說不能總等著“輸血”，要學會自己“造血”。
小周希望獲得更多專業化指導，進一步拓展自家蔬果的銷路，也準備做點旅游開發，讓游客來小崗參觀的同時，體驗下蔬果采摘。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頭條號 中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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