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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 作者:易蓮精舍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9-18 錄入:實習編輯 ]

【中國人信仰什么?】

最近經常有人問起:歐美人信仰基督教,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伊斯蘭人信仰伊斯蘭教……中國人信仰什么?或者說,中國人有信仰嗎?儒家、道教、佛教,還是共產主義?

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人有信仰!中國人的信仰是‘家’。”

這個話題,我講過多次,每次講都圍繞這四個字展開——耕讀傳家。這四個字,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耕讀傳家】

在中國古代,很多人家都有“耕讀傳家”的匾額。這句古訓,從遠古走來,一直影響著中華上下五千年。

下面,我將“耕讀傳家”這四個字逐一解釋,借此解析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釋“耕”

耕者,農耕也。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古代的圣賢,多半與農業密不可分。

三皇之一的炎帝,別號神農。傳說神農嘗百草,辨識植物的品性,為人民選擇了谷物與藥材。

人文初祖黃帝,他的夫人嫘祖是栽桑養蠶的始祖。

五帝之一的舜帝,也曾深入民間,在歷山從事農耕。時至今日,還是有很多的“歷山”、“舜耕山”。

舜帝的農師后稷,更是農業專家。舜帝表彰他說:在你擔任農師前,天下的百姓都處在饑餓的邊緣;在你擔任農師以后,徹底解決了糧食問題。或許,后稷在堯舜時代的地位,和袁隆平在當今中國的地位差不多吧。

后稷的后代雖然不再擔任農師了,但他們依然秉持家風,以至于家族漸漸壯大為部族,部族漸漸壯大為國家,最后君臨天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王朝——周朝。

周公制禮作樂,孔子重訂禮樂,周朝以后的中國歷史,都被烙上了周朝的印記。

中國人重視農耕,由來已久。在周朝建立之初,齊國的始祖姜太公就提出了“大農、大工、大商”的“建國方略”,將農業至于工業與商業之前。此后,農工商的次序就不曾錯亂過,并由此引發了很多闡釋。

中國人認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農業是國家穩定、人民安定的基礎,其作用何其重大!

為什么“農耕”如此重要,在肥沃農田上生活的中國人與在草原生活或海邊的民族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呢?

我記得,教科書批判中國的農耕文明,常常用這個字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大農、還是小農,這里暫且不議,我要分析的是“自給自足”這四個字。

“自給”就是在農田上付出自己的勞動——春耕、夏耘;“自足”就是享用勞動的成果——秋收、冬藏。

在廣袤而肥沃土地上,一代代中國農民耕耘著、收獲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因為“自給”,所以中國人離不開土地;因為“自足”,所以中國人不需要離開土地。背井離鄉是萬不得已,中國人即使離家再遠,也都想著葉落歸根。

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就不一樣,一群牧民趕著牛羊在這里吃草,草吃得差不多了,就必須換一個地方。所以,游牧民族不會留戀某一片草地,他們總在尋找新的綠洲。所以,游牧民族在歷史上是最富有侵略性的,無論是匈奴人,還是蒙古人,抑或雅利安人、日耳曼人,全都能征善戰。

與游牧民族類似,生活在海洋邊際的民族也總想著殖民。十六世紀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法國,十九世紀的英國,都曾充當過海上霸主。他們在海上爭霸的時候,又向外擴張,向美洲殖民。英國為了和法國爭奪海上霸權,特意在加勒比扶植了一個超級海盜,加勒比海盜也由此迎來了他的“黃金時代”。當然,最后英國人把海盜鏟除了,一如美國人最后滅掉了本·拉登一樣。

游牧民族總想著侵略,海洋民族總想著殖民。前段時間,霍金有發話了,他說:地球已經不夠人類折騰了,人類發展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太空殖民。殖民真的是人類的出路嗎?歐洲人已經向美洲移民過一次,結果給美洲和非洲造成了無邊的苦難。這回又準備往哪里殖民?火星嗎?要知道,開發火星的成本遠遠大于改造撒哈拉大沙漠。為什么他們總想著向外擴張,卻從來沒有想過,應該保護和改造現有的生存環境?

原因很簡單,如果說“耕讀傳家”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那么侵略就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殖民就是海洋民族的文化基因。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只有農耕文明才是建設性的,而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都是掠奪性的。

時至今日,地球已經不堪重負。要拯救地球母親,只能依靠農耕文明的精神,也就是真正的中國文化。

釋“讀”

讀者,學習也。古代中國既是農業大國,又是文化大國。這與中國古代圣賢重視教化密不可分。

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教育是維系民族精神的根本。

據說,孔子周游列國時,看到衛國的都城人頭攢動,忍不住贊嘆了一聲:“庶矣哉!”(人口真多啊!)

冉有聽后,隨即問道:“既庶矣,又何加焉?”(既然人口眾多,又有什么可以更進一步的嗎?)

孔子的回答很簡單:“富之。”(讓他們富有起來。)

冉有追問:“既富矣,又何加焉?”(等人民富裕了,還有什么可以更進一步的嗎?)

孔子的回答依然很簡單:“教之。”(教育好他們。)

孔子這一思想,源自《詩經》。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正是源頭所在。

在孔子看來,為政者的政績可以分為“庶之”、“富之”、“教之”三個層次。

“庶之”是第一層次。只有社會安定、政治清明,滿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才會吸引外來人口入住。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建設“宜居城市”。如何“庶之”,那就要“來遠人”;如何來遠人,那就要“修明德”。應該說,孔子有一種“來遠情結”。論人生樂趣,主張“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將為政之道,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因為,是否“來遠”,正是檢驗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有德、無德的標準。

“富之”是第二層次。團結人民之后,還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實現全面小康,全民富裕。

“教之”是第三層次。孔子評價同時代的政治家子產時說:“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這句話有褒有貶。一方面,孔子褒獎了子產在鄭國經濟建設成績——“能食之”;另一方面,孔子也委婉地批評了子產的疏忽,即未能盡到教化民眾的責任——“不能教也”。后世地方官別稱“父母官”,或許正源于此。在孔子看來,地方官不但要安定社會、建設經濟,更要教化人民。

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行政長官;另一方面,他還承擔了教化人民的責任。

《樂記》提出了“禮、樂、刑、政”并重的治理模式:“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用禮來節制民心,用樂來調和民聲,通過政治加以推行,利用刑罰加以防范。禮樂刑政四者都能發揮效用而不相違背,圣王之道也就完備了。)其中,禮、樂屬于社會教育的范疇;刑、政雖然屬于行政的范疇,但也包含著教化的成分。

釋“傳”

傳者,傳承也。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延綿不絕,這就是傳承。

古印度,婆羅門教、六師外道、佛教都曾經非常輝煌。但我們現在去印度,卻只能看到這樣那樣的遺跡,昔日的輝煌早已煙消云散。

古埃及,也只留下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訴說著滄桑。

古巴比倫,也只留下一些遺跡和典籍。

歐美的文化源自兩希文明,但希臘和希伯來都早已滅國。為什么會有“文藝復興”?因為文藝都斷絕了。如果不曾斷絕,又何必復興?

當然,中國的文化也需要“復興”。那么,中國的文化復興和歐洲文藝復興有什么區別呢?

竊以為,無論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還是古希臘,其文化都隨著亡國而斷絕了。所謂復興,只不過是一種追溯,一種重釋。歐洲的文藝復興,復興的其實并非希臘文明,而是希伯來文明。

希伯來人雖然亡國了,但其后裔猶太人,卻能在兩千年的流亡之中,始終對他們民族的經典《Bible》不離不棄。以至于希伯來文明能夠在歐美成功“奪舍”。

另一個始終抱定本民族經典《古蘭經》的阿拉伯人,雖然四分五裂,顛沛流離,但還是完整地傳承了下來。

中華民族綿延不絕,也要歸功于中華民族的根本經典,這就是孔子刪定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

這六部經典,不但是儒家的根本經典,也是諸子百家的根本經典。因此,他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經典。

我曾經在《孔子傳承六經的意義》、《中國傳統教育體系表解》等文章中提出,孔子傳承六經的意義在于,孔子通過六經確立了三個規范——詩書確立了語言規范,禮樂確立了行為規范,易和春秋確立了思想道德規范。如果這三項都學好了,做好了,那就是“立德、立言、立行——三不朽”。

中華上下五千年,孔子距今兩千五百年,可以說,孔子是中華文明的中樞:因為孔子的努力——承上啟下,繼往開來——中華民族在之后的歲月里雖然屢經興衰,但是千百年來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釋“家”

家者,家庭也,家族也。家是中國人心靈的歸宿,也是中國人事功的起點。

小時候看古裝片,總有很多不解。比如,縣太爺要升堂審案,那不是太累了。這當然是以今度古造成的誤解。今天,別說一個縣,就算是一個街道,所有的案子交給一個人審,也會把人累死。但在古代,一個縣令升堂審案并不是很辛苦的事,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在中國古代,很多糾紛并不行諸訴訟,而是通過家族的調解得以解決。

忘了是誰說的了,大意是:為什么中國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共產主義,因為在中國原本就有共產主義——在家族內部,就是共產主義。

在中國古代,一個家族的祠堂往往兼作私塾,承擔者整個家族的學校教育任務。很多家族內部還有義田、義莊,用于養活家族內部的孤苦無依者。

家族內部的糾紛,往往交由族長裁決。除非很嚴重的事情,才會鬧到縣太爺那里。

其二:地方以“止訟”為榮,以“興獄”為恥。

現代社會考察執法者的政績,是看破了多少案,罰了多少款。破案越多,罰款越多,說明工作越真正負責,反之,就有玩忽職守之嫌。

在中國古代,卻恰恰相反。破案越多,說明犯罪的人越多;罰款越多,說明違規的人越多。犯罪、違規的人越多,說明地方官教化不力。所以,中國古代,考察刑獄的標準是:重大刑事案件越少越好,監獄里的罪犯越少越好。

下面一則案例,非常典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古代的地方官的判案標準:

話說有兄弟二人,為分家產鬧得不可開交,最后對簿公堂。縣太爺問清原委之后,并不判定孰是孰非。而是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命令——他讓兄弟二人面對面站好,做哥哥的口稱“弟弟”,做弟弟的口稱“哥哥”,互相稱呼一百生。兄弟倆積怨已深,剛開始喊得都非常生澀,漸漸地兩個人的聲音柔軟下來,最后竟雙雙痛哭流涕,僅僅擁抱在一起。一場糾紛就此化解。

這位縣令對“家”的感悟可謂深矣。

為什么說“中國人的信仰是家”?信仰不是一個宗教概念嗎?實在,宗教本來就與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耶和華和耶穌是猶太人的先祖,猶太教、基督教是耶和華和耶穌的教化;穆哈默德是阿拉伯人的先祖,伊斯蘭教是穆哈默德的教化;釋迦牟尼是佛弟子精神上的先祖,佛教是釋迦牟尼的教化……

宗者,先祖也;教者,教化也;宗教者,祀先祖,遵教化也。

當然,世界上大部分宗教已經把對先祖的祭祀與崇拜轉化成對抽象化的“神”的崇拜。但在中國,盡管有神佛的存在,但還必須落實到現實的家。

儒家自不必說,孝、悌之學,乃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第都是基于“家”這一概念建立的。

佛道主張出世,但還是要歸到“家”上。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世家,其顯赫程度僅次于曲阜的孔府。凈明道的祖師許旌陽,全真道的祖師王重陽,都提倡孝道。傳說許旌陽成仙時,全家都跟著他成仙,乃至他的房子都跟他整體搬遷到仙界——由此可見中國人對“家”的感情之深,縱然是神仙也不能例外。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才有了“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感嘆。

道教如是,佛教亦復如是。“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念佛或者念觀音為世人開辟了一套不必出家,也能修行的“妙修行路”。羅漢眾中著名的“大目犍連”,菩薩眾中“地藏王菩薩”都是著名的孝子,所以相關經典一傳入中國,就被廣泛流傳了。盡管,《盂蘭盆經》的原意是講僧眾自恣的功德;《地藏經》的原意是講因果,但在中國人眼里,這分明就是《孝經》。

對比來說,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國傳播舉步維艱,原因之一就是基督教的教義在很多方面違背中國人“家”的觀念。比如,中國人有祭祖的傳統,但基督教反對祭祖,卻要做禮拜。這就讓很多中國人無法接受——我把你當神供起來可以,但我還要祭拜自己的祖先呢。

所以,在中國,無論什么宗教,無論什么信仰,如果是符合“家”的觀念的,那就很容易融入中國文化的體系;如果與中國人“家”的觀念有沖突的,那就始終格格不入。

當然,這個“家”,可以是指家庭,也可以是指家族。

【反思與展望】

耕讀傳家是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而家是中國人的信仰。因而時下最大的危機就是中國傳統的家的觀念的分崩離析。如果說,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是整個中國社會最大的危機的話,那么現在,家的瓦解才是整個中國社會最大的危機。

“五四”時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譯介到中國,并在中國引起轟動。主人公娜拉,在經歷一場家庭變故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門。這對于處于封建婚姻包辦制度下的中國青年,影響很大,娜拉成為他們崇拜的偶像。

在《玩偶之家》的影響下,胡適首先創作了《終身大事》。此后,歐陽予倩的《潑婦》,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歷史劇《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靈塔》等,塑造了一批出走者形象,被稱為娜拉劇。

實際上,易卜生隨后又寫了《娜拉的回家》。但是中國的娜拉從“五四”離家出走以后,一直在外面游蕩,還沒有回家的打算。

我們現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回家。

但是回家的路,道阻且長。

在現代,想要重建中國古代的家族制度,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們能夠重建的只有“家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每個家庭和諧美滿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美滿了。

此外,近年來,在一些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重修宗譜蔚然成風。與宗譜相關聯的是“宗族”——宗族比家族更大,也相對松散,不能恢復傳統家族的功用,但在凝聚人心,傳承文明方面,同樣具有巨大的能量。

中華兒女,咱們一起回家吧!

詩云: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壬辰正月,慈心于易蓮精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易蓮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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