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后，縣城開發到我們西邊的村子;2010年前后，北邊的村子整村拆遷;2012年前后，南邊的村子被開發;2016年，村里東邊的135畝地被征用，用于滬寧高速公路擴建。一個陷入城鎮化進程重圍之中的小村子，面對終將消失的斯房斯地，利益糾葛下，村民、干部、外來人和游子心情復雜，態度迥異。
農歷臘月二十九，夜，我回到久別的江蘇丹陽農村老家，陪父母過春節。大年三十一早，久違的太陽很是應景地露出了臉。站在自家門口，向西看去，不遠處出現一片30、40層的高樓，是恒大的樓盤。對我這個很少回家，且能待時間不長的人而言，這大樓仿佛一夜之間長出來似的。幾年前，那塊地像我們村現在一樣，還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起的二層小瓦樓。望著那些高樓，我父母有些期盼地說，何時才會拆遷到我們村子。
“上面”：再也不讓動房子了
我們村在江南還算蠻典型的：人口不多，全村只有40多戶，150多口人;地很少，人均水田不到5分，此外還有幾十畝山地，但一直未分到戶;歷史較長，族譜可上溯到明朝，村史至少可追溯到宋代;生活較富足，單就拿一個指標說事，幾乎一半人家有小汽車……可是最近村民卻被村里的地和房的事，搞得有些不開心，甚至似乎影響到了過年氣氛。
“從2008年開始，管得是越來越緊。近些年村里再也不讓動房子了。”父親說。為此，上面還組織過一次入戶測量，并在2009年發下了一個紅本本——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證。據說，上面放話了，“誰家動房子，發現了就直接扒。就是建成了，補償也不認。”
不過，村民白明芳家五六年前，還是趁著一個空，快速地將自家的房屋狠狠地擴建了一下，兩間舊樓、一間廚房和一間豬棚，一起改修成四間大堂屋，占地面積足足擴大10多平方米。
白明芳家祖住在這個村子。父母生下兩女兒，兩兒子。白澤芳上面有個姐姐，是家中長子，還有排行老四的弟弟白明飛。按照當地風俗，女兒出嫁就基本與這個家庭分離了，只是每年中秋春節和一些大事時來看望父母，送幾季包(一般是點心什么的)。兒子成年就會分家單過。他父母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白家兄弟蓋了座二層小樓(各分得一間)，隔層用的是木板。以現在眼光看，那算不上是樓房。但放在當年，這絕對是高大上。同期的村里其他村民的房子大都沒有隔層，都只有一層。與現在情況一樣，當年找媳婦，男孩也得有間房。為了修這樓，不但耗盡了他們一家所有，還負了一些債。
按說，白明芳根本沒有必要搞這個房。他高中畢業后，就自己跑供銷，后來自己開起廠子。早在10年前，他和媳婦帶著兒子一家三口就搬進了位于開發區核心地帶的一間150平方米的自購大樓房。2008年之后，他們家人就基本不回村了。現在兒子大學畢業后，也在城里上班。
他家的改建，歸因于2007年始，越刮越烈的拆遷傳聞。按照當年的拆遷政策，補償主要看實際住宅面積。也就是在那幾年，村里所有能修的房子，哪怕是都倒了三面墻的一些老宅子，也被修好了。那些能加蓋的小平房，就像一夜之間長了個，都成了兩層三層的磚樓。
那正是我們國家建設大發展的時期，我們市(丹陽，縣級)也正處于快速發展時期，縣城的建設開發也像攤餅子向四邊擴開了。也就在同期，市政府將辦公樓搬到了開發區，離我們村1.5公里左右。隨之而來，是拔地而起的各個市直機關單位的大樓：交通大樓，廣電大樓，地稅大樓，國土大樓……2007年前后，縣城開發到我們西邊的鄰村。2010年前后，北邊的村子整村拆遷。幾乎同期，我們村的行政隸屬管轄發生了變化，與周邊幾個村撤并成一個新的行政村。不久之后，新組建的村行政區劃又被調到開發區，村也被改制成社區。2012年前后，南邊的村子被開發。我們村被開發熱潮包圍。
這個過程中，村子拆遷的消息不時就會出現一下。但每次都只是“聽到樓上的陣陣腳步聲，不見有人下樓來”。
租客：再也找不到這么合適的房子了
每次拆遷的消息，都會對外來的租房人產生一些小沖擊。“真是拆遷了，怕是很難找到這么合適的房子了。”來自安徽六安的一位鋼筋工孫師傅說。
10多年前，這個村子有了第一批租客。那時，幾位福建老板在村東頭搞起了一個磚廠。這也是村里招商引資的一個成果。這幾位老板是第一批村子租客，將一戶人家的二層小樓共6間屋，都租了下來。據說，一年也要付2000元左右的房租。嚴格講，當年的租客還包括一大批來自四川和貴州的幾十位打工農民。但他們條件較差，幾十個人擠住在幾間磚廠搭建的臨時的棚子里，其中不少人是拖家攜口的。
這是村子發展的一個里程碑，第一次村里房子有了出租收入。如果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就是一份財產性收入。從那以后，陸續有些安徽貴州等地來打工的人租住在村里。
孫師傅和媳婦是2012年來村里的。他在我們這兒給建筑工地扎鋼筋架，干一天掙200元;他媳婦在附近一家皮鞋廠做雜工，一個月3000元左右。對他們而言，這間近20平方的租屋，功能齊備。房主幾乎是按照城里公寓樣式標準來修建的，南北向通透大開間，北面獨立衛生間，用塑鋼玻璃墻隔開;中部廚房開放式，一個簡易的煤氣灶;南面靠窗一張雙人大床。“一個月才150元，這種房子如果再往城里一點，就是200元。”孫師傅說。另外，從這兒到他媳婦的廠子，騎電動車也就是20來分鐘，很是方便。從2012年以后，他們兩口子一直住在這里。
2013年前后，附近幾個村子拆遷，又來了一些鄰村的租客。按照原來的計劃，一兩年內就能回遷安置。但不曾想，因為種種原因沒能按時住進回遷樓。來自后面村子(徐家村)的徐雙福(70多歲)和老伴，以一年一萬元價格租下了一戶村民的房子，上下共六間，200平方米。至今他們已在這個村子住了4年多，早已習慣與我們村里人打交道，閑時還會與村里的人一起打麻將。盡管不算太方便，也不是原來的同村熟人，但他倒是滿足，“住的條件沒有比原來條件差，開發區(政府)每月補貼1千塊錢租房(具體算法是，一平米補貼幾塊錢)，減去房租，還能剩點。”
每次聽村民講要拆遷，孫師傅不免會有些擔心，到時還能不能找到性價比這么好的房子。
村干部：再也不分地了
“拆遷”的另一只靴子遲遲未見落地，可村里的地卻越來越少。
2016年9月份，村子里東邊的135畝地被征用，用于高速公路擴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村里經歷了三次耕地征用，1996年高速公路建設征走村北約40畝;2004年高速公路擴建征走約40畝;2005引進一家磚瓦廠，以租代征占了50畝左右田。后來因環保問題，磚廠被責令關閉，直接被別人接手用于設施農業。這塊地總算又搞回農業了，但搞農業的已經不是村里人。
我們村里二輪承包時總共約有400畝的地，其中有250畝左右的水田，150畝左右的丘陵山地;另外，還有幾畝魚塘。經過幾次征用開發，現在只有70多畝水田，70多畝山地。
“現在這些地都在村里(集體)。”村民白文慶對這些地的處置很是不解。“為何就不分了?”為此，去年9月份，部分村民還到村委駐地討要說法。村里并沒有給出統一說法。同時，這件事又夾雜在“征地換社保”的大背景下，也就是按照江蘇的統一政策，征走一畝耕地，解決村里一個人的養老問題。征地補償充入農戶的養老金賬戶，村民到60周歲后，每月可以從養老金賬戶領取約670元。有了養老的事牽扯，所以部分村民對分地并不是很堅持。
據說，根據村里意見，這次土地征用后，剩下的就不再分了，統一放在集體。據村民講，“村里把地拿在集體手中，是為了以后用起來方便”。為什么他們要這么干?筆者分析，可能還是因為城鎮化。按照現在的勢頭，開發到我們村恐怕不會太長時間。其實，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心里很清楚，以后征地會越來越難，代價越來越大。
與之想法相對應的是，部分村民之所以強烈要求分配剩下的地，就是覺得需要有證在手，未來土地再被征用時，能在談判補償時占據有利地位。
不過，上級要求，2018年前村里要完成土地確權，而且需要確權到戶并頒證。此外，究竟采用確權不確地，還是確權確地的方法，至今好像沒有定論。這些也著實讓村干部和上級有關部門費了心。
上面卻不斷傳來好消息，國家先后出臺相關農村土地、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文件等。“政策具體怎么講的，不是很清楚，但有一點，今后我們的地與房是更值錢了。”這讓想分田的村民非常興奮，但村里遲遲不“分”田，也讓他們有些不放心。
村民：再也不種地了
村里不再分地了，但并不排斥村民去種。“誰想種，誰就去種好了。”村干部白忠國說，“但也得按照這里的標準交租金。”開發區定的最低標準是：山地800元/畝，水田1200元/畝。這個標準也讓絕大多數想種地的人望而卻步。
其實，對農戶而言，就是地要過來，也不是自己種。“掙不到錢，再也不種地了。”村民白保金說。白保金，今年61歲，原是個種田老把式。但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不種田了，主要靠在外面打雜工掙錢。
村里除了極少數上了年紀的人會種點自家吃的菜，早已沒有人愿意種地了。我們村的村民棄農比較早，這歸因于當地發達的民營經濟。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始，鄉鎮企業和民營小企業就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村民只要愿意，在3~5公里范圍內就能找到一份工做，而且收入還算可以。所以，從那時起村里人就基本靠務工來掙錢了。
二輪承包時(1998年前后)，白保金家還有四五畝田，當時搞麥稻兩熟，或油菜水稻兩熟。白保金說：“那時種地不但很苦，而且基本掙不到錢。”后來國家政策好了，種田有補貼，糧價也上漲，但種糧仍然掙不到錢，種地純粹就是為解決一下家里的口糧供給問題。但如果現在還種糧，即使是管理得好，天還幫忙，市場行情還不差，此種情況下，村里一畝地也就是幾百元的效益，遠低于開發區定下的關于地方土地流轉租金最低指導價。所以村里一些土地幾年前基本處于半休耕狀態，大部分地一年也就種一季稻谷。
農戶不種糧了，大家都需要從市場買米吃。從國家層面來看，江蘇需要實現糧食自給，所謂“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幾年前，我曾經采訪過地方(鎮江市，地級)的一位主要領導，專門問過糧食自給問題。當時這位領導說，主要通過在東北設立商品糧基地的辦法解決。也就是說，市里以一定的價格從基地訂購糧食，滿足我們地方消費。這樣，基地生產出糧食就視作我們地方生產出來的。但這個情況，也無從求證。
“掙錢還得靠手藝、靠出去打工。”白保金說。在我們村上，有跑運輸的，一天能掙大幾百;有做瓦木工的，收入按天算，大工200元/天，小工150元/天;還有做眼鏡的，熟練技術工能穩定地有5000元月收入;做皮鞋加工的，熟練普通工能穩定地有4000元左右月收入;做服裝加工的，能穩定地有3000元左右月收入;還有不需要技術的苦力活，比如去超市搬貨，能有2500元左右月收入;即使上了年紀的老人，給人看大門、掃馬路，還有2000元左右月收入。
村里人靠著務工，生活都過得不賴。現在村民不但衣食無憂，算是過上了較為體面的生活。
進城的人：再也不想回村里了
對耕種的放棄，意味著村民生活方式也會跟著發生改變。在我們村里，大體可以40歲作為分界，年紀大一點的人，還是愿意生活在村里。這里是熟人社會，他們待得自在。年紀輕的人，很少愿意留在村里。
我們村150多口人，經常在村也就100來口人。如果以戶主處在30~40歲年齡段為例，總共有10來戶，其中住在村里也就是一半。這一半中，有幾位也在縣城置了業;還有兩位是因為孩子馬上要考大學(讀大學)，考慮到未來的不確定性，暫時沒有到縣城置業;另外一位，是因為能力不足。算下來，只有兩戶對離開村子，愿望不是很強烈。
“再也不想待在村里了。”白菲菲(40歲)一家20年前就全家搬進城了。早期她們家人還時不時回村里看看老房子，甚至還會種點菜帶回城里吃。四年前她們家干脆將家里房子全出租了。只是在大年初一，這個最重要的日子，才回來兩個人，與村民相互拜個年、打個招呼。對于她們一家，從20年前那次搬家，就意味著與這個村子的告別。她們的孩子出生在縣城，上學、長大也一直在縣城。對白芳芳一家人而言，早已習慣了城里的生活。
大年初三，我又一次辭別父母，離開村子。一位老同學熱心地開車送我去高鐵站。在路上，他不經意地突然來了一句：“不想都20多年了，物是人非。”對筆者而言，從20年前提上行李，踏上外出求學路那一刻起，就是與這個村子作了告別，但一直都別而不得離。我的父母堅持，在他們身體都健康的狀態下，就住在村里。有時，真希望村子早點拆掉算了，這樣父母也沒有條件留下了。但每一次聽到村子要拆遷的消息，心里又有些不情愿。
好像有意似的，老同學走了北行的路線去高鐵站，經過了恒大的樓盤。向東，我看到了不遠處的老家。我就想：“身旁的高樓，似乎也是我們村子未來的歸宿。”如果有朝一日，村子真被拆掉了，就意味著20歲以前的我只能留存在記憶之中。但不管怎么樣，我相信，我們的村子都還會以某種形態繼續存在。
（出于對家鄉的尊重，我隱去了老家名字，同時文中出現的人物都用化名）
后記：不得已的“前后”和“多”
源于含混折衷主義的傳統，我對老家也用了很多不精確概述表達，比如文中多次了出現“XXXX年前后”，“XX多戶”，“XX多口人”，這實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關于村子開發的時間。比如，確認村子被開發的時間，不同的主體會有不同的標準。如果從政府角度來看，發出拆遷(征用、開發)文件的日子，就是正式開發的日子。但對農戶而言，拆遷利益的兌現之日，才是真正的開發日子。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開發過程往往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以我們西邊的村開發為例，最早征用文件在2004年就出來了，但房子正式被拆遷是在2006年，而農民獲得完整的拆遷利益則又是在2年之后。這期間，還涉及一些相關政策的調整變動。這里就不再贅述。
關于村里的人口。就像現在的城市，我們村里的人口統計起來也很難，難就難在口徑的把握。我們村主要有五類人：一是原籍原戶，這占絕大多數;二是回遷村民，有三四位;三是遷入農戶，有一戶(四口人)從外村遷入;四是戶口遷走仍居住在村的人;五是外來租戶。此外，還有嫁到村里的媳婦和外嫁的女兒，這中間有遷入和遷出的。這實質牽涉一個較為核心的問題，集體成員資格問題，也就是能不能獲得集體福利。就我們村來講，在籍來算43戶，150口人;但以集體成員資格來評判，150口人中，至少要減去當年遷出后又遷回戶口的人，因為根據村里的規定，這部分人盡管戶籍回村，但不能享受集體福利。以常住狀態來看，已經有50多人常年定住在縣城，基本不回村子。這兒又用了一個“多”，仍然是不得已，因為有些人盡管定住在縣域，但仍時常來村里的房子住住。
不過，“前后”和“多”的表述，卻是我們這個村子城鎮化的一種實在表現。在筆者看來，城鎮化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瞬態變化，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標態，這絕對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此外，我們村子在位置上也處于城鄉過渡帶，所以城與鄉的特征也是兼而有之。而我們的村民正處一種亦城亦鄉、半城半鄉的狀態之中。盡管條件不甚好，但在這種狀態下，村民實現了自恰和滿足。套用一句話，“有點陽光，就會燦爛”。
來源：《農村工作通訊》2017年第6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微觀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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