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州省玉屏侗族自治縣，一個總人數27人的扶貧辦，卻曝出了腐敗窩案，2名原任領導、6名現任領導和3名中層業務骨干都牽涉其中，令人震驚。（中國紀檢監察報6月4日）
“您撥叫的用戶忙請稍后再撥”，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應該說，一個總人數27人的扶貧辦，卻曝出了腐敗窩案，2名原任領導、6名現任領導和3名中層業務骨干都牽涉其中。便是源于監督“漫游”，不在服務區。
“漫游”泛指移動通信網自動跟蹤移動臺，向處在任何位置的移動臺提供服務。它的主要功能有位置登記和呼叫轉移。身為扶貧辦主任，“近水樓臺先得月”，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先后為6家企業在申請扶貧項目資金過程中給予“關照”，從中獲取27.6萬元“好處費”。人心不足蛇吞象。更為奇葩的是還安排下屬對扶貧項目資金進行暗箱操作，以“工作經費”的名義違規向獲得扶貧貸款貼息的企業、產業扶持發展項目實施單位和個人收取資金共計850.8萬元，納入小金庫管理使用，并與班子成員及個別中層干部進行私分，自己從中分得20萬元。看到此，相信正好應驗了那句話“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貪如火，不遏則燎原”。剖析腐敗窩案過程不難發現，理想信念缺失、制度不健全和監督管理缺位是他們走向違紀歪路的共性因素。因制度不健全、監管存在“盲區”等原因，簡光祿等人才能肆無忌憚，才能頻繁伸手，以致走上不歸路。當然，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窩案的涉事者未必不知，控制不住自己，心存僥幸、頂風違紀，頻頻伸出不該伸的手，是其內因。但，值得厘清得是，2名原任領導、6名現任領導和3名中層業務骨干都牽涉其中，緣何會暢通無阻？如此沆瀣一氣的攻守同盟、同惡相濟，誰之過？又是什么原因讓內部監督失效、外部監督難以介入，才有了“攜手”能撈到好處“抱團貪腐”？
答案不言而喻，扶貧干部“攜手”撈好處，擺脫不了監督失效的事實。
當然，話又說回來，“攜手”撈好處對于監督部門而言，確實有監督的弊端。單就腐敗的事實來看，成員之間擰成一股繩，如同螞蚱一樣被捆綁在一起。正所謂“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誠然，在公共利益部門化、集體利益個人化語境下，自然而然也就有了集體掩護、集體失聲、集體串供，部門內部風險共擔的“利益聯盟”。正如，涉案的徐東一樣，看到別人從中“撈大錢”，自己也不忘從中“撈小錢”，不但收受申報扶貧貸款貼息企業老板的“好處費”，還從小金庫中“撈到”8萬元。也正是自己的玩忽職守，對項目審核不嚴，導致該縣某企業以虛假銀行貸款資料騙取國家扶貧貸款貼息資金105萬元。試想，假以審計、監察的力量能到位，這一腐敗窩案，有何以發酵、成形，前赴后繼？
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曾如是說到：“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回到本案，扶貧干部“攜手”撈好再次警醒監督部門，唯有筑牢反腐的防線，堵住腐敗利益源、斬斷腐敗利益鏈，讓各項制度真正發力，才能管得住人；唯有完善管理制度，保證決策制定、落實執行、考核審計、監督反饋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開，用陽光照亮暗角才能保證權力不“出軌”；唯有增加民眾的監督話語權，以多管齊下的監督方式參與到對權力運行的監督過程中，才能破除內部利益共同體。總之一點，僅僅依賴于官員的自覺、自律那是有風險存在，只有給權力套上制度“緊箍咒”，讓反腐利劍高懸，監督才能回到“服務區”。
作者單位：四川北川縣組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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