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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綜述

[ 作者:周嶸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10-18 錄入:吳玲香 ]

“改”出農民更多獲得感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綜述

2014年9月,中央深改組審議通過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制改革方案。2015年5月,全國29個縣(市、區)開始進行農民股份合作、賦予農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2017年,農業部新增100個縣(市、區)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單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正在穩步提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對農村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調整和完善,要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近年來多個中央“一號文件”,都高度重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2016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對盤活農村集體資產、維護農民成員權利的重大改革任務作出了總體部署。五年來,各類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的樣本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農村集體產權關系進一步清晰,農民財產性收入進一步增長,農民股份權能進一步穩固,為穩定集體所有制關系,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注入了強勁動能,農民獲得感不斷提升。

資產透明度極大提高助推管理規范

過去,在湖南省資興市黃草鎮豐林村村民劉美秀心里,基本沒有“集體資產”這個概念。但這一切隨著資興市2015年啟動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開始發生改變。劉美秀不但清楚知道村里經營性資產價值1510500元,而且還成了這筆資產的“股東”之一。2016年底,劉美秀參加了豐林村集體資產股份合作社社員代表大會,第一次對集體資產運營和收益分配說出了自己的看法,話雖不多,可讓她首次有了“我要關心集體資產”的想法。

隨著新一輪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大幕拉開,巨額存量集體資產成為改革重點。過去,集體產權不明晰,如同一道擋在農民和集體資產間的“圍墻”,集體資產名義上“人人有份”,實際上由少數干部掌控和隨意支配。

推倒這面“墻”,公開民主地管理集體資產,機制是關鍵。在推進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改革中,一套長期有效的集體資產管理制度也隨之建立。在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中,股東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正在行使資產管理職能,財務管理、資產管理、民主監督、民主議事、收益分配等關鍵性問題都變得有章可循。集體資產的透明度極大提高,農民參與管理積極性空前高漲。

成都市溫江區萬春鎮天鄉路社區是成都最早探索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改革的社區,完成“村民”到“股民”華麗轉身的社員對社區近2000萬元的集體資產“看得見、摸得著、管得住”了。其中3.6萬平方米商鋪是群眾最關注的經營性資產。“我們都是農民,對專業的商鋪管理一竅不通,必須找專業的人來干。”據社區書記王世軍介紹,全體股東召開大會,經過多番討論,委托具有多年商鋪管理經驗的金川公司對商鋪進行統一管理,短短幾年,集體經濟收入由最初的30萬元增加到230萬元。

十八大以來,伴隨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集體資產活力迸發,激活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潛能。有著“安徽股改第一村”之稱的宣城市宣州區花園村成立了安徽花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地處城區的優勢,開發建設了大型酒店、老年公寓,集體資產也隨之快速升值,到2016年底,村集體經濟收入由2013年的10.5萬元增長到628萬元。

財產性收入持續增加彰顯改革紅利

“股權改革為農民,家家戶戶把股配,每年紅利賬上匯,心已醉!”這首簡單易懂的三句半在湖北省京山縣新市鎮城畈社區廣為流傳。2016年10月26日,城畈經濟股份合作社1815名股東分享了459.68萬元股份紅利。“我家5口人,配了239股,這次分了三年紅利,每股93元,一共分了22227元。” 城畈村2組村民吳大瑞笑瞇瞇地說。

農民群眾的獲得感來自于實實在在的收益。在今年1月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進行政策解讀,他指出,把集體的經營性資產確權到戶,實現農民對集體資產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權利,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讓農民共享農村改革的發展成果。

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這是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的核心任務,全面落實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權和收益權已邁出實質性步伐。地處成都市郊的洪柳社區股份經濟合作社2016年實現了固定資產出租和現金投資理財收入580萬元,純收入362萬元。放在幾年前,這幾百萬元的收入只能趴在賬本上,落不到村民自己的口袋里。“以前社區是積累了不少集體資產,但所有的錢不敢往下分,也沒人敢拿來發展。”社區書記劉德全說,社區群眾一直希望享受集體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實現分紅。2015年,社區被列為四川省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改革首批試點,集體成員享受分配權利得到落實。目前,洪柳社區每年對集體經濟組織界定人員進行了分紅,至今累計分紅達1490.4萬元。

農業部經管司司長張紅宇說,實踐證明,通過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將集體資產確權到戶,集體收益按股份或按份額分紅,農民就能嘗到改革的甜頭。先行改革的廣東南海、上海閔行區在農民收入構成中,股份分紅的財產性收入已占到了農民可支配收入的20%左右。

數字蘊含巨變。到2015年底,全國已經有5.8萬個村,4.7萬個村民小組實行這項改革,已經累計向農民股金分紅近2600億元,2015年當年就分紅了411億元。越來越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正在分享改革大紅包。

帶著股權證進城落戶再無后顧之憂

家住江蘇省昆山市花橋鎮周涇村的農民呂春蘭最近很興奮。由于村莊整體動遷,她成了城市居民。搬遷之后,她拿到了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股權,等工廠建成后,每年也能有幾千元的分紅,加上打工的工資,收入肯定會超過以前。更重要的是, 呂春蘭感覺現在“解放了”:“攥著股權,去哪兒干心里都有底。”

當呂春蘭為自己“洗腳進城”感覺“解放了”的時候,或許她并不知道,像她這樣的帶著集體資產股份進城的農民在全國還有很多,他們不僅可以像城里人一樣享受就業、住房和保障,還可以額外獲得一份家鄉土地增值帶來的持續收益。這些變化,都給農民送去重大利好——他們可以帶著股權進城落戶,而且能夠世代享受集體資產收益。

丁春燕出嫁離開小涇村已20年,戶口十幾年前遷到昆山,這次她和兒子都拿到股權證。“以前想把戶口遷回村,沒成功。有了股權證,不用再折騰。聽說一年分紅不到100元,錢不多,但以后總會有用處。”她說,兒子今年19歲,將來不管走到哪,都能享受村里分紅。手里拿著股權證,走到哪里都有權參與集體資產的管理決策、享受收益分配,這是呂春蘭、丁春燕們的“底氣”所在。而專心經營集體資產實現了村強民富之后,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的農民又開始享受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特殊福利保障。

“動遷戶物業管理費補貼每人每年2400元,有線電視費補貼每戶每年156元;對1000多名退休村民(女50歲以上、男55歲以上)每人每年補貼牛奶費800元、組織兩次旅游;村民故世,向家屬發放慰問金2000元;村民高溫費和超高溫費每人每年400元;元旦、五一、國慶、春節四個節日,除發放大米、水果、食用油等實物外,每人每次另外發200元。” 這是九星村村民福利清單中的部分內容。拿著股權證的農民也開始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保障體系。薪金、股金、福利金,這三項收入實現了全覆蓋,留在村里的村民沒有生活之憂,融入城市生活的村民則沒有后顧之憂。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從家庭聯產承包到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每一次改革,都激發出火一般的熱情。而每一次改革,帶來的,都是令人欣喜的飛躍。億萬農民正不斷從幾十年來在這片土地上付出的勞動積累中得到持續回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經營管理》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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