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如果真的有天災,歷史將重現,糧食安全大于天
從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隸在內，整個華北地區遭遇了兩百年來未遇的旱災，死亡人數超過了1000萬，震撼了整個世界。這場災難被稱為“丁戊奇荒”。
1876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廣東、福建兩省損失尤為嚴重。而北方各省，從長江以北直到中朝邊境，出現了大面積的干旱，部分區域顆粒無收。隨后，蝗蟲覆蓋了直隸省大部，包括天津在內，蝗災過后，一片狼藉。
第二年（1877年），華北旱情毫無緩解，蝗蟲繼續光顧。脆弱的儲備糧體系立即崩潰，大規模的死亡開始光臨這片十年前遭受戰爭災難（平捻之戰）的區域。山西和陜西兩省因交通不便，受災尤其嚴重。
英國人的外交報告當時這樣描寫：“在遭受災難最為嚴重的一些州縣里，百姓像野獸似的互相掠食；在幾百個甚至幾千個村落中，70%的居民已經死亡了。”
朝廷派往山西賑濟的閻敬銘說：“往來二三千里，目之所見，皆系鵠面鳩形；耳之所聞，無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繞車而過，殘喘呼救，望地而僵。”
災荒如此嚴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災”，但“人禍”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自內戰平息以后，雖然李鴻章等官員大力興修農田水利，但官場腐敗，導致不少水利設施形同虛設。
更為致命的是，平時常設的“常平倉”、“社倉”“義倉”，因戰亂和官員的腐敗，出現了大面積的“虧短”。這導致了千百年來最為關鍵的國家儲備糧食制度在災難面前毫無作用。
“丁戊奇荒”發生后，河南巡撫兼東河河道總督李鶴年上報，請求從省外輸送糧食救濟。而按照官方的統計資料，河南本地的“常平倉”里應該有95萬余石糧食，卻幾乎是空倉。各受災省份情況大致相仿，盡管報表年年做，糧倉中卻空空如也。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在大災難面前，災區的官員還算是正視困難，沒有打腫臉充胖子，各地紛紛奏清朝廷，告急求援。
濫種罌粟，也是人禍的主要成因。鴉片之毒，清帝國但凡有識之士無不切齒痛恨，但奇怪的是，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從地方政府到農戶，都大力種植這種“錢”途遠大的“經濟作物”。
各省把最好的田用于種植鴉片，糧食生產幾乎被忽略，依賴從外地購糧。時人認定，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
災難爆發之后，大清朝廷行動相當迅速，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統籌抗災事宜。
民眾相信飯碗，而不相信口號，讓百姓有飯吃，這是中國數千年以來不能不講的最大政治。災難爆發前，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內憂外患掏空了國力，但是這臺老舊的政權機器還是在慣性的驅動下，強行啟動，勉力而行，依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李鴻章的統籌下，朝廷運用國家權力，調集了手中持有的大批糧食，從江南的漕糧到東北的庫米，支援災區。
李鴻章興辦的洋務實業，此時也開始發揮巨大的作用。輪船招商局調集大量人力物力，開赴奉天、江蘇、安徽、湖廣等無災地區，對糧食進行大規模征收，并集中到了天津。
李鴻章多方籌措經費，朝廷給一點、地方籌一點、民間捐一點，也開始接受境外慈善機構和西方教會的捐贈，甚至不惜挪用軍費，不惜加大“捐納”力度（朝廷公開出售一些官職）。這與后世人們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這并非“賣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實只是官員身份和官員級別的榮譽頭銜，而非實際掌握行政權力的官位。
在救災過程中，李鴻章大力整頓吏治，將貪污腐化、玩忽職守的地方官們，參的參，罷的罷，關的關，同時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災中表現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員。這對穩定災區的民心士氣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這場旱災，是大清國繼太平天國動亂之后，面臨的又一次嚴峻挑戰。而令世人大跌眼鏡的是，從來大災必生大亂，但這次“丁戊奇荒”，除了局部地區有騷亂以外，災區顯示了罕見的寧靜，沒有人趁機揭竿而起，問鼎中原。
這不得不說是中國封建歷史上的一個奇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今日頭條（頭條號/歷史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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