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種糧大戶“毀約棄耕”引發的調查與思考
近年來，各地為破解“誰來種地”難題、保障糧食生產穩定，積極引導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等發展糧食規模經營。但歲末年初一些地方卻不斷曝出種糧大戶虧損乃至“毀約棄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如何看待種糧大戶“毀約棄耕”?農業規模經營之路怎么走?政府何為?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進行了深度追蹤。
種糧大戶面臨多重壓力
“這兩年，我因糧價過低賠了1600萬元，去年就干不下去了。”新年剛過，流轉8000多畝土地種糧的魯北人老閆就“撂挑子”不干了。山東菏澤、濟寧等地不少種糧大戶也反映,這兩年玉米價格下跌幅度太大了,每公斤比2014年便宜七八毛錢,按畝產600公斤計算,每畝少收入四五百元。
“國際糧食進口多，而且質優價廉，受國際糧價的沖擊，國內糧價這兩年下降，而且去年自然災害頻繁，”流轉了16000畝土地、有著“河南糧王”之稱的息縣農民柳學友表示，他認識的70%的種糧大戶去年都效益不好，不少種糧大戶選擇另謀生路。
不僅是玉米小麥產區，南方水稻產區一些大戶也面臨糧價下降之憂。江西豐城市小港鎮種糧能手張俊杰經營1900多畝水田，去年純收入下降了近三成，少了15萬元左右。
“這兩年連遇陰雨和高溫天氣，產量持續下降。糧食收購價格又下滑得厲害。2015年晚稻出售平均價為1.26元/斤，2016年只有1.17元。”張俊杰介紹。
與糧食價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種糧成本特別是土地流轉價格居高不下。近年來，隨著“三農”環境不斷向好，社會資本加速涌入農村“包地”，推高了土地租金，一些種糧大戶坦言“如果給不起價格，根本包不到地”。
湖北隨縣農民錢勝，2014年返鄉創辦祥瑞農業種植合作社，共流轉土地3800畝，沒想到去年虧損160多萬元，讓他打起了退堂鼓：“2016年水稻和小麥每畝投入成本2153元，收入1727元，畝平凈虧426元。租金是最大的成本，每年每畝625斤稻谷，折算現金為800元，每年僅此一項支出304萬元。”
一些種糧大戶還反映，當前規模化種糧還存在貸款難、保險賠付標準低、社會化服務不配套、經營權不穩定等難題。
規模經營的關鍵在于適度
專家分析，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農產品價格“天花板”與成本“地板”的雙重擠壓，種田大戶效益下降甚至虧損，與農業發展的客觀形勢密不可分，但也有攤子鋪得過大、經營管理能力跟不上等主觀原因，反映出一些新型經營主體對農業規模經營存在盲目冒進的問題。
規模經營產生規模效益，擴大經營規模是實現農業增效的重要途徑。但專家指出，規模經營要“適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湖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鄒進泰表示，中央一號文件講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符合中國國情。種植大宗農作物，利潤不高，經營規模超過一定限度反而會帶來效益下降。他走訪過一些種糧大戶，了解到，在當前情況下，一個家庭兩個勞動力，種田規模三四百畝為最佳。這種規模能做到精耕細作，提高產量。種田有些環節必須靠人力來完成，如果種田規模太大，就得請工。現在農村人力成本高，且農業生產勞動效果難以檢測，如果靠請工種田，成本增高而產量下降。
山東章丘市繡惠鎮太平村種糧大戶張保華對此深有體會。他2000年開始流轉土地，面積逐年擴大，2013年達到670畝，不過2015年他主動將經營面積縮減到182畝。“以前地沒那么多的時候，我一個人就能看過來，管理很及時，后來到了670畝，根本顧不過來，需要雇傭很多勞動力，如果沒有補貼，賺不了多少錢。”張保華說，“在生產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到了一定規模，產量就達到了‘極限度’。種的土地是少了，但單產提高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
“如果管理和銷售跟不上，規模大了肯定賠錢。管理好了，200畝比1000畝效益還要好。”河南淅川縣綠源種植合作社理事長謝玉江說。他最初也計劃快速擴張，但深思熟慮后還是放慢了腳步，至今也只流轉了500畝土地，由于管理精細，發展穩健，這兩年取得了良好效益。
從數百畝到幾千畝，甚至上萬畝，對經營者能力、資金、裝備水平提出完全不同的高要求，跟不上變化，虧損不可避免。“一個或幾個家庭合作，就可以種幾百畝。而經營幾千畝，意味著經營者需要實現從‘個體戶’到‘公司管理者’身份的轉換。 ”安徽省農委種植業局副局長黃秋云認為，并不是每個種糧大戶都能夠順利轉型。
引導規模經營健康發展需綜合施策
無論如何，種植大戶“毀約棄耕”,受損失的不僅是自身,還影響農民收益、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
專家認為，應進一步加強流轉管理和服務。對欲流轉土地進行糧食規模經營的主體，要考察其經營能力、經濟實力和信用水平，防止其經營規模與實力能力不匹配，給農業生產和農民利益帶來風險;對流轉價格加強指導，防止土地流轉價格與市場糧食價格脫節;對流轉糾紛加強調處，維護好農民權益和農村穩定。此外，還要建立土地流轉風險保障金，防止因經營嚴重虧損給承包農戶帶來損失。
“要想從根本上防止‘毀約棄耕’現象發生,還要從解決種糧大戶現實問題做起，讓種糧有利可圖。”多位受訪專家、基層干部和種糧大戶均持此觀點。
江西省農業廳政策法規處處長胡仲明表示，種糧直補、良種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等農業補貼直接發放給農民，而新型經營主體基本上拿不到，還要支付土地流轉費用和承擔所有風險，不利于其發展壯大。江西省委黨校農村問題專家劉勇認為，目前政府對各類新型經營主體的發展階段和實際需求有針對性的扶持還不夠，今后應增強扶持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糧食屬于風險高、收益少的行業，我認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貸款難、保險弱問題。”湖南漢壽縣昌元水稻種植合作社理事長張昌元說。他介紹，目前農業保險只有減產30%才能啟動賠償，最多每畝賠380元，而每畝的物化成本有五六百元，而且風災、低溫都難以納入保險范圍，他建議進一步擴大保險范圍、提高賠償標準。
河南息縣農民柳學友則談到,種糧大戶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對新品種、新技術接觸少,應加強對職業農民的培訓和指導。
“規模經營不是單一的土地集中，農業規模經營有多種實現途徑。”多位基層農經工作者表示，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通過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等形式，發展服務帶動型的農業規模經營，可以有效解決單家獨戶無法使用大型農機具、與市場對接難等問題，具有更廣闊的前景。各地在扶持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的同時，應大力引導發展規模帶動型規模經營。
“農民進城打工，我幫農民打工。”湖南省漢壽縣金穗米業種糧合作社理事長童曉華形象地描述土地托管服務。據他介紹，通過統一提供耕、種、管、收等服務，雙季稻每畝為農民增收400—700元，單季稻每畝增收200—500元。他計劃在穩定流轉面積的基礎上，擴大托管面積到5萬畝。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土地托管沒有割裂農民與土地的聯系，農民仍然保留著對土地的經營權、決策權和收益權，解除了農民的后顧之憂，經營主體也不需要承擔高額的土地租金帶來的生產經營風險，同時還能通過提供統一服務提高收益，是符合當前農村實際的一種規模化經營形式，值得推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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