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實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志的農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層爭論異常激烈。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應允。事后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
一
1950年初，中央決定召開全會，土地問題是議題之一。為了起草土改報告，杜潤生兩次被召到北京。在香山雙清別墅，杜潤生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他在解放后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杜潤生關于土改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后來杜潤生又提出土改應分三個階段進行，對此，毛主席認為很有必要。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出色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擔任了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設立中央農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后的農業合作化。
杜潤生再次受到毛澤東召見。但這一次，杜潤生的某些觀點和毛澤東的有了分歧。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產力。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后，農民才從地主那里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為此，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主張不要過于急躁，應該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對于這一點，毛澤東當初也是贊同的，但后來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一大二公三純”的思維模式使得當時的人們根本不顧農村的實際，造成了不應有的失誤。在這種形勢下，杜潤生將自己的一些想法透露給了陳伯達，給上面留下了一個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狂傲形象。
不久，毛澤東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會后，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并調離農業口。從此他20年與農村經濟工作無緣。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后也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
二
離開農業崗位后，杜潤生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杜潤生再次回到農業系統工作時已是1979年。當時，新成立了國家農業委員會，杜潤生因為有農村工作經驗，被任命為副主任。杜潤生說，初回農委工作時，有同志好言相勸，要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再提倡搞包產到戶。
但是當時也有另外一種聲音，有些同志認為，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間問題。這讓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爭議所在。
那時在中央高層中，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很敏感的有爭議的話題。華國鋒、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態度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而胡耀邦和鄧小平對這一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他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構想。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這樣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
不過接下來的發展并不順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很多人對包產到戶的提法不明確支持，甚至還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會議一時間無法繼續。杜潤生、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斟酌措詞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1980年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文件指出，對貧困地區來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必要措施。這個文件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僵化觀念，向前邁進了一步。該文件雖然距今天已經遙遠，但它在當時中國農村產生了較大的思想沖擊。
應該說，75號文件是一份承前啟后的文件，但也是一個妥協的文件，是大家爭論的結果。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吳象發表的一篇題為《陽關道和獨木橋》的文章，就形象地描述了當時的那種爭議。
三
1981年的春夏之交，杜潤生率調查組分赴各省實地考察。
一年后，杜潤生帶領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個重要文件，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這一天發布的1982年1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后來也稱為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文件。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條件自由選擇，同時宣布長期不變。杜潤生回憶說，“這個文件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后說‘完全同意’。陳云看后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眾的擁護’。”就這樣，“一號文件”結束了圍繞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激烈爭論。包產到戶從此成為中央決策。
此后不久，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在農村工作方面，中央每年都要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杜潤生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初布置調查題目，秋季總結，醞釀，探討，冬天起草，次年年初發出。杜潤生提出的包產到戶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實。
1982年至1986年的五個“一號文件”的主要精神是：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放活農村工商業；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后來有人稱杜潤生為黨內的改革派，有人稱他為經濟學家。但他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繼1986年“一號文件”之后，中央1987年確定了深化農村改革的三項目標。但是杜潤生依然心存隱憂：“理論上揭示不等于實際上解決問題。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結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正是因此，農村改革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國農村改革并未終結，必須從全局改革中尋找前進道路。”
四
“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這是杜潤生老人的至理名言。這位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1936年入黨，1947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的老同志，自1950年著手土地改革工作后，對處于弱勢群體的農民特別關愛。
他總說：“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
晚年的杜潤生已倦于回顧自己對“包產到戶”的作為，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在安靜的個人世界里，他思考得最多的問題是今后新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方向。他認為，中國的改革要過兩關，一個市場關，一個民主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組織人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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